【美国《时代》周刊二月二二日专题报道】题：新抵达美国的人们：梦想与现实副题：不论是获得成功的人还是希望幻灭了的人，都有失落之感
对德国出生的心脏病学家格林齐希来说，美国是一块自由的国土。格林齐希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医学教授、心血管病专家，他每天工作十五小时，并不是为了经济上的需要。他以七十年代在瑞士首创打开因动脉粥样硬化阻塞的血管的技术而驰名于世；他到亚特兰大来是为了继续从事研究。他说：“我热爱我的工作。”
看来他是称心如意的，然而，象他这样的人在最近移居美国的人中为数不多。其他许多移民，不管是通过合法途径，还是非法途径来美国的；不管是长期居住，还是暂时栖身的，他们都感到了新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时时感到若有所失，前途渺茫。《时代》周刊在美国各地的记者发现，许多移民，特别是那些没有熟练技术的移民，惧怕竞争和挑战。一名叫阿方索的非法入境者，八个月前逃离萨尔瓦多，现在在休斯敦一家工厂工作。他说：“在国内，不是穷人就是富人，只有贫穷才受到歧视。而在这里，老板歧视工人，白人歧视黑人，合法的移民歧视非法的移民。即使在同一个种族内部，也有歧视。我认为，这是因为在美国竞争太多。为了要过日子，人们需要得到任何可以得到的优势。”
有时竞争可以完全把人压倒。在新泽西的尤尼恩城，一个叫玛丽亚的萨尔瓦多人（二十一岁），曾在选美比赛中被选为皇后，她每周大部分时间都同两个兄弟和病魔缠身的父亲呆在三间一套的狭小公寓房子里。作为一个非法移民，她只能在星期日出去做弥撒，匆匆买点东西赶快回家。她说：“美国太可怕了，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怕移民局来捉我们。”为了挣钱支付父亲的医疗费（他是非法移民，没有医疗救济），她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做工业缝纫机的机罩，每做一个只得八美分。她伤心地说：“在我离开家时，我以为处境会好一些，谁知却是这个样子。”
现在波士顿定居的二十七岁的姓阮的人是在一九八○年初离开西贡加入船民的行列来到美国的。她在逃离越南之前是学牙科的学生，在美国完全重新开始学习；她在结束马萨诸塞大学牙科预修课程后，被塔夫茨大学牙科学院接受了。但是，对她来说一个很大的障碍是：每年的学费杂费总数达一万七千三百七十美元，这笔数目她是很难筹措到的，尽管美国政府给新从印度支那来的人提供特别赠款予以帮助，仍是无济于事。她说：“这里的费用太昂贵了。”但是对几乎是所有新到美国来的人来说，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文化习俗方面叫人震惊。甚至连美国的电影、书籍和电视也叫他们对美国的现实无法适应。
一家苏联犹太人移民的家庭在离开列宁格勒到休斯敦以后，同样感到非常震惊。十五岁的符拉奇米尔回忆说，三年前，他们第一次驱车到得克萨斯州的新居附近一带，“我们都认为，人们都住在那些摩天大楼里。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些摩天大楼只是为办公用时，都感到非常惊讶。”符拉奇米尔发现这里初中的课程很容易，他说，“我在这里学的算术，在苏联第三年级时就学过了”。符拉奇米尔的母亲利雅，今年四十岁，她承认，美国人的幽默使她莫名其妙，美国人的一种习俗使她不知所措。她说，“人们见到我总是要问：‘您好吗？’，然而每当我要答复人家时，他们又谈别的事了。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生气了。现在，我懂得了，他们只是顺口问候一下，没有要你回答。你绝对不会知道美国人在想什么。”
即使大多数移民很快同化，他们还是常常感到孤单和苦恼。今年二十三岁的莉娜·潘契尼柯夫，尽管她同她的父亲拉扎尔和母亲费南在华盛顿郊区定居下来了，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她仍然认为乌克兰才是“家”。
二十六岁的金萨万·巴坦马冯一九七三年从老挝来到美国读书，以争取当一个专业外交人员。他在旧金山呆了一年，那里“虽富有艺术情趣，然而是一个疯狂的地方”。他在佐治亚州农村呆了三年，那里风景优美，但是“那里的人同我格格不入，他们不乐于同我这个东方人相处。”
住在波士顿的阮说：“我想念我西贡的街坊邻里，在那里，我认识每一个人，人们相互帮助，友好相处。对美国人来说就完全不然。”
看来，移民们能团结相处倒是有它的好处。例如纽约市的售货员张戴奎（今年三十二岁）说：“有了家族和朋友关系就可以帮助我们开业经商。我们是不容易从银行借到钱的。”移民们还发现，相互之间住得靠近一点还可相互保护，使他们免遭一种最主要的威胁——美国很高的犯罪率。一个住在纽约城的、来自北也门的农民的儿子、二十一岁的哈穆德·蒙堵塞尔抱怨说：“这里的暴力行为十分猖狂，人人都是受害者。《时代》杂志的记者兼研究员奥斯卡·张同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移民谈过话，这位新移民是一个神经病理学家，是去年秋天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从中国来到纽约城的。无。论是这位神经病理学家还是他的妻子（她也是医生），不经过外国医学进修人员的教育委员会所主持的资格审查考试，都不能开业行医。但是他们要得到参加资格审查考试的资格，就必须有保卡。在上海时，他们不但受到尊敬，而且过得也很舒适。在纽约城，他们住在每月租金一百五十美元的一个卧室的公寓房子里，在中国人开的服装厂工作。
【塔斯社阿拉木图三月十七日电】题：降雪时的雷暴。
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市民是今天这一罕见的雷暴现象的见证人。早晨开始降雪，中午变成大风雪。随后雷声大作。乌云密布的天空电光闪闪。隆隆雷声震撼长空。
哈萨克水文气象管理局向塔斯社记者说，阿拉木图从未见过降雪时出现雷暴现象。
这一现象是由于城市上空温度饱和的暖流与冷空气团相遇造成的。
【法国《世界报》报道】世界每年有一千吨以上的象牙交易。香港是这种「白金」的世界性的首要交易场所，一九七六年，香港共进口了七百一十吨象牙，这就是说有七万一千头大象被杀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象牙是从东非非法运进的。
在欧洲，布鲁塞尔是一个象牙交易场所，一九七七年，正式进口了一百八十吨象牙，这还不包括走私的巨额数字在内。
每年有十万到十五万头大象被杀。应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要求的一项调查表明，非洲仅仅只有一百三十万头象了，这些大象分布在三十五个国家，其中二十九个国家的大象数目愈来愈少。
十年前，一公斤象牙价值六十法郎，一九七五年相当于二百五十法郎，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期间高达五百至一千法郎。
【埃菲社布达佩斯二月二十日电】在匈牙利，社会学者、律师、法官、人口统计学者和各社会委员会的专家们，都担心离婚率日益升高。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在这个国家，目前已有十五万男人离婚、二十四万六千妇女离婚，直接受影响的儿童达三十八万。在匈牙利，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二点六。夫妻关系破裂的家庭日趋增多，离婚的多发生在结婚二、三年之后，而往往又是在生一个孩子的时候。这给妇女和后代造成很大的痛苦。结婚四年之后离婚的，占离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
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项关于禁止地下核试验的爆炸力超过一定“限额”的条约草案。
在我三月份访问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建议禁止核武器地下试验超过一定的当量（后来定为十五万吨）。这样，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核实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如果我们要核实地下核试验的限额的话，苏联人将不得不透露他们的试验场地。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同意这样做。接着又提出了“和平核爆炸”的问题。我们要求到现场视察，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苏联人同意了。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在当时，美国已对缓和展开了争论，而苏联则对缓和表现了怀疑。在美国国内，规定限度的核禁试协议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意，因为人们对它很冷淡。大多数自由派分子更主张全面核禁试，他们反对这项协议，保守派分子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挽救自由派放弃的事业。
在一九七四年最高级会议上，限制战略武器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在整个美苏关系的性质上，甚至在尼克松是否适于统治的问题上展开的一场更为深刻的斗争中，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已经变成代人受罚。即使这样，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附近举行会谈后——勃列日涅夫曾把我们全体人员都请到那里呆了几天，并决定我将陪同尼克松去明斯克参观访问，但是，随后我将回莫斯科，以便看看是否能取得进展。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我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举行了会谈。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些完全相反的方案：要么达成一项永久性的协议，它可能引起所有的人对任何可料到的意外事件提出抗议；要么把一九七二年临时协议延长两到三年，这又太短了。我们也许应该设法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它的有效期——譬如说，定为十年，从一九七五年起，到一九八五年为止。葛罗米柯表示同意，因此谈判开始在不同的情况下举行。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同意在冬季举行会谈，商谈如何贯彻这个新的协议。
奇怪的是，不管根据什么标准来看，这次最高级会议都是成功的。双方签署了一些重大的协议——虽然不象以前签署的协议那样带有根本性，但是这些协议表明，两个超级大国是认真看待它们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的。甚至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我们比一般人所认为的也更加接近于理解相互的立场；否则一位新总统本来是不可能在上任四个月内就使谈判得以完成
——就象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所做的那样，虽然它还有待于在今后七年多的时间中举行进一步谈判而加以改进。随想
在危机期间，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最大胆的方针是最安全的。根据我的经验，风险最大的做法是你走一步，我也走一步，逐步升级，这必然使局势更加激化，而且常常会陷入难以解决的僵局之中。
对政治家来说，关键的决定在于要不要让他的国家表态，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旦一个大国表了态，它必须取得成功。由于内心的疑惑而踌躇不前，这是不会得到任何好评的。不管它在作出决定时心里是多么矛盾，它必须以不成功绝不罢休的决心坚持它所采取的方针。否则，除了对它的决定的价值必然引起争论外，它还会带来无能的坏名声。
在处理危机时，如果需要采取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措施来表明决心的话，那也必须给对手留一条路。哗众取宠对自我表现是有好处的，但是就外交政策而言则没有什么好处。许多战争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没有留下退路。不要相互使对方蒙受耻辱，这是超级大国承担的特别义务。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后的时期是最危险的时期。胜者很想一次施加很多的压力，而败者呢，由于不愿被失败的耻辱所刺痛，他可能渴望再次提出他突然放弃的合理要求。
一个人的地位越强，就越不需要拿对方的失败去刺痛他。别人失败后如果加以侮辱，这是最不明智的。外交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采取必要的行动而又不会促使对方产生进行报复的新动机，使以后进行合作的大门敞开着。
民主进程的前提之一是败者接受他的失败，然后他可以有机会在另一场合取得胜利。
我们的最终任务是加强世界和平。美国人民期望美国领导人能给他们带来和平。在核时代，实现和平在道义上是必不可少的，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领导人的责任不单单是确定一项目标，最重要的是赋予这一目标以一种同其社会价值相一致的意义。
如果和平只是简单地等于没有战争的话，如果对和平的渴望不同正义感联系起来，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种可悲的和平主义，它将把世界推向最无情的一边。能否在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能否把我们建立秩序的概念贯穿在我国对自由承担的义务之中、能否争取和平而又不放弃什么，建立秩序而不进行不必要的对抗——所有这些都是对美国政治家的才能的最后考验。（十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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