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苏联政策有许多方面是针对西方和中国的
。
苏联对外政策是超级大国的花言巧语、装腔作势、扩张主义、以武力为后盾的冒险行动相结合的混合物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十二日文章】题：武力和恐惧束缚下的帝国
（原编者按：本报从今天起连载一组关于苏联的文章，共五篇。这组文章的作者是本报驻莫斯科记者，他在四年半的任职期间内走访了苏联所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四十多个城市。）
今天的克里姆林宫是利用武力和恐惧来维持其国内秩序和扩大其国外影响的。
苏联在国内，大搞武力的一切场合都表现出唯武器论。
一九八○年十一月七日，在最后一次去看阅兵式的路上，我在通往红场的漫长的人行道上见到站岗的士兵比往年多了，他们全副武装。
每晚离开列宁体育场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兵营里度过一天似的。
整排整排的民警齐步走向临时公共汽车站。整班整班的士兵在夜色苍茫中撤走。
当然，苏联并非只有武力和恐惧。它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人和家庭、芭蕾舞和歌剧、宇航员和棋手、滑冰和越野滑雪、乡间别墅和采摘蘑菇、城市和农场、希望和梦想。但是，以武力推行中央控制是共产党制度的标志。总统里根和其他所有非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着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一、这种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二、这种制度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同世界其它制度的激烈竞争之中；三、克里姆林宫认为，同美国等国家的敌对关系是不可避免的。
克里姆林宫对苏联公民的看法表现了克里姆林宫注重物质的观点。
监视和猜疑是苏联制度的一部分。
“每幢公寓楼都有一个‘监视员’，这种人往往是老年人，整天呆在木楼房周围，看着进出的人，凡有异常的事情，都要记下来，然后向居民区的基层干部汇报情况。”一位莫斯科人深夜在他的住宅里这样对我说。
他象所有俄国人在发表批评意见时通常所做的那样，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他拿起电话话筒，拨个“２”，然后取一支铅笔插入金属指挡左边的一个孔里，不让拨号盘回到正常位置上。许多俄国人认为国家通过电话线路搞监听，所以如果他们怕对线路施加干扰，有时是把电话机整个放进抽屉里，他们就觉得安全些。
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是十九世纪世界上最后一一个帝国。（上）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七月一日评论】题：“过渡时期”结束赵总理的跃进引人注目（记者稻田发自北京）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这就是选出了以胡耀邦新主席为首的党的领导阵容和继续推行现代化路线。党中央把这次六中全会放到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并提的重要会议的位置，就是这个缘故。
在三中全会上，把经济建设的基本认识一下子从精神主义转变到以经济原则为中心的合理主义上来。六中全会则确立了推行这一方针的第一线领导体制。它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过渡时期”，拥有实权的邓小平副主席，已从人事和政策两个方面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赵紫阳总理的跃进。
新领导阵容的选出和与此互为表里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将成为从政策、路线的角度出发的“起跑线”，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从把党本身的过错作为今后教训的意义上来说，这也将成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杀害和被损坏声誉的许多干部和群众的一种安慰。
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以后，局面将发生巨大转变。“中国今后将会怎样？”从这种着眼于未来的角度出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的一部分是最重要的一段。在这里，党正式承认成为党的思想方法分水岭的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现代化基本方针和实践过程。
对通过酝酿了一年的《历史问题决议》，邓小平的真正目的是着眼于迄今多次指出的“经济时代”，而建立正式行动的基础。
名副其实地巩固了基础的邓小平体制，正准备认真地反复推敲长期计划，当前是想通过实践推进经济工作。
【奥地利《新闻报》七月一日文章】题：中国：一切为了保证党的首要地位
邓小平终于把最得力的人胡耀邦安插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上。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曾阻碍他的绝不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方针的贯彻的话，那么这就是党的工作中的危险的临时状态，是中下层干部的僵化、懒惰、心绪不安和不服从命令，以及唯一能把各省联系在一起的、将来仍然应该把各省联系在一起的联系网的脆弱性。
中国的年轻公民的思想是混乱的，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灌输感到厌烦，他们希望工作、希望富裕，即使是一种有限的富裕生活也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他们来说至少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胡耀邦的最困难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将是，把保证党的首要地位的做法一直贯彻到最边远的省份，因为，正如新领导将不遗余力地所强调的那样，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可能使人民共和国取得进展。之所以是困难和重要的，也因为几十一年来政治责任一直被忽视，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干部阶层顽固地留恋于自己的权利以及新的干部阶层还没有培养出来。
“用实践来代替乌托邦”，这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这是时代的要求。这种要求是迫切的。尽管培养出经济方面的高水平的人才仅仅是时间问题，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就象发挥主动精神和向前进的自然的传统需要一样没有减退。
中国的时钟比西方的慢，但是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是迫切的。用理智、用邓的小步子来使赛跑获胜，这是对中国的新的挑战。这也许是它的新的历史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意大利《共和国报》七月二日刊登蒂·泰扎尼发自北京的报道】庆祝中共建立六十周年是一次特别机会。这次庆祝轮到胡耀邦主持。但是，与他的前任在同样时机所做的相反，胡耀邦这次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没有向被动员来热情表示人民支持领导人作出的决议的海洋般的人群发表讲话。
他这次主持庆祝，既没有军乐队，也没有游行队伍。胡耀邦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大厅向被挑选来的党员发表讲话的。
中国有了新主席，但是没有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在北京，除了几座建筑物上插上红旗外，今天象平常工作日一样，公共建筑上没有悬挂新主席的画像。大街上没有赞扬他当选主席的宣传画，也没有象过去赞扬毛和华那样“伟大的”、“光辉的”或“英明的”标语。胡耀邦没有以任何方式来占据过去是毛的政治位置。
精工准备把日本手表的高度技术与瑞士特有手表制造工艺相结合，生产名贵手表，打入高价表市场
【香港《大公报》六月二十八日文章】题：日本瑞士手表比高下
日本手表的生产技术近年来大为改进，然而迄今仍无法闯进一直由瑞士表几乎完全占据的高价表市场。日本最大的手表生产公司——精工手表公司，甚至被迫收购瑞士的一间手表公司，以便能令日本手表打入瑞士市场，以及争夺世界性的高价表销售。
日本手表的生产量，早于数年前已迎头赶上瑞士手表的产量。根据日本工业统计数字显示，日本和瑞士去年分别生产约八千万个手表和机件，日本的手表产量可能稍多一点。不过瑞士手表百分之九十七是外销，而日本手表不少在本国销售，内销额超过二千万只。
日本手表差不多全是中下价货，而瑞士表绝大部分是高价货，一只手表的售价通常要一千美元或更高。在日本，瑞士表占市场销量还不足百分之五，但占市场销售总值达百分之二十五。日本人在购买高价表时，仍喜欢选购瑞士货。每年超过一百万日本游客在海外购买“欧米加”、“天梭”等一类的名牌瑞士表回国。
事实上，瑞士表与日本表的质量和可靠程度差不多一样，前者大部分是机械行针表，后者多是电子石英表。尽管电子石英表比机械表准确得多，但瑞士表不但款式新颖，而且表身多是以人工精心装配，配衬上金银珠宝等装饰，华丽活现，因此具有实力占据高价表市场。
尽管如此，日本手表商不甘示弱，正在想方设法打入这个高价表市场，甚至努力打入瑞士国内市场。精工手表公司收购了一间曾以生产薄型机械表而闻名的瑞士手表厂，目前正准备把石英手表机件从日本运往瑞士，在这间瑞士手表厂进行装嵌和生产表盒，然后把大部分制成品输出海外销售。
精工手表公司希望采取这个方法，把日本手表的高度技术，与瑞士特有的手表制造工艺相互结合，生产一种名贵手表，与瑞士表在高价表市场中比个高下。
【时事社纽约六月二十七日电】美国半导体业界的临时解雇情形扩大。除了德州仪器公司解雇百分之三的从业员外，ＡＭＤ公司也决定强迫夏季休假，不得不作生产调整。
据业界人士分析说，造成此一情况的主因，系由于美国高利率带来的需求不振，欧洲市场急速衰退，加上价格下跌及与日本厂家的竞争剧烈，使得美国各半导体厂家陷入困境。
因此，今年第一季各主要厂家的收益大幅度减少。美日之间贸易摩擦，目前因为降低关税而勉强保持小康状态，但要是美国不景气状态再增强的话，颇有可能引起新的纠纷。
美国半导体业界一九七九年的营业额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六。一九八○年也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过去四年来一直呈好景气。但自一九八○年下半年以后，因为受到高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内需求开始逐渐减少，加上欧洲市场陷于极端的不振，以及价格急速降低等增强不景气情况，所以一般皆预料，今年对美国半导体业界来说，可能是最差劲的一年。
今年第一季各厂家的决算收益大幅减少，例如英特尔公司的纯利比去年同季减少百分之九十一，国民半导体公司减少百分之四十一，德州仪器公司减少百为之三十二。（转载六月二十八日台湾《经济日报》）
【合众国际社北京七月二日电】一名欧洲外交官员说：“胡耀邦当党主席，邓小平当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主理行政工作，这样他们就被安排在最高的位置上。这种安排是很好的。人们没有这么说，但我想这是三驾马车。事情看来就是这样。”外交官们说，胡给他们的印象是“一个坚强的人，能把党推向前进的人”，他“十分能干，十分坦率。”
这三个人将领导中国“进行长征”，他们强调经济建设，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调意识形态的教条。
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够加速经济增长和改善十亿人民的生活水平。（转载自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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