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报说拉美一些国家许多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抚养孩子，而美国人和欧洲人要孩子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就是儿童黑市交易迅速蔓延的原因所在
【墨西哥《先驱报》文章】题：拉美地区贩卖儿童的交易在迅速蔓延
一个靠贩卖儿童牟取暴利的妇女说，“在哥伦比亚，买一个孩子比买一辆小汽车还容易”。
一位叫拉米雷斯的农场工人，每天勤勤恳恳地干，日收入也不过五美元。而一位著名的波哥大硕士巴斯科斯竟通过豪尔赫的嫂子，花了六百元钱而买走了豪尔赫的两个孩子，豪尔赫向警察报告了这起贩卖儿童的案子，结果，巴斯科斯硕士被警方拘留了，因为他曾非法贩卖过五百名儿童，共牟取暴利五百万美元，平均每个孩子的价钱是一万美元。欧洲和美国的大量需求（特别是白人孩子）刺激了拉美贩卖儿童的交易。目前黑市上每个孩子的价格已超过十二万美元，比私营机构或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年薪几乎高三倍多。
在拉美一些国家，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是通过合法机构转让的，这种合法机构仅在哥伦比亚就有三十多个，去年一年就把六百多个哥伦比亚儿童转送到了欧洲和美国。还有数千名儿童被绑架或落入人贩子手里，甚至有些人还明目张胆地向农民和妓女索取刚出生的婴儿。
黑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兴的供求帝国。拉美私生子的供应量是惊人的。仅在巴西，议会调查委员会就查出有三百万儿童被抛弃。
在那些每人平均年收入不到六十美元的拉美地区，儿童的死亡率是四比一。而登记要要孩子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数目却在继续增加。
许多拉美国家政府当局还批准出卖儿童，他们认为孩子在另外一个国家里可能生活得更好。哥伦比亚家庭和福利委员会负责人穆尼奥斯说，“哥伦比亚每天出生的婴儿的百分之三十在贫困家庭里，由于无力抚养，每天有大批儿童被弃之街头或医院”。
巴西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使其子免遭厄运，把孩子给了别人。她说，“我看到许多儿童饿死在街头，看到许多母亲怀抱孩子沿街乞讨，我不想让这种厄运落到我和我孩子身上。”
巴西一位法官梅洛说，“我没有证据来说明这些孩子在美国能过上好日子，反而觉得他们非常有可能象小兔子一样被用于医学试验或被象野人一样收养。”
一位居住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学家布卢梅尔在最近四年中向国外输送了五十九个儿童。一九七八年，联邦调查局的警察下结论说，她收养儿童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拥有美国和巴西双重国籍的布卢梅尔却是个人贩子。她利用欺骗年轻夫妇的手段大发横财。
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登记要孩子的夫妇仍在增加，同时，拉美一些国家不想要自己生的孩子的妇女的数量却在增加。这就是黑市贩卖儿童的现象迅速蔓延的原因所在。
【香港《大公报》二月二十五日文章】题：西德儿童饱受歧视
西德目前存在一种歧视、排斥甚至敌视青少年儿童的倾向，这种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社会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西德的一些医生指出，社会上对儿童采取敌视的态度，经济压力是其中一个原因。在西德，有孩子的家庭不但没有受到政府的照顾，而且在居住、母亲就业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利的待遇。
当第一个孩子出世后，经济负担加重了，母亲大都要留在家里照料子女，须由丈夫独力维持家计。然而，继之而来的经济压力却迫使她们不得不出外工作，以致无暇照顾家庭。
相反地，没有孩子的家庭，夫妇能够一同出外工作，年老后可以获得两份退休金，这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富裕。孩子使家庭的生活水平降低，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水平，只及无儿女夫妇的一半。
西德有一半以上的夫妇没有儿女。一九八○年的婴儿出生数字是六十二万名，而同期间死亡人数却达七十四万人，换句话说，人口减少了十二万名。统计数字显示，这种情况如继续发展下去，到二○一○年，西德的劳动人口便不能赚到足够的钱支付他们长辈的退休金。除了经济压力之外，教育制度也是原因之一。那种所谓“心理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儿童易激动、爱寻衅，对人和事漠不关心。
成年人自我充份发挥的倾向，视儿童为讨厌的障碍，使儿童生长在一个成年人只关心自己的社会里。西德的房屋政策、交通系统等，都未有顾及儿童。西德每年在交通意外中伤亡的儿童达七万人，成为世界之冠。因此，青少年儿童身处一个冷漠、一度歧视的环境，他们毫无保障，自暴自弃、恐惧、不愿意或无力应付未来的工作，以致反对和放弃社会，这都是成年人种下的恶果。
美国不育夫妇增多，出现了买婴热潮，贩婴集团应运而生
【香港《快报》三月十二日文章】题：美国出现非法贩婴集团
近年来，美国不育夫妇增加。于是就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买婴热潮。
一些母亲为了贪婪可观的金钱，就不惜将婴儿卖掉。而这种买卖以黑市的占绝大多数。
据有关方面调查指出，有些非法贩卖集团，早已利用此点作为财路，使不少无辜婴孩被绑走，卖给外国夫妇。调查指出，黑市婴孩售价每每超过四万美元。纽约市一儿童福利中心组织说：“目前每年有万名婴儿失踪及被父母卖掉。
据指出，每个非法贩卖集团，起码图利达数百万美元。这种买卖人口热潮，无疑是渴望养育孩子的不育夫妇造成的。
去年，有不少儿童神秘失踪，连他们的父母也不知儿子下落。因有些父母不忍卖掉孩子，绑匪遂不择手段，将之绑去，藏在秘密地点，作暗中交易。而那些买婴夫妇，并不限于美国人，外国籍的也很多。有些儿童已有四五岁大，尤以一岁以下的居多。
最近，一个黑市贩婴集团终于难逃劫数，被洛杉矶警方一网打尽。在调查中，发现一名律师竟是集团的一分子。他曾给予可观款项，与一名怀孕的少女作交易，地点是在加勒比海地区。当时，该少女以旅游为名在该地分娩。未几她生下的婴孩就由律师经手卖给一对美国夫妇。负责检控该案的检察官摩西说：“这个集团在两年间已获取三百三十八万余美元的巨额非法金钱。”去年，哥伦比亚波哥大的警方，破获了一个更庞大的黑市贩婴组织。原来，它与美国方面的非法集团有联络，是专把哥伦比亚的婴儿及几岁大的儿童买来或绑去，以卖给渴望婴孩的美国夫妇。
该集团的人物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有三人竟是法官，其余的是律师、政府官员及医院护士。该名律师罗拔，是集团的首领，干这非法勾当已有四年之久，估计赚了七百多万美元。那些医院护士进行犯罪时，便欺骗分娩的母亲，说婴孩刚出世便不幸夭折。之后，她们秘密带走婴孩，交给集团其他人物。
【法新社吉隆坡三月十六日电】今天报纸报道说，吉隆坡郊区佩塔林查亚的一间医疗所，一直在为未婚妈妈免费接生：生产后，妈妈们离去，该医疗所留下婴儿，消息引述社会福利部长甘尼的话说，然后它把婴儿卖给无子女夫妇。
她们大多是工厂工人，无力支付医药费或养育子女。
关于接生或其后该所同收养父母间的交易，都没有保留纪录。医院一般的接生费从二百元（八十六美元）到五百元（二百一十七美元）不等，这包括全部费用，病床和食宿在内。私生儿售价，则是女婴约三千（一千三百○四美元），男孩五千（两千一百七十三美元）。
在克里姆林宫已准备发动地缘政治攻势的同时，它这种稳住我们的做法是不是一种计谋？还是尼克松决心要求克制的坚决态度真的使苏联人冷静和清醒了？他们谋求缓和是不是只是一种策略手腕？还是美苏关系真有可能长期保持稳定？
究竟如何，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一年来，尼克松反对苏联扩张的能力和他同苏进行实事求是谈判的权力，都因水门事件而受到损害。我们的东西方政策注定失败究竟是因为苏联制度富有生命力呢？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政策观念含糊不清？对这个问题，人们会辩论很长时间。现在美国的行政权力正在崩溃，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争论了。
这次访苏，我得到的最突出的印象是，勃列日涅夫对他即将去美访问能否成功没有把握。勃列日涅夫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向他担保，他在美国会受到亲切友好的接待。我深深感到他确是对访美心中无底。对此我印象颇深。
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有这一弱点，才使得他在扎维多沃期间在同我们的接触中表现得富有人情味，而这种情况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一天下午我回到别墅，发现已为我准备好了猎装还有高筒皮靴。勃列日涅夫乘坐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他穿的猎装同我的差不多。我讨厌把杀害动物作为运动或取乐，但是勃列日涅夫说，已准备了几头野猪专门供我射击。我回答说，我的射击技术不灵，打不中野猪，哪头野猪真要是死了，肯定不是被我开枪打死的，一定是心力衰竭被我的枪声吓死的。
在寂静的森林深处，已筑起了一个射击台，大约有半棵树那么高，上面只放了一条粗糙的长板凳，射击台板壁上开了一个射击孔。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声音，他低声地讲他打猎的故事：一次一头野猪攻击他的吉普车他表现得如何勇敢；一只野牛饱餐了诱捕其它动物的诱饵，然后心满意足地倒在了射击台台阶上呼呼大睡，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受骗上当而掉进了陷阱，后来还是专门派出了搜索人员才把他救了出来。
勃列日涅夫一枪撂倒了一头大野猪之后，我们就转移到森林更深处的另一个射击台去。我们在那儿呆了好几小时，有人从吉普车上拿来了冷切肉、黑面包和啤酒。勃列日涅夫身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时而相当自负时而惶恐不安，时而盛气凌人时而又温柔可亲——在我们这次密林深处的野餐中暴露得清清楚楚，让人一览无遗。他在讲到中国时表露了他性格中凶狠的一面。他说起他有个兄弟，是工程师，在赫鲁晓夫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以前在中国工作。他觉得中国人不讲信义、傲慢自大、没有人情味。现在中国正在搞核武库。苏联不能消极默从；非得要干点什么事情不可。但他没有说苏联要干什么。
勃列日涅夫显然是在勾引我作某种暗示，一旦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美国应予默许。对苏联的这种打算，我并未加以鼓励；我不动声色地回答：中国发展壮大也正强调说明了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勃列日涅夫全神贯注于中国问题，继续对我说，中国的日益强大对大家都是一种威胁。美国提供不论什么样的军事援助都会导致战争。（十四）
在苏联，目前出现了一种青年妇女不愿抚养孩子的倾向
【日本《读卖新闻》二月十六日文章】题：弃婴：“俄国母亲”的变化
最近，苏联的女青年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不愿抚养孩子”。于是人们叹惜地说：年轻一代缺乏作母亲的感情和思想准备。
《真理报》最近刊登一篇题为《不要扔掉孩子……》的专辑，列举了两个“失去做母亲的资格”的例子。
一个是发生在某产院的事例。说的是有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姑娘生了一个男孩，但她拒绝喂奶，医生和护士一再劝她，可是她说她绝不自己抚养孩子。
这位姑娘甚至拒绝说出孩子的父亲的名字。结果这个孩子只好在产后第七天由育婴院收养了。
写信反映这个情况的产院的那位老医生担心她的将来，说：“丢掉孩子并不是她的悲剧的结束，而是悲剧的开始。”
刊登的另一个事例是列宁格勒的一位叫阿拉的二十一岁女青年写的信。这位女青年有一个一岁零一个月的男孩，但是她已经不和丈夫一起生活了。阿拉承认她从开始时就不想抚养孩子，她说：“尽管已经一年多了，但直至现在我对孩子还是没有什么感情。有了孩子，使我不能去跳舞，不能去看电影，不能尽情地玩。”
《真理报》严厉地指责“想抛弃孩子”的女青年。当然，这种例子极少，但是这却说明了苏联社会已经出现了值得人们注意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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