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内地中年知识分子有着历史使命的自觉，努力在四化中作出成绩；中学生勤奋学习；工农的生活大大提高
【香港《文汇报》四月四日文章】（作者：徐润中）题：也写回乡见闻
由广东回来，朋友问我中国是否有希望。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现在是思想大混乱。我看这和许多“回乡见闻”有关。这些见闻很重视发掘国内落后面或是混乱的情况，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去落后地区猎奇一样。
我这次应广东省文化局邀请，作为香港考古代表团成员去作文化交流，顺道访问了一些知识分子，有以下一些印象：知识分子要攻坚著名考古学者黄玉质、莫稚、杨式挺、何纪生、曾广亿、彭如策等都在写作论文。这一批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可说是今天国内文化界的骨干年龄。老的老了，年青的一代要重新培养起来，因此他们都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在这心理影响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高了。写的不是一些报道式的文章，而要求自己搜集更广的资料，写出更有深度的论文。杨兄给我展示了他搜集的大量资料和十数万字的论文初稿。我觉得中年知识分子有着历史使命的自觉，努力在四化中作出成绩，这是可喜的进步一
面。中学生勤奋学习我没有午睡习惯。午饭后常去流花公园散步。只见湖畔三五成群的学生，在温习功课。和他们交谈后知道，他们在准备高考。他们说现在不同了，学生要凭真本领考大学。成绩优异的选入全国重点大学；考不上大学的，由各单位前来选人，也是根据学业和专长。
青年人勤奋学习是好事，社会上讲真材实学是好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前途和社会前途结合起来，个人的努力进取就会给四化带来好处。工、农的生活好中国几千年来，农民的生活都是苦不堪言，怎么说也比不上做官的。恐怕只有今天才会见到农民的收入比一个干部的高。这和国家的政策有关。农民告诉我，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农村的副业、旅游业、土特产等议定利润比率上交后，超额利润的部分由农村自由处理。工厂和林业等也是这样。
于是都有了花红和奖金制度，工农的生活大大地提高了。
结语当然，我也观察到青年架着贴着招牌的黑眼镜、冒牌香港客、劫车闯关、地下刊物、同质不同价的酒菜，但是在十年动乱之后，有这些事物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专门找这些现象来观察，对一个不断在调整在进步的社会的了解是没有帮助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去找出这社会中的新生的上升的事物，去看她的将来。这样我们才能发现中国是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十日文章】（作者：特里伊·劳特斯）题：中国的爱情与政治
一对情人肩并肩地站在高山之巅，眺望着一轮红日从山谷下冉冉升起。晨雾掠过了周围的丛林。此时此刻，眼前的美景迷住了他们，两人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早晨。”
这是中国最近一部影片中的场景。这部影片反映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
对一个美国观众来说，《庐山恋》比较简单，富有甜蜜感。但在中国观众看来，它喜剧性地告别了过去。
初看，这是一部中国现代的普通电影，但仔细一看，政治的气味仍然很浓。你看，那位姑娘是个美国华侨，那个照料正在疗养的母亲的小伙子是一个中国高干的儿子。为了使情节曲折发展，这对情侣得悉他们的父亲曾是好友，但在内战时期却分手成了敌人。他的父亲选择了获胜的共产党，她的父亲跟随了战败的蒋介石，因此两人面临的障碍是：爱情能否战胜过去痛苦的回忆？他们的父母亲会不会把旧情搁置一边允许儿女结婚？
最后爱情赢得了胜利，政治——毛以后的政治也获得了胜利。这对青年欢欣鼓舞地接受了父母亲的祝愿。观众也得到了一个清楚的信息：中国需要所有的儿女回国建设现代化。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华侨和外国人一样受到怀疑。文化大革命于一九七六年结束。从那以后，华侨的资产、知识一直受到欢迎。
华侨可能为影片中向他们发出的爱国主义呼吁所感动，但影片把他们描绘得如此富有、聪明和直率，使他们有些不快。在一个摆阔气和挥霍浪费极少的国家里，这个华侨姑娘每次出场都换一套西式服装。
【路透社北京四月九日电】西方农业专家今天说，中国预测今年粮食产量将超过一九七九年的纪录，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预测”。
一九七九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三亿三千二百万吨，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峰纪录，不过，去年减为三亿一千六百万吨。
西方农业专家说，就冬小麦和春小麦而言，今年初的情况很好。随着气候势将好转，这意味着小麦的产量，会达到五千八百万至六千二百万吨。
他们说，今年的冬小麦和春小麦产量，虽然会比去年增加，不过，仍然不会超过一九七九年的高峰纪录——产量在六千二、三百万吨之间。
这些专家说，就极其重要的早稻作物而言，目前供给稻田灌溉的储水，数量充足有余。
【法新社北京四月七日电】（记者：伊丽沙白·张）中国正努力鼓励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
农业方面的高级官员杜润生在这里说，百分之二十的农民——特别是住在边远和贫瘠地区的人——从叫做“包产到户”的制度中得到了好处。
这种制度近两年来已很普及，它给每个家庭以生产粮食方面的很大自主权，并使农户成为基本生产单位。但是，新的制度无论如何没有改变土地为整个社会所有的所有制。
杜润生重申，中国无意改变土地所有权或是产品的国家所有权。
【香港《新晚报》四月六日译载文章】题：英国试设企业区扭转政策三十五年来，英国政府曾经以大规模计划去援助国内的次繁荣地区，今年则尝试采取新途径去对待这问题。
事实上，这是彻底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执行的政策：不要计划、不要政府干预、让市场力量发生作用。多年来的政府干预既不见成效，私人企业能否给不景气地区注入新气息呢？
被称为“企业区”的首批九处地方，今年七月开始经营。每个企业区多是属荒废和旧式工业破落的地点，需要有新工业带来新就业机会。鼓励投资在这些区域里，采取大胆措施去鼓励设立私营企业，包括：
一、大多数行业无须按照指定计划提出申请。二、公司不需付差饷（地方税），正当英国的差饷率在迅速上升时，这是一项重大宽免。三、对投资工商业楼宇在计算公司和入息税方面，可获百分之百的资本免税宽免。四、免缴开发土地税。五、可率先获关税优待。重建工业还有其他方面奖励。“企业区”构想的最重要一点，是给来投资经营的公司尽量消除麻烦，尽快开业。政府与地方经过几个月谈判制订了具体详情，把新公司需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场合减至最少。新企业区一个在伦敦的船坞地带，这里过去是海运贸易集散地，现在大部分荒废。另外三个区在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的特拉福德园，利物浦的斯帕克，和泰因河畔纽卡斯尔。英格兰的其他两个区分别在北安普敦郡和中西部。另外还有企业区设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苏格兰的克莱德赛和威尔斯的下斯旺西谷。它们都是工业变化的牺牲者。
最典型的是泰因河畔纽卡斯尔。
已经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一九八○年底，已有五十间公司表示有意在盖茨黑德经营，纽卡斯尔也得到类似的反应。预料在地方政府正式宣布企业区详情后，将会有更多厂商问询。
迈尔斯认为，魏德迈之所以反对中美合作所是由于“受到对东方人的偏见的影响。”事实上，魏德迈的动机与史迪威的动机十分相似。迈尔斯的活动具有过早地挑惹延安的危险，而且把美国与一个完全声名狼藉的角色相联系起来。魏德迈从大使馆人员那里获悉，中美合作所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迈尔斯可以夸大其词地向美国人和中国人说起自己怎样下毒谋害人和同戴笠一起搞政治审讯。他自称他“本人痛恨共产党人，应该把他们在中国消灭，他乐于提供协助。”
魏德迈之厌恶迈尔斯和戴笠，部分地反映了他本人的荣誉和道义准则。迈尔斯坚持同一个反共行为远远超过公认界限的中国人结盟。戴笠是一个臭名远扬的暗杀者、施刑拷问者、毒品走私贩和窃贼，他根本不具备蒋介石和宋氏姊妹披作外衣的开明基督教虚饰。戴笠回避大多数外国人，不象宋子文和蒋夫人那样，他拒绝迎合外国人。正如魏德迈向一位朋友所说：
如果美国公众知道了我们向一个象戴笠
所操纵的这种有问题的组织大量输送物资而
又无帐可查的话，确实是很遗憾的……海军
对中国的态度的关注，我是有很大异议的。
迈尔斯在这里成了发说礼物的圣诞老人，还
有，请勿对外人说，陈纳德向某一个军阀朋
友提供了物资，没有记入帐上……
魏德迈希望支持亲美官僚，而不是臭名昭著的恶棍。戴笠缺乏那种使他本来有可能获得美国更广泛支持的吸引力。在一九四五年的初期，美国陆军和中美合作所的关系继续恶化。三月间，魏德迈、迈尔斯和赫尔利都回华盛顿会见上级，目的是调和他们三人之间的分歧。这三位美国驻中国的主要人物，除了分别到陆军部、国务院和海军部活动外，还于三月二十七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就各自的论点进行了辩论。
这次会议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个基本问题而定下总的气氛：“共产党叛乱”对蒋介石和美国的战争努力构成多大的危险？赫尔利、魏德迈和迈尔斯一致认为，只要蒋介石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这场所谓的叛乱是很容易镇压下去的。于是又转入讨论魏德迈和迈尔斯间的冲突，明确地说，就是讨论迈尔斯究竟应不应该受战区司令的领导。魏德迈相当聪明地声称，他本人和迈尔斯之间不存在任何个人的政治分歧。他只希望指挥系统顺利行事，确保所有的资源有效地用于抗日。迈尔斯反驳魏德迈的论点说，鉴于中美合作所在中国享有独特的地位，只有它可以分享国民党权力的很重要的部分。迈尔斯宣称，他和戴笠已训练出三万游击队，并且已作好准备再训练六万。如果以任何方式改变中美合作所的地位或影响其行动，那么蒋介石已警告过会产生“令人不快的结果”。这种令人不快的结果当然是影响到国民党而不是日本人。在陆军和海军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支持魏德迈，修改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协议，使之受战区司令的领导。
魏德迈于四月六日正式接受他的新权力，他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中美合作所的某些活动。对飞越驼峰和通过利多公路（从印度阿萨姆邦利多通往缅甸北部与滇缅公路连接进入中国境内，亦称史迪威公路——本刊注）运给中美合作所的物资吨位数进一步加以限制。给中美合作所下了命令停止训练和装备戴笠的不直接参与抗日活动的部队。但是，中美合作所的组织结构仍然是由美国海军人员和戴笠的部队交织组成的。事实证明，要执行战区的命令或判断中美合作所的装备究竟干什么用了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魏德迈于六月间指定了一个陆军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关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参与反共行动的指责，这个指责是共产党人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提出的。调查的最后报告是（在日本投降后）于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报告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说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确实动用了武器对付延安。但是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人把武器供应给中美合作所的中国人时是知道这些武器要用于打共产党的。大部分武器装备的下落无法追查，因为这些武器装备是不按正常手续交给戴笠的，甚至没有保留转交的记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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