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11日参考消息第2版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四日刊登该报记者冈孝发自北京的评论】题：中国：进入新的经济时代
    “调整”是今年春季中国经济的座右铭。这个词意味着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要使经济不陷入通货膨胀的循环的话就必须加以完成的，与此同时还至少要满足十亿中国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改善生活的愿望。
    中国领导人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些什么呢？
    第一，他们必须控制通货膨胀。
    接下来的任务在大程度上是完成这项最重要的任务的方法。
    第二，是大大削减重工业方面兴建新厂和添置新设备的计划，这些厂和设备从长远考虑也许需要，但需要几年才能建成，而且可能会与现有的工厂和设备重复。
    第三，中国领导人必须使现有的工厂和设备提高效率。这也许意味着关掉一些工厂，停止某些产品的生产、转产其他产品，或者合并一些工厂。甚至在轻工业方面，他们也将不得不约束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为了迅速获得利润而匆匆忙忙地开办纺织厂和卷烟厂，不考虑重复和效率低所造成的浪费。
    第四，他们必须对付石油生产下降所带来的后果。为了至少部分弥补直到现在为止大部分是靠石油赚来的外汇收入，中国需要迅速增加煤炭的生产（这需要昂贵的基础设施）和加速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
    第五，他们必须为全国人口继续解决就业问题。
    第六，不管政府的财政如何拮据，中国的领导人怎么也不能取消对主要食品、住房和福利的补贴，这些补贴给农村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繁荣，在其他地区缓和了物价的上涨。他们必须继续大力建造住房。
    还有第七项任务——国防。中苏之间的争吵仍然激烈，中国人象华盛顿和西方盟国一样，担心苏联日益强大的力量以及莫斯科在使用这一力量上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政府现在必须进行的说服工作要比它在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多得多。它不能简单地下命令。他们不打算放弃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似乎正在摸索一条通往真正的集体领导的道路，这种领导将能听取和考虑群众的意见。直到现在，他们的经济政策是得人心的，因为他们走的方向是大众长期来所要求的方向。 0aB品论天涯网

    【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三月二十五日刊登琼·科恩发自北京的文章】题：新年艺术展览已转向党的新路线
    阴历新年是放假和举办重要艺术展览的时间。
    北京的全国美术展览馆举行了悦目的《陕西省民间艺术展览》和同样深具民间传统色彩的《北京、天津和山东年画展览》。
    在去年举行的展览中，有一些是受外国影响的表现派和抽象派的试作以及进行辛辣的政治讽刺作品。经过那些展览之后，上述两个展览似乎使人感到清新和无邪。它是党的新路线的一部分，使之通过传统的中国艺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通过吸收国际上的先锋派思想来寻求一种中国艺术的新形式。
    提倡民间艺术和年画是艺术界权势集团试图进行的“调整”的一部分，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调整的延伸。经济和政治上的调整，是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而对这个国家发展重点次序的排列和资源的利用进行一次精细的重新估计。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政治经济学上，现在都日益强调中国本身的资源。
    这种新路线反映出一种倾向。它力求排斥外国的思想和外国的影响。
    现在很强调社会主义道德。为了提高政治和思想觉悟，艺术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已在加强政治学习。现在对艺术专业的学生和教师的要求是大公无私、遵守纪律、讲文明礼貌以及作品要反映党的路线。
    一九八○年底，在北京美术展览馆举行的全国青年美术展览，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内容。这个大型展览展出的作品都是全国各地四十岁以下的艺术工作者的作品。
    最吃香的题材是反映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作品，例如描写工人建设新中国和人们学习英语。
    有些题材是带普遍性的，如农村的小伙子离开他的女友到城市里去上学、忧心忡忡的老奶奶担心被子女们赶出家门，因为她年岁大了不能劳动，又没有养老金。更多的作品涉及目前的政治问题，例如一些青年人由于把物质享受和自私的个人目的看得高于中国人的政治觉悟以致道德败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画展上表现山水、花鸟鱼虫以及圣人和美女的作品很少，而在中国的画店中供出售的却全是这类作品。这说明，中国的官方政策是要把在中国为中国人的艺术，同为外国人的中国艺术区别开来。
    全国青年美术展览等于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声明。这个展览的部分展品在全国巡回展出。它展出的作品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年画展览中，许多作品也是同样反映党的路线的题材——繁荣、学习以及二○○○年的中国。
    党的这条新路线既表现在视觉艺术中，也表现在表演艺术中。这一路线主张中国人向民间艺术、壁画和水墨画学习，因为这是中国的艺术形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风格，因此显然是得到同意的表现手法。 0aB品论天涯网

    【香港《新晚报》一月三日文章】题：先谈各地中旅社
    说来也许令你不相信，我们一向认为可以替旅客解决旅途上食宿交通问题的中国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除了上海、北京、广州、福建，几个重点之外，余下的全都是“无权、无兵”的空头司令。
    各地的交通工具、饭店、宾馆的管理权和调拨权全部和中旅社无关，另有独立的机构管理。当中旅社提出要求，然后才“协助”解决困难。如果那些独立性的管理机构本身工作紧张时，中旅社提出的请求不可能满足。以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的旅游业一直都处于紧张状态。我到达华东区时，杭州、南京、上海、苏州、无锡、各重点全部发出“停止接待”的通告。在这种情况下，中旅社的工作效率就显得十分软弱。
    主要原因，是中旅社本身，根本没有旅客所必需的交通工具和住宿处的管理和控制权。
    各地中旅社的工作人员中，部分态度十分恶劣。但从整个中旅社的业务来说，中旅社经常在有苦难言的苦况下过日子，则也是实情。
    据说，中旅社曾经反映过这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求自己拥有车队和自己属下的饭店和宾馆，但一直被有关部门反对。 0aB品论天涯网

货币伦敦市场一英镑合美元２．２０１０一美元合法国法郎５．０２２５一美元合西德马克２．１３２０一美元合瑞士法郎１．９４１０一美元合日元２１３．３０ 0aB品论天涯网

    【本刊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迈克尔·沙勒所著《美国东进中国一九三八——一九四五》一书，评述了美国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期间对华政策的演变，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动》，本刊今日起开始连载。为便于阅读，特将第十章的结尾部分摘要并入该章。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罗斯福总统逝世，修改美国对华政策的即使是微小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他的逝世使中共失去一位曾经可以求得谅解（但并不明显）的美国领导人。当时，苏美关系由于东欧和德国问题的争执而迅速恶化，加上人们对杜鲁门又不大了解，不祥地预示了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杜鲁门在外交方面毫无经验，本能地对苏联抱着猜疑，证明很容易被顾问们——如驻苏大使哈里曼、海军上将莱希、贝尔纳斯、格鲁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的反共意见所左右。罗斯福是有选择地征求这些顾问的意见，而杜鲁门则似乎完全依赖他们。
    五月间哈里曼回到华盛顿，他提醒杜鲁门和其他人说，他深信在苏联指挥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已开始侵略性进军。他预言，要不了一年，至少半个欧洲，也可能整个欧洲将“共产化”。如果美国犯了支持“中国的共产党军队反对蒋介石的错误，我们最终将面临两亿或三亿人在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后进军的事实”。
    助理国务卿格鲁和哈里曼对出现一个从东德起延伸到中国的巨大的欧亚共产党力量集团的前景感到不寒而栗。格鲁竭力要求杜鲁门和陆军部制订一项战略，想办法迅速同日本人和平解决，旨在限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
    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日益恶化的种种明显迹象，以及与此密切有关的对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图谋的猜疑，构成了一九四五年夏季时新的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但是，即使是这个情况，也只反映了美国种种活动的一部分。事实上，另一个驻在中国的美国组织执行一项远远比赫尔利和魏德迈所支持的更富于挑衅性的政策已有三年了。自从一九四二年起，幽灵似的“驻华海军观察组”实际上就已经援助国民党为内战作准备，秘密训练着二支反共游击队。随着日本战败的日子渐渐临近，这些活动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看来也许是矛盾，赫尔利、魏德迈和他们在华盛顿的上司，都不希望中国过早出现内战的前景。在日本尚未战败的情况下，如果重新出现大规模的内战，只能增加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困难，使得在满洲方面更少不了苏联的支援。蒋介石的许多支持者确实不大相信这位委员长有能力用战争消灭共产党人，因此他们主张用政治解决办法，置中共于联合政府之下。如果爆发内战，而且国民党显得顶不住的话，那么这种局面可能很容易地成为吸引苏联干涉的磁石。正如罗斯福一九四四年五月对副总统华莱士所说，除非蒋介石“把共产党的问题解决”，否则华盛顿也许无法“挡住俄国人”。罗斯福和杜鲁门希望中国尽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打完这场战争，同时增强国民党的力量，并要苏联作出不援助延安的保证。他们希望，国际上对国民党的支持可能说服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权威，防止中国发生革命和内战。
    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这种设想没有考虑到蒋介石一门心思要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欲望，也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人不顾国内外反对要保持革命的决心。此外，美国领导人也未能理解，驻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实际表现完全不同于美国正式的政策，不理解这些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诱导了国民党追求军事解决并且同共产党对立。尽管重新爆发内战在一九四五年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的某些活动也确实促成了提前发生对抗。
    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美国海军代表团就开始向国民党秘密警察提供搞反革命活动必不可少的器材和技术。“驻华海军观察组”（即后来的中美合作所）是作为一个对国民党提供援助、训练和政治支持的小组于一九四二年开始活动的。它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的领导下活动，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个分支机构，它不同于其他所有驻在中国的美国人，它享有单独的补给来源，另有指挥系统。这个观察组的活动，把中国大大地推上了内战的道路，使美国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内部斗争。
    这个美国海军观察组与大多数驻在中国的美国人（但陈纳德、艾尔索普和麦克休是非常显著的例外）和官方的政策宣言所主张的政治上节制形成鲜明对照，它支持国民党中最反动最反共的派系。此外，这个观察组虽然从事比较低级的活动，但是却拥有在中国境内发起政治和军事行动的独特机会。“驻华海军观察组”之所以受到美国海军部的坚定支持，不仅是因为它的政治纲领，而且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使海军可以在陆军控制下的中国战区发挥影响的机会。美国海军军官希望在战后的中国树立影响，从而在战后的华盛顿成为取得地位、提出预算和制订政策的讨价还价资本。
    造成国民党支持美国海军的因素，同中国的政治斗争比较直接有关。“驻华海军观察组”可以向国民党提供特殊的帮助。它同意向秘密警察提供武器、训练勘乱部队以及在蒋介石同史迪威的斗争中支持蒋。因此，这个海军观察组为国民党最迫切的需要而效劳，并且同陈纳德一样深受国民党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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