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对中国革命运动确实出力不少，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援助，也是一段富有色彩而饶有兴趣的故事，这可说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列强之中与中国关系最深的莫过于日本。日本的侵华野心非一朝夕，武昌起义实予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朝野各方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并不一致，大体而言，民间颇多赞助革命（虽其动机并不单纯），而元老及当政的西园寺内阁则倾向于维护清室，至于陆军及“大陆浪人”则醉
心于所谓“满蒙独立运动”，藉以独占南满的权益，并进而攫夺内蒙。虽然日本内部的意见颇为分歧，但有一共同的看法，即认定中国的动乱实为日本千载一时之良机，正可利用之以扩展其在华利益。
日本政府自始即坚持“君主立宪制”的立场，全力扶持清室，盖不愿中国出现一个与它不同政体的民主共和国，更不希望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只期待腐败的满清政权苟延残喘，以利其宰割。但因中国内部局势的剧变，以及国际情势的错综复杂，日本的“拥清反革”政策完全破产。及至袁世凯受英国的幕后支持，展现共和局面以后，日本愤而暗中支持南方的革命党，藉与袁氏政权对抗，复因经济侵略的野心过炽，这种“两面外交”亦遭受革命党的杯葛而失败。
日本对中国干涉政策既不能实现，于是为了挽救外交上的颓势，乃思与俄国勾结，以巩固并扩展其在我东北及内蒙的特殊权益，而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与俄国订立第三次日俄密约。同时设法阻止列强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另提交换条件，以图遂行其敲诈之目的。
日本是一个“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国家，军阀及财阀实为侵略中国的主谋者，由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因应过程中，已可窥出军部对“满蒙问题”最为热衷，而财阀则志在攫夺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特权。至于民间团体或“大陆浪人”，虽态度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都想利用革命党。惟仍有少数人如宫崎寅藏等始终诚心支持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以下仅就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政策及各方的态度加以叙述与分析。一、革命运动的根据地
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凡四十年，自一八九五年首次革命——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亡命日本，即以日本为根据地，直到一九二四年最后一次赴日，前后达三十年，其间共有十五次东渡，实际旅日时间亦达九年数个月之久，与日本朝野人士的结交极为广泛，因而“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且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中山先生之所以选择日本为策动革命的根据地，一因“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策划”，一因革命举兵在需要军费与武器弹药的供给，俱有赖海外华侨或外国人的支援，而日本各界人士对此实极热心（姑不论其动机如何），且自一九○○年拳乱之后，留日学生激增，革命组织与宣传转趋积极，足见日本正具备优厚的条件。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山先生乘轮潜往日本，暂居横滨，这是中山先生亡命日本之始，也是此后国民革命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的开端。但此次逗留时间极短，与革命党人交往的日本友人只有菅原传、曾根俊虎与宫崎寅藏（滔天）等数人而已。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前后赴日达十一次之多，共住了六年之久。在日本筹划革命最为积极，所受日本友人资助亦最多，其中较重要的，有一八九八年日人促成中山先生与保皇党的康有为合作、一八九九年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一九○○年的惠州起义与一九○五年同盟会的促成等。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尤具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日本友人对革命党人的援助方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日本的“志士”之中，与中山先生思想最接近的宫崎，由于中国革命之屡次挫折，自惠州起义后，即改行为“浪曲”师（浪曲或称浪花节，类似鼓词）。这正显示在政治上、财政上既无独立基础，又无有力后援的民主主义者，已逐渐脱离了支援中国革命的主流地位，反之，以扩张国权为目标，国粹主义色彩日浓的玄洋社及黑龙会之流的民间人士，却在日本企业界的财政支持下，加深其与同盟会之关系。
一九○七年，日本政府居然加强其对革命党人的压制，并决定驱逐中山先生出境。但约定三年后允许再入境，并馈赠七千日元。
其后萍乡、醴陵、钦廉等役，日人亦多参加者，惟孙先生离开日本之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同志之间发生龃龉，日人同志间亦分成两派，以致萱野等返日购买武器计划屡失时机，未能顺利进行，引起孙先生对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人的不满，遂将一切委诸宫崎。
孙先生在安南、星岛等地继续策动革命，均归失败，乃再作周游世界之计，但欧美距中国过于遥远，有鞭长莫及之慨，乃于一九一○年致函宫崎，请犬养毅与头山满，游说桂（太郎）内阁的陆相寺内正毅。旋于六月十日，不顾日本政府禁止入境之令，秘抵横滨，并化名“高野”，居于宫崎家，然不久为日本政府所探悉，于下旬即被迫离日，转往新加坡。（一）
说中国的现代化对保持稳定的全球性均势是至为重要的。它肯定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英国《泰晤士报》九月十七日文章】题：邓的政策形成首尾一致的战略（作者：阿里戈·利瓦伊）
访问中国的一位西方人士期待对两个主要问题获得一个答案：邓小平在中国国内政治方面采取的新方针将成为这个国家政治史上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这种新方针是不可逆转的吗？中国领导人目前采取的反苏和亲西方的战略是不可逆转的吗？
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关联的。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可能是，它在多大的程度上取得成功，那么它就在同样的程度上强大和同样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
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现代世界继续成为一个伟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并抛弃其落后的状况，如何完成其作为世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和最古老的国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旦他们决定采取一种发展的战略，应该对他们目前严格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做些什么呢？众所周知，这种体制没有效率。中国人知道，他们必须加以改革。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文化革命的厄运中生存了下来——鼓吹实行权力下放和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这一原则，这种原则是要逐步建立一种集中计划加社会主义和市场的混合体制。
但是，别人以前作过同样的尝试来改革苏联模式，结果导致政治危机及经济危机，因而很快便放弃了这些尝试。其它国家遭到失败了，中国能取得成功吗？
同东欧卫星国相比，中国的主要有利条件是政治上独立于苏联。中国比苏联有利的是它的不发达：改革一种不太发展的结构要容易一些。
但是，邓的战略要想取得成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以及同西方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和稳定的关系。
中国的现代化对保持一种稳定的全球性均势是至为重要的。这种均势现在受到了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是实现中国国内目标及对外政策目标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它也是符合西方的政治利益的。
在目前的历史情况下——只要苏联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这种情况就将继续下去。中国邓主义者的发展政策，是一种首尾一致的和从总体上说令人信服的战略。这种政策要实行各种改革，并执行亲西方的对外政策。邓主义在满足人民普遍希望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的同时，应该实现中国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国家保持安全和独立这一目标。因此，它肯定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它的成功显然是符合西方利益的。
【法新社台北九月二十二日电】沙特阿拉伯驻台湾大使阿萨德·祖海尔二十二日说，沙特阿拉伯永远不会同北京或其它共产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祖海尔说，他的国家「不可能」承认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因为「共产党分子反对宗教和自由的生活方式」。
他说，沙特阿拉伯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在今后将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
【美联社北京九月八日电】一位得悉中国在教英文方面的一大困难是缺少书本的加利福尼亚人组织了一个机构，这个组织向中国送了十万册书，要不然这些书就要被销毁。
向中国送书基金会主席哈罗德·马丁今天说，得到这些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把这些书运到这里的费用。
他说，为了筹集经费，他来北京是为了从中国教育部的官员那儿得到有关这个基金会对中国的工作的重要性的证件。
马丁说，过去十个月用船运去的十万册书中，从二年级的教科书到技术和医学杂志都有。
他又说：“有些书具有科学价值，有助于专业人员，但是整个目的是帮助交流和语言的教授。”
马丁是伯克利的一位旅行代理人。他于一九七八年与一组教育家一起访问了中国，他是在那时了解到中国需要英文书的。
他说，该基金会希望在一九八二年运送二十五万册书。
说八亿农民的日子现在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农村出现了消费热和造房热，以致毁掉许多良田
【《日本经济新闻》九月二十二日报道】题：中国为盖房热而苦恼，农村为新建和扩建住宅而毁掉良田（记者：稻田发自北京）
这两三年，中国农民腰包里钱多起来了，于是在全国各地令人注目地新建或者扩建住宅，良田遭到了不留情面的毁坏。
八亿农民的日子现在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只要拼命劳动，收入就会大增的制度的确立，是农民日子好过起来的原动力。
据全国农村储蓄会议最近公布的资料说，截止今年六月末，全国农村储蓄额为一百八十三亿元，平均每人储蓄二十二点三七元。
货币流通量的增大，在农村首先煽起了消费热，其次化为新建扩建住宅热了。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年的通货膨胀的最大原因是，农民一齐出来购买在以前无力购买的消费资料；如今，农民为了造新房而甚至不惜毁掉良田。这个棘手的问题正使得党和政府领导人感到头痛。
据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农村住宅办公室说，为了制止农民把耕地不断地转用为住宅基地，政府在四月发出通知严禁这么做，但是，农民的新建改建住房热依然平息不下去。
党和政府出于给八亿农民以“人的生活环境”的愿望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能一刀两断地加以摒弃的，然而，也不能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现在，党和政府就处于这种为难境地。
归根结底，党和政府采取了把问题完全交给公社干部去处理的态度，这种指导方针会不会助长耍“威风”的不良干部的横行和不正之风，令人担心。
【法新社新加坡九月二日电】新加坡餐馆的北京鸭大部分来自美国而不是中国。
三年前人们几乎不知道美国冻鸭，现在美国超过了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供应者。
一九七九年中国供应二百三十吨冻鸭，美国只供应一百七十三吨。据商业时报报道，今年一月至四月，新加坡从美国输入一百八十三吨冻鸭（值三十五万零七千美元），从中国只输入三十三吨（值七万九千美元）。
据进口商说，美国冻鸭需要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中国鸭价钱过高，当地鸭也如此。（转载美国《美洲华侨日报》）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