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七月三十一日报道】由于美国出口的谷物的数量有了增加，今年头四个月美苏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
预计，苏联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之间，将进口创纪录的三千八百万吨谷物，而美国提供的数字则表明，美苏贸易在一月至四月这几个月中增加到九亿四千三百万美元，而在一九八○年的同一期间只有五亿九千八百万美元。
美苏贸易在此期间的增加，几乎完全是因为对苏联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造成的。美国对苏联农产品的出口已从原来的四亿八千二百万美元增加到七亿八千零二十万美元。
美国制成品出口（主要是农机和零件）额稍稍有了增加，从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增加到一亿六千二百万美元。
美国从苏联进口（其中包括轻燃料油、氨水和各种金属）额也从一亿零七百万美元增加到一亿八千万美元，美国对苏贸易顺差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从四亿九千万美元增加到七亿六千三百万美元。
西方农业问题专家认为，由于俄国的欧洲部分（这里的粮食作物受到了大面积的破坏）以及西伯利亚西部和哈萨克连续遇到干旱，苏联正面临着一场歉收，这场歉收将使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的粮食进口达到从未有过的最高额成为必然的了。苏联在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度进口了三千三百五十万吨粮食。
美国农业部把它对苏联粮食收成的估计数字减为二亿吨。苏联本来要在今年达到的目标是二亿三千六百万吨。
《南洋商报》说，新加坡向日本学习，应先培养人们的群体精神
【新加坡《南洋商报》七月三十一日社论】题：向日本学习是否会成功？
新加坡现在差不多处处都把日本当作榜样，不止是发展工业、企业管理，工人的技能与精神，甚至于社会组织，教育的发展，交通的控制，以及警察与人民的关系等等，我们都引日本的成就作为参考。但是我们毕竟是新加坡人，我们的社会组织与人民的精神不同，我们向日本人学习，到底会不会成功？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日本人及其制度的优点。日本人很勤劳，对工作很认真，对自己所属的机构与国家都很负责。日本在其他方面的优点，比如他们本身就不断向外学习，将所学的东西进一步改良，结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工商机构不惜投下巨资进行研究工作，在遇到任何危机或困难时，日本政府随时支持企业界克服困难等等。
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学到日本成功的条件，也不可能把日本人的制度全盘搬过来，假如我们没有那种精神，样样都照他们的方法去做，也还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学习日本经验的先决条件，就在于我们应先有他们那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培养又绝对不止是在工厂里面学日本人的方法就可以做到的。我们也需要在学校、在家庭，通过各种社会教育，先培养人们的群体精神。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可听到向日本学习这句话，可能会产生不正确的印象，以为日本是个十全十美的国家，一切都可作为我们的借镜。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日本人本身也不断向外学习，就证明他们也承认自己有缺点或不如人的地方。我们也不应该只是把日本作为榜样，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也有不少值得我们看齐的地方。
向日本人学习会不会成功，得看新加坡人的精神与态度。
【新加坡《星洲日报》七月二十九日社论】
要研究和学习日本，只有从了解日本整个社会背景和历史着手，生吞活剥，或单从形式上、表面上去理解日本，看来难得领悟日本的“秘诀”。至于因为日本的“成功”，就把日本“独特的东西”盲目模仿，误以为是窍门或捷径，则往往弄巧反拙。
诚如傅高义指出一般：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实际上并不是由于他们文化上的独特。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深思熟虑，想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
【日本《朝日新闻》三月三十一日报道】财团法人劳务行政研究所，三十日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说单身赴任的情况在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企业每月拿出二、三万日元的“分居津贴”，并且，为职工每月“回家”发一两次交通费的公司也已经达到将近百分之三十。
该研究所向二千三百家公司发出调查票，三百九十三家公司作了答复。近半数企业回答说“单身赴任有增加的倾向”。
对此，发给分居津贴或单身赴任津贴的公司占百分之七十一，其金额为部长级每月二万八千日元、课长级二万五千日元、股长级二万一千日元、一般职员一万九千日元左右。每月用现款发一两次往返交通费的公司，也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八。
【《香港时报》五月十五日文章】题：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贵文物
（作者：文鉴）珍藏文物约五十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名中山博物院，成立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的十月十日，迄今已有五十六年的历史；而台北外双溪的新院址，则于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落成之后，又代管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这些文物宝藏，均来自北平故宫、沈阳故宫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宫，因之，兼有两院珍藏，实为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的文物精华。目前这些文物的珍藏总数，共有三千八百二十四箱，凡二十四万二千五百九十二件。加上民间珍藏而陆续捐赠的约有二十五万件左右，合共达五十万件。
自故宫博物院迁台之后，设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直属行政院；所有珍藏的文物精品，全部分别陈列，每三个月更换一次，使一般观众们都可得窥全豹、以广眼界。但有些最富代表性的宝物，仍然长期展出。凡是经过陈列的展品，均附有中英文说明卡片。现分述如下：
（一）故宫珍藏的书画精品共六千四百一十一件。书法方面有晋代书圣王羲之传世第一墨迹“快雪时晴”及“平安何如奉桔三帖”，唐代褚遂良“倪宽传赞”、颜真卿的草书“祭侄文稿”等，都是晋、唐真迹。宋代名家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朱熹、陆游及米芾等，也有不少手迹。历代御书真迹则有唐玄宗的行书“鹌鸽颂”，宋高宗行书“诗册”，南宋高宗行书“付岳飞手敕”等。元代赵孟頫的“趵突泉诗”，明董其昌的“周子通书”及清室寰翰等。
名画方面则有：唐、宋、元、明、清各朝的佳作，堪称无价之宝。每一幅古画都盖有御玺和御笔题诗，画龙点睛，更富生气。计唐代有阎立本的“肖翼赚兰亭图”，韩干的“牧马图”，北派始祖李思训的“江帆楼图”，李昭道之“洛阳楼图”，吴道子的“佛像”。宋朝有徽宗之“溪山撩色图”和“红蓼白鹅图”，郭熙的“早春图”，马达的“月夜探雪图”夏珪的“雪屐探梅图”。元朝黄公望的“富春山居”，明朝则有王时的“山水”，王世昌的“俯瞰激湍图”唐寅的“函关雪霁图”，文征明的“雪山图”等，都足以令人称羡赞仰。铜器国宝与股墟模型描绘古代人民生活形象的，便有阎立本的“职贡图”，卢鸿的“草堂十志”周盼的“内人双陆图”等。对于唐代的文物衣冠及一般社会的生活象，都获得真实的印象。观赏明时吴彬所描绘一年十二月令行事的“岁华纪胜册”及清室画院“十二月景图”之后，便可了解古人十二月生活的情景。清人陈枚等五人集体创作的“清明上河图”，长达数丈，其中人物、舟车、房屋等无数，与宋人陈择瑞的“清明上河图”，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故宫珍藏的铜器精品共有四千四百零二件，镀金铜器七百一十七件。在铜器中的古鼎为古人煮肉用的一种铜锅，锅下有三条腿，作为架柴火墩肉之用。参观各朝代古鼎后，可以发现鼎的演进，最古的鼎容量较大，可供多人之用；其后愈来愈小，则供个人之用了。据说古鼎另有用途，为古代王公大臣用以赠赏属下，等于现代政府颁发有功于国的官员的奖品。西周时在铜器中的毛公鼎，不仅刻有铭文，纹饰也精美绝伦，被视为“镇院之宝”。
自商、周一直到汉代以后的铜器和铜镜，均为辉煌的古代器物，而先后出土的古物，则陈列于另一室。如殷虚候家庄古墓，即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县候家庄殷虚墓群中所发现，除发掘时将现场图片缩至模型外，更陈列其墓中出土品。史书所载殷商陵墓形状、殉葬风俗、雕刻精美的石鸮、农具石斧、白陶、骨器、铜簇、矛、佩饰等都有实物印证。其中的大理石雕刻的虎首人身、虎爪形立雕，对双伏兽形立雕、枭形立雕，均充分反映出三千年前手工艺术的精美。瓷器玉器古色古香（三）博物院珍藏的瓷器共二万三千七百八十件，玉器三千八百九十四件，不论在质和量的方面，花纹的精细，图案的美丽，称得上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宋、元、明、清的瓷器室里，以宋瓷汝窑获致最高评价。宋瓷的形制、胎骨、釉色，大多是单色的，意境淡雅，温润如玉，令人喜爱。如院内所藏的粉青盘、粉青椭圆水仙盘等均甚名贵，尤其是南宋广窑的“瓷琴”，像真琴一样，玉石光辉，撼人心弦。
不过在宋以前瓷器之有款识者极少，至明以后始有年代和齐室名款识。如所藏广窑“月白雕镶蟠螭觚”、永乐窑“青花斗彩八仙庆寿碗”、成化窑“青花三友梅瓶”等，都是珍品。有清一代的瓷器，康、雍、乾三朝御窑所制，也获甚高评价，不独瓷质精细、色泽鲜明，所绘山水、人物、花草、虫鱼、飞禽、走兽，无不栩栩如生！特别是清人作品的“填镶珐琅”、“笔绘珐琅”等珐琅彩瓷，更驰誉中外。
玉器为所有展出古物中最美丽的部分，其色泽和雕刻技术，无不令人赞赏。
玉器的年代，分旧玉、新玉陈列。旧玉中如宋朝的“旧日玉连环”，为整块玉中刻成两个圆环，另用一个小环系着。明代出品的“白玉鳌鱼花插”，整块玉白得十分透明，惟在鱼咀和鱼鳍上，则现出天然黑色，使鳖鱼活灵活现，宛然如生。而新玉则从清代开始，如“黄玉连环钮印”三颗印，用三条绳子连起，全用三块蛋黄玉雕成。最受欢迎的还是“肉形石”，为一块自然石，肉皮色泽逼真。“翠玉白菜”，菜色脉络分明；其他精品如乾隆玉雕“万年笔”、“白玉茄式鼻烟壶”、“玛瑙佛手花”及“黄玉龙凤双连尊”等，都是无上精品。善本图书具历史价值（四）故宫珍藏善本图书共十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四件，约五十万卷。首先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研究古代历史为最要者。此外，尚有《四库荟要》、《四库收本》——前者是乾隆指示编纂《四库全书》的儒臣们，事先列的一个纲要，以免卷帙浩繁，难以检阅。后者则是儒臣们在《四库全书》编妥后，把继续收到的史书一百七十三种，另外编为《四库收本》，但这书的正式名称则是《宛委别藏》，其史学价值可以想见。
在善本图书中，可以见到宋元旧椠及旧钞会校本，像宋本《尚书》、《周礼》，宋版欧体的《大字莲华经》，宋道藏本《云笈签》，元刊本《元丰类稿》、《宣和画谱》、《元典章》，以及宋朝最古的淳化咸平间，由杭州龙兴寺所刊的《华严经》等。其他普通书籍则包括明清以来纪载历史的官方及私人刻本，明清时代所刻的殿本；尤以明永乐年间中国与邻国交往的字典《华夷译语》，实为研究古代外交史的珍贵工具。在蒙藏文书类中的《藏文甘珠》及《干珠》等，全部用泥金写成。
至于文献一类共二千八百九十二件，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每一个朝代的公文档案，如朱批与敕论，内外臣的题本与奏本，各国及外藩的国书表章。历朝玉牒之圣训、实录等，都是中国近代史的唯一资料。其中重要的有：明太祖朱书御笔多件，清太祖本纪、清穆宗亲政诏、清宣统复辟文证、清慈安慈禧加徽号诏、韩国致清国国书、清国致英国法国国书、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致清帝宣传国书等等。
除上列几大类之外，还有杂项室陈列的共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件。如服饰、文玩、剔红、织绣、雕刻等物，都是稀奇古玩。服饰一项便有古代帝王后妃的龙袍凤冠，文玩如文天祥写字所用“玉带生砚”、苏东坡所用的“东井砚”、乾隆所用的“耕织图墨”及北宋时代勤有堂的纸张等。“剔红”又称“雕漆”，所藏明清雕漆，都是稀世珍品。“织绣”有宋沈子蕃缂丝“秋山诗意”轴，元缂丝赵孟頫“早春诗”轴，明缂丝“竹仗化龙”轴，清代宫廷刺绣。丝绣释迦牟尼佛，丁观鹏的“十六罗汉”等，都是绣针精密作品。
雕刻在古艺术中也有相当的地位。这项艺术品起源甚古，在殷商出土文物中，就已有了雕刻牙骨的发现，以及历朝的象牙雕刻，都是罕见的古玩。例如牙角雕镂的龙舟，长不及两寸，而窗窗可数，人物的眉目清晰，可以说巧夺天工。象牙的八仙渡海臂搁，竹林七贤臂搁，以雕竹木之技，施于象牙短片之上，技术十分精绝。谈到雕竹，不独用刀如笔，雕工细致；而且所雕刻的字画也都是上乘之作，像明朝朱三松的“竹雕士女笔筒”，上刻一女郎捧卷默读，神态颇为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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