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维亚《现状报》九月一日报道】题：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一九五○年左右，只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每千名二十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二十五名大学生。二十五年之后，有十个拉美国家每千名这些年龄的青年有一百名以上大学生。
大学注册入学的人数从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五年发展得特别快。在巴西、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初的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九倍多；在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增加了七倍多；在哥斯达黎加、智利、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巴拿马，增加了四倍多。
然而，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的这个发展现象也表明了一种教育制度结构中的矛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赫尔曼·拉马说，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一部分青年受不到教育，而同时另一部分同一代的青年受到了高等教育。
乌拉圭人拉马目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和教育”计划的协调员，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十五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没有上学或刚上学，这反映出社会还未达到现代化，而由达到高等教育的青年组成的另一端可同北半球发达社会的情况相比。他说，比如说，厄瓜多尔每千名二十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一百七十五名大学生，而每千名青年中有三百一十二人没有上学或没有上完小学三年级。在巴西，每十名青年中有五名处于半文盲状态，而每十人中有一人受大学教育。在萨尔瓦多，每一百名青年中，有八十四名没有上满六年小学（其中约五十五名没有通过扫盲的大门），但是在其余的十六名中，八名是大学生。
拉马把他掌握情况的十九个国家按照大学入学率分成四大类：低类（每一千名二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中不到八十名大学生的）依次包括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巴拉圭、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海地。中低类（每一千名青年中有八十名大学生的）依次包括巴西、多米尼加、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中高类（每一千名青年中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名大学生的）有秘鲁、乌拉圭和玻利维亚。高类（每千名青年中有一百五十名以上大学生的）依次有阿根廷（二百八十名）、委内瑞拉、巴拿马、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厄瓜多尔（一百九十名至一百六十名之间）。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九月二十二日报道】题，超低温治癌
这里只有一张供患者坐的椅子，形同理发室的椅子一样。然而，这里确实是一个手术室，多年来，一直在向一种顽固的皮肤癌发动进攻。
近年来肿瘤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怀疑到充满希望”。在这方面，根据各种物理原理设计的现代化医疗器械起了很大作用。上面所说的手术室，就是利用了超低温这种物理现象。
医学博士米哈伊洛夫斯基是苏联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中心超低温作用办公室的领导人。他介绍了苏联卫生部全苏医疗器械研究试验中心制造的冷冻器械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这种器械的贮存器里充满了液氮，液氮的沸点是摄氏零下一百九十六度。液氮沸腾以后进入冷冻器，然后再通过冷冻器喷嘴作用于皮肤癌的病灶部位，这时病灶部位的皮肤就发生对于癌细胞来说致命的极其迅速的冷冻过程。冷冻以后，癌细胞形成晶体状的冰块，随即迅速溶化，就使结成冰的细胞和细胞核迅速破裂。
超低温治癌的每一个疗程只有几分钟。这几分钟内冷冻器可以重复三次冻结与溶化的过程，使病灶部位的组织完全破坏。
米哈伊洛夫斯基说：“超低温治癌的方法有很多好处。通常的放射治疗的许多缺点，它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伤口痊愈之后不留疮疤，如果病灶在面部，还有某种整容作用。患者不用住院，不用麻醉，医院不用特设病房。”
【日本《产经新闻》十月十九日报道】题：以“日本的教育”为蓝本：文部省向新加坡派出合作队、“出口”课程设计
新加坡由于没有能源和资源，李光耀总理等人以“国家的基础是培养人材”为口号，一直把曾统治新加坡的英国的教育制度作为样板，致力于培养支撑贸易和工业的青年。
但是，因为以英国为模式，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没有具体的课程设计，不知道向各学年的儿童或学生教些什么、教到何种程度，各个学校的上课内容五花八门。
因此，以亲日派活动家而闻名的李光耀总理与原教育部长、现任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再次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派遣教育考察团，谋求消除各学校之间的不一致，提高教育水平，加强贸易立国的基础。
考察各国的结果是：与新加坡一样，能源、资源贫乏的日本，从明治以来致力于教育而成为经济大国。而且，在一九六四年、一九七○年举行的世界各国参加的国际考试比赛中，日本小学生的理科和算术总成绩名列第一。因此选中了日本作蓝本。
日本文部省通过外务省接受了这个要求，从去年夏季到现在，两次派遣有关官员到新加坡。考虑到新加坡方面的要求，首先说明了教材中有国际共同性的理科和算术课程的编制方法，同时还赠送了英语版的小学学习指导要领。此外，还介绍了日本运用与教育内容关系密切的教科书审定制度的方法。新加坡的审定制度是只由几名委员审查官方和民间编的教科书，没有设立日本那样的专门的检查官。日本还准备在理科和算术以外，就共同性大的学科体育和艺术等课程设计也进行合作。
【巴西《圣保罗州报》九月四日报道】题：巴西扫盲运动主席宣布：巴西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文盲
在巴西，成人文盲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左右。巴西扫盲运动主席莫雷拉昨天在巴西利亚承认了这个完全新的指数。他认为，这个指数比扫盲运动在一些文件中公布的百分之十一点一更能令人接受。一九八二年巴西扫盲运动的行动方针计划透露了这个指数。昨天，扫盲运动主席在巴西利亚还宣布：「我们将优先在学龄前教育方面采取行动。在第二个活动领域中，我们将举办补习教育——其中包括巴西扫盲运动的其他计划，包括少年和成人扫盲计划。至于成年人的文盲比例，目标仅仅是不使之超过百分之二十。」
【意大利《晚邮报》九月十四日报道】九月十六日开始，巴勒摩六十个初级班的一千七百名小学生将要上学，他们的父母将在太阳落山下班时送他们上学。在他们之前，已有两批学生轮着上学。巴勒摩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学年就是这样开始的：继一九八○——一九八一一学年、一九七九——一九八○学年和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学生轮番听课后，本学年又是三批学生
轮番上学。
教务长贝塔生气地说，“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和一九七八——一九八一这两个全国建校计划都通过了，但是毫无结果”。他继续说：“意大利到处都在谈论学校负担过重和最大程度地利用学校校舍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提出建筑计划。没有谁参与承揽工程，图样在市镇和省政府的办公桌上越堆越多，就好象搞学校建筑会受人诅咒似的。私人利益障碍着一切。两部制班级在增多，小学达九百六十三所，中学有一百四十二个轮换制班级，涉及近三万名学生。”
罗马公共工程部的人毫无办法。他们的建筑工程队已经解散了。权力下放到大区。然而，我们认为最可悲的是由于地震而无课桌的学生达六万多人。
【意大利《团结报》九月十六日报道】题：一千二百万学生进入新学年，但学校没有起色
从今天起，大约有一千二百万学生和一百万教师进入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学年。这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充满问题的困难的一年。这些问题在学校里产生了影响，令人不安，与上学年相比，虽没有变得严重，但看来与上学年一样多。
陷入危机的公立学校愈来愈向私立学校让步，校舍状况也不好：在意大利的许多地区，这两种情况轮番出现。受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地震打击的地区，处境更惨。不只是缺少必要的改革，整个教学系统的处境都很艰难。
多年来已听不到关于高中改革的建议，只是在今天才开始听到关于小学改革的建议，学校改革主要是初中的改革，似乎也处于同样的状况。教师深感苦恼的是缺少合适的现代化的教材与相应的招生制度。
图哈米再次提到被占领土这个“关键问题”时谈到萨达特，说他是“一个曾被征服的国家的士兵”。埃及总统希望取得没有投降的和平。如果贝京向他保证：以色列将撤出被占地区，他就恢复了荣誉，可以就其他分歧点进行谈判。
图哈米建议，在我得到贝京的反应之后，我们在摩洛哥见面。他认为下次会谈可能在两周之内举行。
图哈米说完后，轮到我讲话了，我尽量说得简短。我说我将向总理汇报我所听到的话。萨达特要求贝京保证撤出所有领土：这是开始新谈判的先决条件呢？还是在即将在此举行的谈判时为指引贝京而发出的一个指示？我还应该知道，如果贝京不同意全部撤出，埃及是否同意进行最高级会谈。
我停顿了一会，等待答复。
答复不明确，当图哈米再次说希望贝京明确保证撤出这些领土时，国王讲话了：“请允许我纠正我朋友的话。”然后，他谈到萨达特握手的问题。他说：“根据对萨达特总统的思想的了解和我同他的会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贝京能够庄严地亲自保证：双边会谈的基础是撤出领土的话，他将会见贝京，并且同他握手。”
我回答说，没有议会的批准，以色列任何一位总理都不能作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还有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埃及人是不是希望由图哈米和我为代表讨论主要问题？如果最高领导人会晤，举行直截了当的谈判不是更有效吗？因为他们可以确定更低级的谈判的指导方针。
我转向图哈米，对他说我完全相信他，就象萨达特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一样。我把同他达成的任何君子协定看得同书面协定一样有效——同我们其他一些对手打交道就不能这样。关于撤出领土这个主要问题，我不能说贝京是否同意他的要求。
但是贝京肯定希望在不作出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同埃及最高领导人会晤，全面讨论和平问题。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在六天战争前的十九年里，我们的居民中心一直遭到从戈兰高地发起的进攻。为了不使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保证？怎样保证我们的船只在红海的航行自由？我们在一起可能找出答案。我们在这些领土内承认了一些权利；这些领土交给阿拉伯国家后，这些权利怎么办？我们在戈兰的居民点怎么办？西墙怎么办？建立在斯科普斯山上的希伯来语大学怎么办？在南部、西奈的新居民中心怎么办？居民们是否能作为外国人在阿拉伯主权下继续住在那里？这些都是必须圆满解决的问题。另一点：图哈米坚持要求我们撤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以前由约旦和叙利亚管辖的所有领土，以及同与我们交战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签定协议。
历史上从来没有同一个组织签定集体和平条约的先例。同我们交战的不是一个组织，而是完全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应该根据国际法分别同每个国家谈判。任何其他方法既不可能接受，也行不通。此外，联合国二四二决议提到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并且一一指明了这些国家。这个决议根本没有说“阿拉伯国家的集体组织”甚至没有说巴勒斯坦人是签定和平条约的一方。关于巴勒斯坦人，我请我的对话者注意他们的口号和阿萨德总统等人的讲话：“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应返回他们的家园”。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不会满足于在西岸和加沙地区生活。那里既没有足够的地皮，也没有足够的工作。他们将涌向以色列。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人口灾难。必须另找一个解决办法，把他们安置到别处去。
我转向图哈米说，我深信，我们可以同埃及签定适当的协议。我们不相信叙利亚总统。因此，必须立即开始认真讨论有关我们两国的问题。我接受他提出的交换各自提出的和平建议以便尽快研究的建议。是的，我们可以在十五天后再次见面。我可以在从美国归来的途中经过摩洛哥。
我们的晚餐继续进行，并且开始了更加自由的非正式讨论，我们谈到几个与和平谈判无关的问题。
我请他到以色列来看看犹太人同阿拉伯人的关系，并且发现在地理上分割耶路撒冷和脱离西岸已经不可能了。他满意地微笑着答道，他记住这一邀请，将在适当的时候前去访问。我们分手时，图哈米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他希望很快再见到我。
三点三十分，我登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到达巴黎后，一辆汽车把我送到奥利机场，我在途中扯下了该死的假发、假胡子。我用完早餐，拿起一份《先驱论坛报》，这使我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失踪轰动一时，引起各种猜测——但都远离事实。三小时后，我登上了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我一下飞机直奔总理宫邸。（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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