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现在越南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只不过是黎笋和黎德寿两个家族的专政；越南国内正在开始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９月１６日刊登丹尼尔·伯斯坦发自法国普瓦蒂埃的一篇专稿】题：一位逃离了革命的革命者
正值去年８月南中国海雨季高潮时节，一艘漏水的小船被风浪吹刷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海岸上。船上６４名越南难民上了岸，他们浑身湿透，饥肠辘辘，心惊胆颜。
在这６４名幸存者中有一位叫张如磉，他是投奔到西方来的越南级别最高的一位革命者。
在这之后整整半年的时间内，在难民营里，张如磉是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位创始人和前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这一身份，除了他的妻子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甚至在张如磉获准在法国定居后，对他的这一身份还一直保密。在法国，越南侨民委员会为张如磉在普瓦蒂埃安排了一套住宅，并安排他在米歇兰轮胎厂工作。
可是，今年６月，张如磉抛掉了普通难民的伪装，而在巴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成年后一直致力于越南民族的事业，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越南的解放事业已经被背叛了。”
张如磉为了逃跑，经受了公海上的暴风雨，遇上了越南保安部门的巡逻艇，甚至还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他在经历所有这些困难时，脑子里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巴黎公开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并号召越南国内外所有的越南人联合起来同新政权展开斗争。
几星期前，张如磉在他迄今所进行的内容最广泛的一次谈话中对本记者说，越南国内正在开始形成有组织的抵抗。这并不仅仅是过去那些亲美的右翼势力自１９７５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那种分散的抵抗。张如磉说，更重要的是，过去属于“第三势力”的许多人，甚至越南共产党中持不同政见的党员也都在组织起一股股抵抗力量。
张如磉承认黎笋和河内其他领导人目前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越南，但是他简单列述了破坏政府稳定的一些因素。他列举了食品的严重缺乏、政治镇压（他说这种镇压“甚至比西贡阮文绍政权时代更为严厉”），在柬埔寨战场上伤亡惨重，苏联没有完全履行提供经济援助的诺言，还有越南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内部出现分歧，特别是在越南奉行亲苏的对外政策以及它对中国的敌对立场这两点上。
张如磉说：“越南人民不希望同中国打仗。不管黎笋对人民讲了多少次越南目前遇到种种经济问题是中国造成的，但是，人民却十分清楚地知道必须把它归咎于河内。”
他在法国普瓦蒂埃那套几乎没有什么陈设的昏暗的房间里，对于他为了能够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个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似乎毫不在乎。大多数越南难民是为了逃避饥饿和民族迫害而到西方来谋求较好的生活的，张如磉却同他们不一样，他是自愿放弃在越南过有别墅、服务员、私人汽车和额外的肉类和食糖定量的阔绰生活，而到法国来过着移民工人的清苦而不稳定的生活的。
他在谈到他为什么逃跑时说：“我不能保持沉默。我不能消极观望，眼看着我国人民为之奋斗了２０年的一切成果付诸东流。”
２０年前，张如磉放弃了他在西贡的家境优裕的生活，也不顾自己在巴黎大学留过学，毅然参加了越南的革命。他是１９６０年参加创建民族解放阵线的６０名南越人士之一。
其后，他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监禁了一段短时间，差一点死在西贡当局的手里，１９６８年用他来与三名美国战俘交换，才把他放了出来，而免于一死。后来他就潜入丛林里越共的游击队基地去了。
当翌年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时，张如磉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胜利来到了，但是张如磉却一直没有机会实施他的计划。１９７５年５月，胡志明市（前西贡）举行庆祝胜利的仪式，他在主席台上检阅军队时受到了第一次巨大的震惊：根本看不到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他问文进勇将军（现任越南国防部长）为什么只有北越的旗帜在飘扬，那位将军傲慢地对他说：“军队已经统一了。”
接着来的那段时期是使张如磉感到失望的时期。他试图为司法部罗致一批法律专家，但是，那些不合越南共产党干部胃口的人都被悄悄地弄到“再教育”营去了。老百姓希望知道他作为司法部长，对他们那些财产被没收或被迫搬到新经济区去的亲戚朋友在做些什么。
张如磉沮丧地说：“我当时看到的情况是法西斯独裁正在形成，虽然我据理争辩，但是我却无能为力。命令是河内下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在那里坚决执行。”
１９７６年，越南重新统一，所采用的方式是他所说的“暴力和报复方式”。胡志明过去常说，重新统一进程来到时，应该是慢慢来，一步一步走。但是在１９７６年，却强迫南方接受统一，根本不可能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张如磉认为：“黎笋那时在设法很快巩固他的权力。他不能让南方发展成为一个反对他的政策的堡垒。”
在１９７３年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时临时革命政府中有２４名成员，可是在１９７６年南北越统一以后，在统一政府中担任职务的只有其中的三名成员，张如磉说，除了少数几名军队里的官员外，原来临时革命政府中其余的成员完全淹没无闻，而在私底下却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极为反感。在南北越统一以后，河内领导集团企图圈住张如磉想叫他在粮食食品部担任一个次要职务。他拒绝了，因为他既不愿意继续同他所反对的一个政府发生关系，也不愿意在河内经常受到这个政府的监视。他最后在１９７８年接受了在一家橡胶公司当负责人的职务，他接受这一工作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掩护来策划逃跑的计划。
他在难民营里度过的６个月时间里，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越南革命出了什么毛病。他现在指责现领导抛弃了胡志明所确定的实现国家统一和在国际上不结盟的方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现在在越南只不过是实行压迫的新语汇罢了。
他说：“越南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只不过是我们越语中所称的‘家庭治’——即家族专政。在这个具体事例中，控制着一切的就是黎笋和黎德寿两个家族。”
张如磉为了证实这种说法，列举了黎笋和黎德寿的儿子、兄弟和姻兄弟的一串名字，这些人掌握着从秘密警察头子直到空军的书记等关键性职务。
张如磉的法语讲得无疵可指，说话温文尔雅，尽管如此，仍掩盖不住他讲话中那种激愤心情。但是尽管遭遇了种种痛苦的经历，他的理想仍保持不变。他不会放弃在越南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社会的理想。
虽然他最初曾打算在使自己适应法国的生活过程中，慢慢地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他现在却经常到巴黎去参加巩固越南的抵抗运动并同老挝和柬埔寨的抵抗力量建立联系的活动。他同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前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两人互相保证要彼此支援。
当他谈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人民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同阵线来反对他所说的“共同敌人”——河内领导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苏联——时，他并不是不知道这里所会有的讽刺意味。他知道，他现在所建议的事情就是打从１９７０年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后转了整整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当时民族解放阵线，北越、柬埔寨和老挝领导人在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议，以组成一个反对美国和西贡政权的共同联盟。
张如磉目前在异国法国的国土上，又重新开始做他２０年前在西贡所做的事情——即为越南实现的一场革命奠定基础。
说苏从美在海外的子公司和西欧得到美禁运的项目
【美国《华尔街日报》１０月１３日刊登该报记者凯斯勒发自巴黎的一篇文章】题：据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技术禁运只能使苏联遭到暂时的挫折
美国禁止向苏联出口高级技术，看来最多只能使苏联遭到暂时的挫折。
分析家们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实行禁运甚至只能起到反作用，迫使俄国人减少对西方技术和工艺的依赖程度。
据一位东西方贸易分析家说，与此同时，卡特政府的制裁措施看来也是“无效的”。这位专家指出，苏联不是从美国在海外的子公司，就是从西欧供应者那里得到美国公布禁运的项目。
因为即将发表工业化国家是如何向苏联以及它的东欧盟国转让技术的各个方面的报告，人们现在更加认为禁运最终失败了。
经合组织不久将发表的这份全面的报告，将包括对美国以及对同苏联集团进行贸易的其它西方国家产生的令人不安的一些含义。
尽管西方在一些高级技术方面较之东欧处于相对的优势，但是，这份报告说，苏联在现代化机械和喷气机引擎这些重要技术方面的“成就是相当显著的”。
这份报告说，苏联的巨大成就应当引起那些主张大规模增加东、西方贸易的人的担心。他们曾经认为苏联没有能力吸收革新的工艺，也没有能力把这些技术运用于军事目的。
某些西方分析家们估计，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将出口石油或其它原材料，以换取迫切需要的技术，比如采油技术。
萨穆埃尔·皮扎尔是一位国际律师，他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东、西方贸易的专家。他认为禁运起了“自相矛盾”的作用。他说，在自由提供技术的时候，“如果你提供技术，对方就不会全力以赴地争取发展它自己的技术。如果拒绝提供技术，那只会产生短时间的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方肯定无疑地会尽快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美联社华盛顿十月十七日电】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今天同意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单独的竞选辩论，这是卡特几周来一直「试图安排的」。
里根在纽约州拉瓜迪亚机场对记者发表的讲话中说：「我已经指示我的安排辩论的谈判代表明天同卡特手下的工作人员联系，开始讨论辩论的方式和倡议的细节。」
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同卡特「单独」辩论没有安德森参加，里根说：「是的。」
卡特的竞选负责人罗伯特·斯特劳斯今天早些时候说过，他已经通知妇女选民同盟，总统「将同意在任何合理的时间、任何合理的日期、任何合理的地点、以任
何合理的方式同里根举行单独的辩论」。
【埃菲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１０月１６日电】农牧业秘书索雷吉埃塔今天说，阿根廷本季小麦可能减产“二、三百万吨”。
他说，由于干旱造成的减产将使国家损失４至６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这位官员为全国谷物委员会采取的措施辩解，这项措施是，由于产粮区的严重干旱，对这季产量没有信心，暂时停止接受小麦出口报单。
索雷吉埃塔解释说，这是“完全暂时性的”措施，直到“准确地”确定减产数量以“估计可出口的余粮有多少为止”。
这位国务秘书避而不谈阿根廷是否可能向第三国购买小麦来履行出售小麦的国际协定或满足国内供应，尽管他承认，“如果不下雨，或者麦田不能恢复”，可能产生困难。
【南通社马德里１０月１９日电】西班牙共产党不支持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发生危机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分析东方国家危机的特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危机已在增强工人阶级参加制订政策和参与各方面的管理工作的决心，但是，不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
这番话是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西共中央委员会执委会的成员阿斯卡拉特在几天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２１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上讲的。
阿斯卡拉特在谈到这次会议本身时，他对西共机关刊物《工人世界》的记者说，各党对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所持的观点明显不一样，这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是显而易见的。
阿斯卡拉特说，布鲁塞尔会议上两种对立的论点具体体现在共产党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上。意大利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认为，应当从团结的角度来看待共产党同社会党、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意共和比共历来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党同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辩护。
阿斯卡拉特说，西共代表团认为，在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对付世界危机方面，必须进一步努力解决共产党和社会党由来已久的分歧，从而在欧洲把工人同民族力量团结在一起。当地报纸说，西共代表团提议召开一次欧洲所有进步党（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的会议。阿斯卡拉特还强调指出，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各党就各自对西欧共同市场所持的立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希腊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反对本国加入共同市场，英国共产党要求英国退出共同市场，西班牙共产党则要求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西共机关刊物《工人世界》还说，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各党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欧洲日益猖獗感到不安”。《工人世界》还强调指出，西共代表团提议，召开共产党会议时，各报记者可以旁听，共产党会议应愈来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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