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的《事业》杂志１２月１０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托马斯·海斯的文章】题：减少雇员对职业的担忧的１４个步骤
据管理方面的专家们说，一位管理人员能够帮助人们减少担忧和捉摸不定的感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与雇员明确谈及公司的安排和计划以及个人的表现和抱负。
主管一家管理和咨询公司古德梅热公司的一对夫妻罗萨贝兹·坎特和巴里·斯坦说，每年或每半年对职业情况进行一次研究，对一位经理指导和推动下属单位的能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以下是他们鼓励通用汽车公司、数字设备公司以及其他工业公司的经理在同雇员研究职业时应谈到的１４点：
１、把公司和你的部门的方向告诉雇员，其中包括任何重大的计划，这样，在作出有关职业的决定时就能够把新的方向考虑在内。
２、询问雇员的个人目标、抱负、理想和希望。
３、询问本职工作以外的经历，例如在团体中的领导地位和不是在目前工作中使用的另外的熟练技术。
４、按雇员工作范围内的先后职业顺序把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工作的情况告诉他们，列出完成这种工作所需要的具体责任和技术。
５、说明训练计划内外的情况，其中包括要求、工资和福利。
６、对工作成绩作出具体的和确切的评价。
７、对雇员的目标和可能得到的工作之间的相适应的情况进行估计，也对雇员希望的现实程度加以评论。
８、讨论采取任何行动的合理的时间安排以及取得经验和得到锻炼的先后次序。设法就这种次序取得一致的意见。
９、寻求取得经验和得到锻炼的各种办法：训练过程、委员会的任命，特殊任务或者扩大工作量。
１０、举出人们进行类似职业调动的例子；如果合适，就提供那些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１１、提供各组织机构中其他人的姓名，他们能够起到帮助职业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帮助作介绍。
１２、要求雇员提出你作为经理能够采取的具体步骤以帮助他们学习或提高效率。
１３、保证在面谈之后采取一个明确的行动，即下一个具体步骤。要求雇员也作出类似的保证。
１４、在面谈之后，写一个有关这次谈话的确认备忘录，把一份放入雇员个人的档案中，并送一份给应该了解雇员情况的主要负责人。
【新加坡《南洋商报》１１月２５日社论】李光耀此行访华的收获，是无形的多过有形的，精神上的多过物质上的。代表团除了有机会认识中国的领袖之外，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和潜在的力量，也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和人为的错误所产生的痛苦。大跃进和文革所遗留下来的疮痍，使人警惕，可资殷鉴。
在与中国领袖举行多次会谈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柬局势以及中共与东盟各国共党叛乱分子，党对党的关系问题。我们觉得中国对这两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与新加坡和东盟的立场，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关于柬埔寨问题，中国同意接受一个中立而不一定亲华的政府。
代表团访华时，正遇审“四人帮”。这的确标志着中国决心矫正过去的错误并采取更务实的作风。我们希望中国也能以实际和正确的态度来处理它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从长远来说，得益的将不仅是这个地区的国家。
【日本《日本工业新闻》１１月２５日报道】题：日本今年上半年自行车出口非常兴旺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常务董事上条俊昭１１月２５日在《日本工业新闻》上发表了题为《自行车热再次到来》的经济评论文章，他说，今年一至六月，按地区分别统计，自行车的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较，向欧洲市场的出口增加８１．６％、北美市场增加５５．６％、中东市场增加８５％、中南美洲市场增加３８．７％、东南亚市场增加１６．３％、大洋洲市场增加１２０％。上条估计，日本今年全年，自行车成品和零件加起来，总的出口额将达到四亿五千万美元左右，将比去年增加６２％。
上条说，日本“自行车出口所以兴旺，是因为在世界上出现了自行车热”，首先是美国对自行车的需求急剧增加。他说：“自从第二次石油涨价（１９７９年春）以来，合乎省能源措施精神的自行车在美国受到了注意”、“各州政府都支持急剧增加自行车的动向，相继实行了诸如修建自行车路等等奖励措施。”他还说，美国人欢迎的自行车主要是２７英寸高级赛车。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常务董事上条说：“日本国内也出现了自行车热，内需也旺盛。”
在这个背景下，今年自行车成品产值可望达到１２００亿日元，如果加上零件，将达到２５００亿日元。他说：“利用自行车的方式已经在国民生活中开始固定下来。现在应该大家来想办法，出主意，使得自行车热长期持续下去。”
【新加坡《星洲日报》１１月２４日刊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厦门接受六名随行记者访问时的谈话】中国自文革以来，损失了超过１０年的光阴，整个社会秩序都被弄翻了。一代人之中有半数没有受过教育。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又损失了两年。目前的领导层是现实和精明的，他们要在中国及全世界避免永久革命的浪漫式的妄想。他们想使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利于经济合作，帮助中国复苏。他们现在明白了过去他们浪费了数以亿万计的金钱去追逐意识形成的纯洁，牺牲了效率和生产率。中国要快速现代化，不过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是不大可能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如果他们成功，那么在１０年后，他们将会过得比较好，个人平均所得将增加５０％。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１１月２１日一期刊登一篇李光耀答记者问】问：现在新加坡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如何？
答：前景同我进行会谈前一样。也就是说，新加坡和中国将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之后再互设外交代表机构。
问：增加贸易和合作的可能性如何，在哪些领域？
答：自从新加坡财政部长韩瑞生和中国外贸部长李强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签署贸易协定以来，三项合作生产项目一直在讨论中。
问：新加坡对东盟地区形势的看法同中国对这一地区形势的看法是完全不谋而合呢，还是相当不同？
答：我们是在用两种不同的透镜观察着同样一个世界舞台，中国是通过一种广角鱼眼透镜，而新加坡却是用一种变焦透镜。对中国来说，越南占领柬埔寨是一个更大得多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的中心是苏联，中国认为它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解决同越南冲突的任何办法，不管其本身有多么重要，都只能是这场更大冲突的一个边缘部分。
中国希望动员和团结所有的力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约、还有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但那些被哄骗或被拉进苏联阵营的国家除外。对于东南亚来说，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是东盟所有国家主要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种政治解决办法解决这场冲突的话，那么，这一地区的和平所受到的一个重大威胁就将消除，同时也就避免了卷入大国之间的冲突，至少在东南亚是这样。
所以说，东盟更关心实现一种政治解决。而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即使是实现使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虽然是有益的，也仅仅是部分地消除了苏联的威胁。
问：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有没有提出什么措施，新加坡和中国对此形势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答：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是始终一贯的。他们认为越南人是不会同意从柬埔寨全部撤走他们的军队的，除非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压力（其中以军事压力为重点）变得忍受不了。实际上中国人强调，任何讨论政治解决的会议，都必须把越南军队撤走列为会议的首要议程。
新加坡的看法是，只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能帮助越南人巩固他们对柬埔寨的控制，他们就会硬着头皮顶下去。
问：中国领导人是否仍然声称他们有权同（东南亚各国）叛乱集团保持“党与党”的关系？
答：三位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一位主动提出过共产党有权同叛乱组织保持党与党关系这个问题。每一次，我都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以图说明东盟对越南和对苏联的立场是如何被下述猜疑弄得惴惴不安：即东盟通过削弱越南，可能事实上是在做违背其自身更长远利益的事情，因为那样做，除了削弱越南作为在东南亚阻挡中国向南推进的另一支抗衡力量之外，就是帮助中国通过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恢复其影响。
我的中国东道主每次都解释说，这些都是以往的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都是历史了，他们需要时间对这些问题进行清理。他们声明中国并不谋求在其边界四周建立卫星国，而且将永远不这样做。
问：中国领导人有没有对印度尼西亚不愿意恢复正常关系表示什么看法？
答：邓小平副主席说，中国准备同印度尼西亚实现关系正常化，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他说，妨碍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是他们过去同苏加诺总统的关系中遗留下来的。
他们愿意重新开始，很多内容中国人以前都公开讲过。我对邓小平副主席说，中国应该直接同印度尼西亚人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问：你如何估价这里对苏联打算获得（越南的）海军基地并帮助越南永远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真正担心程度？
答：邓说，应当对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和压力感到担心的是东盟，而不是中国。如果苏联人掐断印度洋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的各海上通道，中国可以不受影响地照样生存下去。他说，中国千百年来习惯于不依赖外部世界而生活。中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依靠波斯湾地区的石油。
邓小平副主席相信，中国能战胜想要遏制它的种种企图。
至于在当今这个能及时互通讯息、交通运输十分迅速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中国如何能在苦行主义的与世隔绝中进行四个现代化，则没有谈。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１月２６日刊登的评论】题：新加坡领导人的中国之行：关系密切了，但是不承认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就是中国和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之间渐渐展现的关系的象征。那种关系的特点是，政治上进行有限的合作，谨慎地发展经济关系以及对中国拒绝撤销对东南亚游击队运动的支持继续保持警惕。
自从毛泽东于１９７６年底去世以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总的说来是比过去密切了。李光耀总理这样的访问将有助于判断关系将进一步密切还是冷淡下来，或者甚至是倒退。
这位总理是第二次访问中国，他一直是部分地代表新加坡发言，部分地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主要政治家发言。
作为一个东盟领导人，他试控了今后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合作的前景。
１９７９年初以来，中国和东盟由于共同反对越南占领柬埔寨而结合到了一起。但是现在，东盟国家（包括新加坡）正力促早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它们还希望中国不再强调支持红色高棉，而支持非共产党的“第三势力”。
迄今，中国对东盟所持态度是审慎的。它强调要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同越南进行代价高昂的持久战，以此来“惩罚”越南。
李总理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说，虽然中国认为红色高棉是主要的反越抵抗力量，但是它准备承认、并支持非共产党反越抵抗力量。
如果要使东盟团结不受破坏，那么必须小心处理意见分歧。如果同中国的裂缝过大，那就可能损害泰国，因为泰国需要中国对越南的军事威胁给以帮助，遏阻越南对泰柬边界的进攻；可是如果同中国过分密切，那就可能使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疏远，因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采取提防态度，并希望对越南“敞开大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光耀总理采取了一种既同中国最密切，又是同中国最疏远的态度。例如，新加坡采取一种大叫大嚷、直言不讳的反苏态度，从这一点上说，它同中国的关系比东盟任何其他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都要密切。可是，李光耀总理曾宣布过，新加坡将是东盟成员国中最后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新加坡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它在种族上华人占优势。新加坡希望向它的东盟邻国证明，即使它国内大部分是华人，但它却忠于东盟，而不忠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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