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杂志》文章】题：技术差距
虽然美国科学家们发现了晶体管，研制了半导体，使电子工业发生了革命，但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
——现在正同美国人竞争他们的研究和试制资金，并且威胁美国在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地位。
与这些情况有关的一点是，美国的研究和试制经费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自六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下降。在同一时期，日本人、德国人和俄国人却增加了这方面经费的比例。七十年代，美国给予非公民的专利的部分大大增加了。
在最近十年中，美国授予的工程博士学位的数目下降了三分之一。授予的这些博士学位中有三分之一是给予“临时居民”，或者外国学生的，而这些人中许多人都回国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工人提高了生产率，平均速度相当大，达每年百分之三。但在一九七八年，增长率下降至百分之○点五，后来到一九七九年美国生产率实际上第一次几乎下降了百分之一。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美国的生产率总共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在同一时期内，日本工人的生产率几乎增长了百分之九十；意大利、法国和西德增长了百分之六十。
在研究生产率问题专家预测一九九○年每个工人将完成的工作量时，他们认为法国、德国和日本都将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工人和机器目前所做的工作还比外国多。
另一件显然有关的事是，美国公立学校所教的理科学科的数量在最近十年中一直下降。全国科学基金会的加德纳博士援引了一项调查报告说明，在美国十八岁的学生中，只有百分之九专修物理课，百分之十六专修化学课，百分之四十五专修生物课。其余的学生只修一般理科的课程。
美国的工程学校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校学生过多，而研究生和教职人员却不足。一九七九年，有三十四万在校的工程系学生，结果学生与教职人员比例是二十比一——比例太大了，无法保证高质量的教育。在最近十年中，工程系的新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而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却下降了三分之一。一九八○年，美国的工程系教职人员的职位有大约百分之十至十五仍然空着。一九七九年，工业和学术界应由“与计算机有关的哲学博士”担任的职位空缺的数目是一千三百个，但新博士学位的数目却只有三百二十六个。
乍一看来，对电气工程研究生的需求很高，这似乎是健康的现象。但这却意味着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么多新研究生马上被吸收去工业界工作，美国的工程研究院的队伍正在迅速抽空。这样，有硕士学位而叉担任工业界要求由受过较多训练的人担任的工作的工程师就会越来越少，更加令人关切的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就会越来越少。这实际上等于是农民把做种子的玉米吃了，而不是将它们播种在地里，收获新的一季作物。
【蒙古《真理报》二月九日文章】题：为求学感到自豪
从革命的最初年代起，苏联就在为蒙古国民经济与文化部门培养必需的专亚干部方面提供了全面的和慷慨无私的援助。十五名蒙古青年于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登上知识的征程，到苏联求学。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国两万五千多名男女青年到兄弟苏联的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受到高等和中专教育。我国百分之九十点八的学者都是在苏联获得学位的。
目前，每年有近三千名男女青年考入苏联高等中等、职业技术和其他学校学习。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学年，有近一万零三百名蒙古学生在苏联八十二个城市的二十所研究院、二百一十所高等院校、一百零九所中专和二十三所职业技术学校学习。
【法新社曼谷三月九日电】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三月七日在曼谷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亚洲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儿童被卖掉从事艰苦的劳动，并且被迫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
报告强调指出，在南亚和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里，以及在发展中世界的广大地区滥用童工的现象已经成为明显的社会问题。
报告说，根据每年一次签订的合同或终身合同，每年有好几千名儿童——包括不满六岁的孩子——被卖掉，他们被迫在农场、工厂、妓院或一些人家里谋生。他们的劳动艰苦，他们的食物、住房和工资等生活条件令人难以忍受。
工厂里的童工不得不连续工作很长时间，他们很少有休息的日子。童工甚至在工厂的地上睡觉，吃的是少得可怜的不干净的食物。
被卖到妓院里的儿童倍受虐待。
报告说，一九八一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在孟买的某些区里，四分之一的儿童在六岁到九岁之间开始当童工，而将近一半的儿童在十岁至十二岁当童工。
在巴基斯坦，一百五十万儿童从六岁起就开始干活，他们每天劳动十一到十二小时，而每月工资只有八美元到十二美元。
报告说，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里，一九七五年有四千二百万不满十五岁的童工。
路透社说某些技术院校的专生不及招生数，而商学院系却每招一名学生约有十九人报考
【路透社基什尼奥夫消息】（记者：拉尔夫·博尔顿）摩尔达维亚基什尼奥夫市的学者和讲师们在为重新唤起青年人对科学的兴趣而奋斗。青年人对科学的兴趣日益减弱会危及苏联经济的前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苏联涌现出
了很多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技术专家。投考苏联科技院校的竞争是激烈的，教授们能够从苏联青年的精华中挑选人材。
但是基什尼奥夫大学的校长麦尔尼克却为一种久使西方政府焦虑的倾向而苦恼。他说：“过去十年，我们看到青年人对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兴趣，同如历史这样的人文学科相比较，是明显的下降了。我在全国的同事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基什尼奥夫大学约有一万三千名学生。七十年代初，该大学的人文学科科系每招收一名学生有两人报考，数学和应用物理科系每招收一名学生则有五人报考。麦尔尼克说，但是现在这个比例倒过来了。
甚至在名牌技术院校，例如为国家造就了很多第一流宇航员的莫斯科鲍曼学院，入学竞争也在下降。
在某些技术院校里，考生不及招生数。
形成对照的是，商学院系每招收一名学生约有十九人报考。
《文学报》记者最近采访的一位工程师抱怨说，这种现象对工业水平会产生严重影响。科研发展速度也下降了。
据《经济问题》月刊报道，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九年，国家用在应用和实验科研的开支增长率差不多为百分之十一。但是在这期间的最后四年，却下降到不足百分之四。
同样，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一领域雇佣的人数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六点四。但在七十年代末却下降到百分之三。
苏联科学院科技发展委员会主席加托夫斯基最近在莫斯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一下降的趋势反映了研究领域效率的提高。
但是《经济问题》月刊却争辩说，苏联经济的一个要害领域正陷于被忽视的状态，工业已经感受到其后果。
这家杂志抱怨说：“基本的实验研究落后了……结果，技术上的发明常常是在尚未完善并且没有充分检验的情况下投产。这种现象正在工业上引起严重的问题。”
技术发明的衰退现象以关键的机床制造领域为最。
效率低、价格高的苏联机器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没有什么竞争力，而对从西方进口的机械的需求却在增长。
“对数”是数学名词，乃用加减代替乘除了之数也。因此，有了“对数表”之后，运算时无不称便。然而，“对数表”是约翰·纳白尔费了二十年的漫长时间，才编造完成的。
纳白尔是英国伟大的数学家，一五五○年生于爱丁堡附近的默切斯顿堡，后来曾成为该堡第八任堡主。
大约一五九四年，他便悟出“对数”的道理，进而开始编造“对数表”，到一六一四年大功告成，出版问世。不幸得很，三年之后即告去世，终年六十七岁。（摘自三月八日香港《新晚报》）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苏联人试图利用我们国内的灾祸之前就结束战争。星期天中午我们在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办公室中会晤时，我就提出了西斯科和我在晚间拟出的一项建议。建议的第一点是要求就地停火，第二点是要求全面执行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我们的第三点是要求“有关各方之间”立即谈判。
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只经过四小时谈判，勃列日涅夫和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居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几乎没有讨价还价，对我们的建议只提出了一些次要的字句上的修改意见。安理会于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五十分迅速通过了美苏联合停火建议，作为安理会的三百三十八号决议。那天早上在国宾馆同葛罗米柯共进早餐时，大家都开了点不小的玩笑——葛罗米柯戏谑地叫他的盟友萨达特为“纸骆驼”——都很动感情地谈到了美苏紧密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中东交战各国的激烈情绪和美苏利益固有的竞争性很快又支配了我们的关系。
与此同时，华盛顿在“星期六大屠杀”后爆炸了。我乘飞机西行回国途中，得到了斯考克罗夫特发来的报告：“现在精力全都花在理查森—柯克斯—拉克尔肖斯事件上。报章杂志、电台电视上弹劾之说甚嚣尘上。停火消息虽然成了头版大标题，但是最近的水门危机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
黑格发给我的电报说得更详细：“不幸的是，您将回到重大的国内危机的环境中。因为现在局势到了白热化程度，因而您在莫斯科取得的成果多少有点黯然失色，它们真正的重要意义被冲淡了。为此，至关紧要的是，要作出重大努力使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对解决中东问题的作用上。有关弹劾问题的大动乱明天在国会中很可能进一步发展，不过我们相信，要是能适当运用总统拥有的本钱，头脑比较冷静的人还是会占上风的。总统认为十分要紧的是明天在白宫举行两党领导联席会议，在会上你得详细报告中东局势，在报告中要戮力强调总统的成就，戮力强调在今后的危机日子国家需要团结和稳定，以便打动听众”。
（《时代》编者按：停火是短命的，基辛格刚回到华盛顿，埃及和以色列就相互指责，说对方严重违反停火）
十月二十四日傍晚七时零五分，苏联领导人决心摊牌。多勃雷宁向我宣布，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刚刚接到指示：如果有人提出议案，要求派遣美国和苏联的部队去中东，苏联就支持这一议案。我知道这是容易安排的。当我刚刚告诉多勃雷宁我们决不会同意时，我不得不中断谈话去接总统打来的电话。
尼克松还是象我以前听他讲话时那样的焦虑不安和感情激动。他可能遭到弹劾的议论日益增多。他希望我在定于第二天上午召开的情况介绍会上，向国会领导人讲讲尼克松在处理中东危机中责无旁贷的中心作用。他谈到他政治上面临末日的绝境，乃至肉体的灭亡：“他们现在这样搞，是因为他们想毁掉总统。他们可能成功。我这个人可能完蛋。”我尽力安慰他。
但是这一次他听了劝慰后并不放心：“他们尽想搞破坏。我有时真想说见他的鬼去吧。我倒想看看他们来管理这个国家，看看他们怎么办。真正的悲剧在于，如果我走掉，我们所做的一切将土崩瓦解。俄国人将寻找另外的顾客，中国人将失去信心，欧洲人将
——他们简直不知道他们是在把所有的东西都往窗外扔。
这就是一次简短的电话谈话中包含的水门悲剧。
七时十五分，我和总统谈完了，又接着和多勃雷宁通话，我劝他不要把我们逼到极端。我们不会接受任何伪装的苏联军队。多勃雷宁回答说，在莫斯科“他们非常恼火，他们想派军队”。
九时三十五分，多勃雷宁又来电话。他说他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他不得不在电话中念给我听。这封信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它建议组成苏美联合军事力量，不仅用来保障停火，而且用来实施全面的和平。
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还写道：“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们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和我们采取联合行动，我们将迫切需要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措施的问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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