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9日参考消息第2版

    【《日本经济新闻》十二月八日报道】题：中国向日中经济协会专务理事介绍说，中国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的目标是百分之四，明年以后煤炭生产每年增加两千万吨（记者：稻田发自北京）
    日中经济协会专务理事诸口七日在北京会见记者，透露了同中国国家农业委员会、能源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等中央的重要经济部门负责人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内容。据透露，在农业方面，今年中国的粮食生产预计为三亿二千八百万吨，是仅次于一九七九年的三亿三千二百万吨的历史上的第二个丰产年；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的目标定为百分之四。关于能源，明年以后煤炭生产每年将增加两千万吨，与此同时，将在各个领域采取彻底的节省能源的对策。为了提高热的使用效率，决定强有力地改善企业设备，大力推进技术革新。关于明年以后的经济政策，中国把稳定发展农业、开发和节约能源、整顿交通和运输部门等作为重要课题。
    中国方面的介绍内容如下：农业领域今年的估产，粮食将达三亿二千八百万吨，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三，成为仅次于一九七九年的历史上的第二个丰产年。此外，棉花生产将创造二百八十五万吨的新纪录，超过上一年百分之五点三。蔗糖生产将比上一年增产百分之十，烟叶也将比上一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人民公社的自留地，过去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今年将扩大到百分之十二。由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九年），结果增加了农民收入。今年全国一亿七千万农户增加的收入将达一百亿元，平均每户增加五十九元。关于明年以后的农业生产，预计粮食的增产率为百分之二左右，经济作物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公社经营的企业生产将增长百分之十。农业政策的重点有如下五点：（一一）由于难以扩大耕地面积，所以要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二）因地制宜；（三）整顿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四）普及科学技术；（五）密切对外关系。能源领域今年的估产，煤炭将达六亿五百万吨（原计划为五亿八千八百万吨），原油将达一亿零九十万——一亿零一百万吨（原计划是一亿吨），电力将达三千六十亿到三千七十亿千瓦时（原计划是三千五十亿千瓦时）。明年以后煤炭每年将增产两千万吨，原油生产以勘探优先，计划年产原油一亿吨，计划电力生产每年将增加八十五亿千瓦时。
    明年将致力于如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改善发电成套设备；（二）改善运输方法和燃料；（三）改良能源浪费比较明显的小型化肥厂；（四）加强矿上选煤的工作。对外关系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在人代会通过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经济合同法之后，将制定新的对外经济合同法。而且，明年六月初将在北京召开促进投资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中国政府联合举办，将邀请以日本、欧洲国家和美国为中心的约二百名外国企业家出席会议。中国政府现在要求全国需要外资的企业提出改革计划，将从其中选出一百项计划在国际会议上作介绍，并同具体地引进外资联系在一起。 dhR品论天涯网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九日电】美国商务部今天颁布了出口控制条例，准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更多的高级技术产品。
    美国出口控制条例进行修改的情况表明，有关以下这类产品的出口许可证可能得到批准：先进电子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真空电炉以及其他装备，即使中国的主要使用者是一个军事组织也罢。这些条例即将生效。
    如果出口目的地是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话，那么对这些产品中的许多产品，是不能颁发出口许可证的。
    在美国放宽对中国的高级技术出口的限制时，里根总统宣布，美国将加紧对苏联的高级技术项目出口的限制。 dhR品论天涯网

    【日本《朝日新闻》十二月十九日报道】今年七月渡美的台湾著名诗人高准（原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从上月七日起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大陆。他是第一个响应中国作家协会于十月中旬发出的台湾作家访问大陆的吁请的人。对于归途路经东京的高先生，记者（吉田实）就他访问中国大陆的理由、在大陆访问中所得到的印象、和平统一祖国等问题进行了采访。高先生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本来就是我的祖国，任何人都无权阻挠我踏上中国的大地。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永远以一个中国人的资格公开地去大陆和返回台湾，而不是持外国的护照。我认为，这本来就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权利，也是最基本的人权。
    这次访问给我的印象是，同文化革命时代听到的状况不大相同，已经变得开放了。不仅恢复了宗教活动，而且，各地的古迹和文化遗产也得到了修复。扩大自留地、鼓励搞副业，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北京市内和上海郊区的住宅建设的进展，和街道两旁的树木的修整管理状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是，从专业方面来说，旧体诗仍然是谈论的中心，新诗似乎仍未怎么引起重视，这是很遗憾的。另外，使人感到大陆上的官僚主义依然根深蒂固，工作效率也很低。 dhR品论天涯网

    【巴西《圣保罗报》十二月二十日报道】外交部长格雷罗昨天对《环球报》说，一九八二年巴西外交的特点是：进一步接近美国，继续密切同黑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促进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这位外长证实了他想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访问中国和日本的意图，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对某些重大的双边交易起催化作用和使政治—外交方面有更大的接近。 dhR品论天涯网

    再如克格勃目前在纽约的头目弗拉吉米尔·卡扎科夫，曾在莫斯科以克格勃第一处处长的身份指挥针对美国的全部活动。但是，克格勃分子的先进经历在一种程度上也使他们更容易暴露身份。他们常常以中级职员的身份作“掩护”，但比他们的许多同事年纪要大，而且他们的履历表上表明，有各种各样的提升和变化多端的工作岗位。美国一九七○年的一份机密情报研究报告说，“把一个人从一个部或一个组织调往另一个部或组织，这差不多肯定是一个迹象，表明他是一位情报官员，利用这一机会使其到国外担任秘密工作，或者作负有秘密使命的旅行。”
    有些间谍只是由于过份东躲西藏而露了马脚。上星期在洛杉矶因间谍罪受审的波兰“商人”玛里安·扎查斯基，差不多在一九七七年一进入美国就被怀疑是一个间谍。他驾车闯红灯、并不断改换行车线，而且还驾车回驶看看是否有人盯梢，因此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以德国摄影师身份非法偷渡来美的鲁道夫·赫尔曼一直住在纽约地区。后来由于他的疏忽大意，同一个克格勃分子进行了接触，这才使联邦调查局认识到，原来他是苏联的一名“隐藏很深的”特务。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克格勃怎样自行组织起来，在美国进行活动。使馆中有一个总行动室，处理招募特务事宜，由它的兄弟部门格卢的官员在该地区军事要地附近的酒吧间中物色对象。克格勃特务还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接触，搜集政治情报；在灯红酒绿的气氛中，政府工作人员忘乎所以，毫不担心有进行破坏活动的企图，这种情报就会自然而然地透露出来。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奥马利说，他们参加豪华的俱乐部，“在单身洒吧中闲遛跶，和人拉关系交朋友”。而最近，美国情报负责人注意到，在他们周围有一些苏联唇读间谍，他们看别人嘴唇的蠕动，就知道在说些什么。苏联使馆中的科技室包括苏联贸易机构的人员。叛逃美国的苏联间谍弗拉吉米尔·萨哈罗夫说，“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在国会图书馆中，阅读关于美国工业的财政报告和关于科研的报告。”
    装配：苏联大使馆有一个反间谍室，其任务是对从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或当地警察中可能招募的人员发指示，不过大概要花更多的时间作防范工作，防止这些组织打入苏联使馆人员中去。苏联使馆还有一个“造假后勤室”，负责收集和抄录有用的文件，其中包括要到苏联去的美国公民的护照和出生证；这些对将来秘密特务造假或进行讹诈活动都有用。最后，使馆还有一些窃听、密写和秘密拍照专家；还有根据密令和报告进行工作的密码人员；甚至还有特别的司机，他们是监视和摆脱跟踪的专家。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还有一个“湿”室，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流血勾当”，它向负责暗杀的臭名昭著的第十三处报告。苏联大使馆的暗杀室目前在策划战时破坏重要的工业目标的活动，例如燃料库、通讯网和供水系统。
    克格勃对于和上层进行接触是毫不犹疑的。一九六八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克格勃的一名叫鲍利斯·谢道夫的特务，伪装成使馆的一名参赞同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基辛格拉上关系，而基辛格则假装不知，在同莫斯科谈判时代，利用谢道夫传递尼克松早期关心的问题。在卡特执政时期，苏联大使馆曾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名成员接触。
    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克格勃曾同美国国会议员有过接触。但是国会的工作人员却并非是禁区。一九七一年，谢道夫付给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阿尔文·奥康斯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詹姆·卡普斯写的稿子三十至四十美元。卡普斯是研究政治学的。奥康斯基是众院军事委员会委员。谢道夫自称是苏联新闻社的工作人员，他一再要求卡普斯从“内幕角度”写稿，但是由于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同卡普斯进行了接触而使谢道夫没有得到什么机密材料。
    上钧：克格勃要招募的美国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有心甘情愿帮助苏联特务的共产党理想主义分子，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海军中的一位情报专家开玩笑说，现在克格勃看中的大多数是“唯利是图的家伙和手脚不干净的人”。对于那些手头拮据的军事人员和高级科技人员来说，金钱既是诱饵也是钩子，一旦接受了第一笔钱，那就成了讹诈的大棒。
    卡普斯说，“在我接受钱时，他们带我拍了照片，从而他们掌握了要挟我的武器。”
    一些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对于这种新的做法很是鄙视，说目前的这些苏联特务都是些狡猾的玩世不恭的家伙，他们认为克格勃是个土匪团体。但是据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西茨克引用的克格勃手册，为克格勃的新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马列主义的解释。
    手册说，普通的美国人“清醒地把金钱看作是保障个人自由和独立……的唯一手段。”对金钱的这种态度就使得只求发财，不择手段。联邦调查局的奥马利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经济情况越糟，就越有人愿意出卖情报。”
    一九七三年，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官员维克多·捷尔诺夫离开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前往郊区西尔斯商店购买手套时，苏联人认为他们找到了需要的人。捷尔诺夫在聊天中发现售货员阿恩·佩德森是一位兼职的空军情报士官。于是，他不断到这家商店来，想使佩德森和他喝几杯。佩德森得到空军当局的批准后就去践约，在盘盏间，他提到手头不宽裕，甚至没有钱偿还汽车修理费，捷尔诺夫当场给他五百美元。两个月后，捷尔诺夫要求佩德森提供一点“你工作的样品”。佩德森同他的上司商量后，决定不理他，也不还他那五百元的帐。
    苏联和苏联集团的特工人员每年同一百多美国军事人员接触，拉关系。
    情妇：克格勃还在那些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对工作不满或对上司有怨气的人身上打主意。前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指出：“尽管这种不满情绪是短暂的，但是克格勃也会把这唯一的一点小过失记录下来，使美国人上钩。”既使是忠贞的美国人也可能堕入陷阱，常常是在男女关系上落下把柄。苏联庞大的电子窃听活动，其中针对的一个目标就是收听身居要害部门的男子和他们的情妇的谈话。在美国五角大楼出版的电话簿的帮助下，苏联人可以运用其电子计算机收听一定号码的来往电话。塔斯社中的克格勃分子定期从五角大楼取得这种电话簿。苏联人并不直接对五角大楼自动电话系统的电话线进行窃听，而是截听用微波传递的数量越来越多的军事电话。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在哈瓦那苏联天线网中，设置了一个“空间碟形天线”，收听通讯卫星反射下来的电话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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