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从十二月五日起分五次播发该社经济记者访华团的专稿】题：中国点滴“中流”意识从高速现代化的狂热病中觉醒了的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调整期”。据说在这一变化中，工人、农民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出现了新的气象。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共同社经济记者访华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走马观花地访问了北京、西安、重庆、成都和上海等大城市。下面是访华团写的有关“中国的生活”的专题报道。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的续三义指出：“只要看看北京工人的生活，就会发现，生活水平比十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续三义介绍说，其典型的标志是在饭馆吃饭的习惯已经固定下来。
在续三义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位于北京的繁华大街——王府井的四川风味的大众食堂。这里大约有三十张桌子，已经全部满员，等座的顾客都站在正吃饭的顾客的背后。
四口之家在外面就餐，一顿饭要花十五元左右。续三义解释说：“北京的工人每月都要带上一家老小下一、两次馆子。但是饭馆却没有增加。因此哪里的饭馆都很拥挤。”
生活的富裕，还反映在工人和农民最希望得到的耐久消费品的变化上。在工厂和人民公社，如果问：“现在你最希望得到的耐久消费品是什么？”多数人都回答说，是电视机、录音机和电冰箱。
过去一个时期，在中国曾经把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称为三大件。但是，现在的大件变成更高档、更奢侈的物品。看一眼北京和上海的百货店，卖电视机和收录两用机的柜台前总是熙熙攘攘，这也说明了一般群众想得到什么。
中国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富裕家庭”的口号，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新目标。具体的内容是到二十世纪末，达到“中等的生活水平”。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小康家庭”，用日本话来说就是“中流家庭”。
小康家庭的条件是，到二十世纪末，把国民生产总值从现在的平均每人２５０美元提高到１０００美元。
外语热有一次，在“上海咖啡馆”里，一位坐在对面的年青人用英语向我搭话：“你好，你是日本人吗？”他自我介绍说是上海市人民公园的修理工，叫张建国。
他说：“我每天学三个小时英语。家里有两间房子，只有四十平方米，没有学习的地方。所以有时来这里，有时在图书馆学习。”说是将来要翻译英语的技术书以便更好地修理机器和汽车。
在宾馆前面，我碰到了三个女高中生。其中一人对我说：“早晨六点钟我就拿上英语课本去学习。你瞧，那个路灯下面就是我的固定位置。如果有兴趣，明天你来看。”她１６岁，非常活泼，似乎不认为学习是痛苦。她接着说：“不只是我自己，大家都是这样做。因为家里没地方，到外边更便于学习……。”
在四川大学的校园里也碰到了类似的事情。在散步的路上遇到的学生手里都拿着书，低头走路。
陈小郁家在重庆，是日语专业四年级的女学生。
据她说，她住在集体宿舍，早晨六点钟起床开始早自习。七点半吃完早饭，马上去上课。下午五点钟自习结束后，就跑跑步或打打排球。晚饭后还要到教室学习，十点钟左右回宿舍，开始做作业。十一点就寝。他们刻苦学习的情况，就连处于考试地狱之中的日本学生也要为之惊叹。但是与日本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午饭后能够舒服地睡上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午觉。这恐怕是中国的习惯。
当问他们为什么那样用功时，经常和小陈一起练习日语会话的熊泽民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就高中毕业了。但是那时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不能学习。现在很幸福，没人干扰，能够安心地学习了……。想尽快地读完井上靖和川端康成的原文小说。为了能够符合国家的要求，必须在上学期间多学习一些知识。”
我冒昧地问道，那么恋爱问题呢？他们毫无表情地回答说：“在学校，恋爱和结婚都是禁止的。”个体经营西安市中心大街有一家包子铺。是一个宽约二米，长有五米，摆着五张粗糙的饭桌的小铺子。
掌柜的叫马秉玉。是回族，今年５０岁。夫妻加上五个孩子共七口人。在店里帮忙的女儿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长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漂亮。
马秉玉说：“我出生在西安市，到去年为止一直在拉三轮车。去年年底，得到市里的许可，用３０元资金，开办了这个个体经营的牛羊肉馅饼铺。”
马秉玉卖的馅饼一个要二角五分钱。焦脆的面粉香味和肉馅的香味混在一起，非常好吃。马秉玉说：“每天能卖２００个，卖光就关门。我觉得开饭馆很好。”
中国政府现在采取了积极承认个体经营的方针，认为这种饮食店及其他个体经营的商店“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听说与服务态度很坏、以“爱买不买”的态度对待顾客的国营商店相比，很多个体经营的商店在接待顾客等服务态度上热情周到，得到了人们的好评。这个包子铺也不仅仅是肉饼的味道好，我认为老者爽朗的性格也是生意兴隆的原因。
在成都，谢茂群小组在市中心的陕西路上开了一个露天裁缝铺。生意很兴隆，就连星期天都不能休息。因此每人平均每月收入达１３０元，几乎是她们的丈夫的两倍。
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承认个体经营，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日评论】题：吃饭与“四化”的矛盾
有人把西柏林和上海的餐馆作了一番对比。
西柏林只有二百万人口，却有四千六百多家饭店。
而一千万人口的上海，连点心店在内还不到二千家。
这么一比，用意何在呢？用意在于指出，中国的家家户户用在吃的方面的时间太多了，为什么不多办些食堂、增设餐馆，为一日三餐的忙碌减轻些负担呢？
把上海和西柏林来相比，由于曾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有个星期天，中国在西德的实习人员想吃饺子，就自己去买菜和面粉等，开始包起饺子来。大家忙了一个上午，做好后请西德服务员来尝尝。
关键就在于有关饺子的答问了。
中国人问他：“味道好吗？”他回答说：“吃是很好吃，不过，你们忙了一上午，花的时间太多，不上算，如果中国人天天这样吃，还能上班吗？”
德国人很讲实用主义，所以有此评论。其实，偶然吃顿饺子，打打牙祭花些时间，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如果天天都是这样为吃饺子付出许多时间，那就不是一个人、一户人家的浪费，而是整个社会的节奏都要被拖慢了。
从市场供应到集体食堂、餐馆等等，明年都应该有个新的突破。否则，吃饭与“四化”的矛盾（本来不应该发生矛盾）仍难解决。
【法新社日内瓦十二月二十六日电】瑞士尽管十五年来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联邦预算一直有赤字，但是，瑞士在１９８０年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物价上涨率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大约４％），经济状况是良好的。
政府和私人的估计表明，１９８１年将会出现新的扩张时期，除非是再次提高油价。
据估计，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将增加０．５％到１０％。而在１９７９年增加了２．５％，今年增加了２．５％到３％。在过去两年中出现了比预料要大的扩张，今年下半年将特别由于国外订货量减少而受到影响。
国际收支——自１９６５年以来第一次出现逆差，为１０亿瑞士法郎（合５．５亿多美元），尽管外国人纷纷到瑞士旅游——将再次处在平衡状态。
一旦西方国家的利率的差距缩短，这种新趋势会由于瑞士法郎可能会稍稍贬值而得到鼓励。自今年年初以来，由于出口的影响，瑞士法郎的价值已下降了４．９％。
尽管瑞士是工业化世界中经济状况良好的唯一国家，但是，通货膨胀仍然是瑞士国家银行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瑞士国家银行根据联邦政府的授权来决定货币政策。
尽管今年上半年物价有上涨的趋势，１９８１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仍然是４％左右。瑞士国家银行规定，１９８１年货币供应增长率（今年保持在２％）为４％，瑞士国家银行打算继续奉行“紧缩货币的政策”。
货币伦敦市场每一英镑合美元２．３８２０每一美元合法国法郎４．５６７５每一美元合西德马克１．９７２５每一美元合日元２０２．２５００每一美元合瑞士法郎１．７８００
方豪（杰人）本月二十日（在台湾）逝世，老友又弱一个，为之凄怆万分。
杰人出身于杭州天主教的修道院，他之治史学是由于与老师陈援庵先生通信的关系。修道院中的修士本不能与外人通信，他为了热心求学问难，偷着给援庵先师写信，才引导他走上治中国史学的路，极为难能可贵。
援庵先师一再鼓励新旧基督教徒读中国书，要他们治外学。佛学徒于佛学之外，读儒家的书，作诗文绘画等等统之谓外学。援老认为佛学能在中国流传，为知识分子所接受，是靠着他们的外学，为了宣传他这个理论，既作讲演又写文章。在援庵先师这样鼓励之下，杰人成了援老函授弟子，终于走上治中国史学之路。
杰人从研究基督教史走上治中西交通史的路。他最专长是研究明清之际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中西文化交流那一段历史。至于治宋史则是受了张荫麟的影响。到台湾后，又研究台湾史。
杰人既教书又作研究，写作能力很强，留下了很厚的两大册文集与若干种专著，虽然有人说他写的太多，下笔太快。我则以为如杰人那样勤奋，那样肯将搜集到的材料不管多少很快写成文章，这样精神极可为后学效法。
杰人对于史学贡献最多、成就最大的，是明清之际中西交通史与台湾史，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抹煞的，只看讲《红楼梦》的谈到书中与西方有关事物，没人不引杰人的考证，说到早期中原人士去台湾的事迹也不能不引他的著作，这都足以说明我非阿好之言。
杰人念念不忘援老，抗战期间他在后方写文章称援老为爱国的史学家，援老逝世，他在台湾写文章纪念援老。他偶尔来香港，必来看我，很关心祖国，虽因有人陪着他未敢明白说出，但他十分向往祖国的心意曾借着问援老的事向我作过不止一次的暗示。我写信告诉他今年十一月援老诞生百周年纪念，希望他能写篇文章。他答应用考证“密日”的文章作为纪念援老的论文。他为了写这篇文章，曾写信给我讨论过有关摩尼教“密日”仍存在于今天流行的通书中的问题。听说这篇文章已写好，我则至今未见到。想来限于环境，未必能写上为纪念陈援老诞生百周纪念而作。
援老是基督教徒，他之一再提倡基督教新旧两教的传教士，都要去读中国书，研究中国史学固佳，能研究中国文学哲学也好，能作诗文更好。援老宣扬的理论虽说是基督新旧两教要在中国推广流行，传教士就应当通教外之学，前面已说过，其实想深一层，佛教由印度传来，由于和尚深通中国学问，终于使佛教变成中国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想来援老是有意将新旧基督教变作中国的新旧基督教，所以极力对传教士作这样的鼓励。援老很称赞明末清初天主教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既有中国名字又有中国号。先师常常称赞汤若望字道，切合“望道而未之见”这句《论语》，很有意义。更称赞那些传教士的读中国书，通中国学问，和中国知识分子来往。
援老写《元西域华化考》大称赞元代信奉摩尼教、景教、回教的西域人，来到中国后，读中国书，能作中国诗中国书法，擅长中国绘画，为值得重视有意义的华化，这不仅说明了援老愿意这些外来宗教变成中国的，也透露了援老自己的思想由信仰洋教的基督徒回到中华传统文化途径上成为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从此之后，他即默默地去进行将外来某些宗教变为中国人的宗教的工作。他主张信仰可以原封不动，而传教的主权则要转入中国人的手中，而且要转入深通中华文化的传教士手中。
杰人就是这样在援老熏陶善诱之下，由天主教神甫成为研究中国史学有贡献的学人。
我既悼惜杰人之死，更感到先师促使外来宗教教士由读中国书转变其宗教为中国的这一伟大的远见与努力，值得后人称赞效法。
（原载十二月二十四日香港《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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