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南德意志报》７月１７日报道】题：施蒂克伦称赞中国是“稳定的因素”
联邦议院议长施蒂克伦，在他从北京回国以后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东亚，甚至是全世界稳定和维护和平的因素。”他说，在同中国政治家进行的“部分是高度政治性的”会谈中，德中双方在对世界政治问题的评价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了一致。“这包括把苏联评价为是一个正在致力于在全世界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强大的欧洲的必要性以及赞成德国重新统一。”但是，波恩驻北京大使馆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位基社盟政治家在中国反驳了他的东道主对联邦共和国的缓和政策的批评。
【本刊讯】里斯本７月２５日消息：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苏亚雷斯，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门的十天访问之后，今天上午回到里斯本。
苏亚雷斯就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和同澳门有关人士的接触做了一次总结性发言。
苏亚雷斯说，“我是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北京的。的确，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承认我在葡中建立外交关系上做出了贡献。”
“我会见的是中国高级领导人。我同他们进行了非常坦率的交谈，不仅谈到葡、中双边关系，而且也谈到葡萄牙社会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世界当前的重大问题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交点。”
“我这次访华，确实看到了中国许许多多的变化。我亲身接触到一些那个国家出现的现实情况。千真万确，在中国正在完成各项伟大的建设事业。
“我可以说，中国的生活方式使我感到吃惊；中国的变化之大，简直使我难于想象。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表示了他们拥有的自由权，这种自由权尤其表现在他们为发展和繁荣自己的国家所进行的特殊努力上。
“的确，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对这一点都一目了然。
“人们都在做那种微小但很重要的努力，因为这对于在维护尊严的情况下生活是必要的。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革命之前是不存在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成果。”
说她在中国数千英里的旅行，发现人们以空前坦率态度和她谈话，是件激动人心的事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７月１３日刊登伊莎贝尔·希尔顿的文章】题：中国人民的新看法
（伊莎贝尔·希尔顿曾在中国上过大学，是为数极少的会说中国话的西方记者之一。她最近在中国的采访纵贯南北，从南方的广州到遥远的北方的蒙古边境，从现代化城市上海的大街到农村的世界。）
在离南京数百英里之遥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炎热的夏夜里仍然有许多人挤进大百货商店。在暗淡的霓虹灯灯光下，人们挤在电器柜台外面争着瞧里面陈列的日本盒式录音机，情绪极为兴奋。
一位中年英语教师同我进行了谈话，他说，“能够同外国人交谈，我们感到高兴。不过，请转告美国之音，我们不想听爵士音乐节目。我们想学英语。”
他若有所思地说，“许多年青人思想十分混乱，他们分不清西方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坏的。”
现在，人们可以在大街上围着外国人提问，从谁将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一直问到某某国家最受欢迎的是哪一种汽车。
自１９７６年推翻四人帮以来，中国政府一下子使中国同西方建立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着手调整经济，使之跟上已经规定的高速发展的步伐；恢复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地位，并重新实行择优录取、培养尖子的教育制度。
提高了物价，重新让农民搞自由市场，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让艺术自由发展，并开始建立起公开审讯和律师辩护的法律制度。为千千万万的蒙受耻辱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地位——这项工作的进程最终导致了前政府首脑刘少奇恢复名誉。
官方的号召是要人们安定团结，全力搞“四化”。但是，在那种号召的后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抱怨特权、腐化和官僚无能。
在中国进行数千英里的旅行，我发现人们利用这种新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气氛以空前的坦率态度谈话，是件激动人心的事，虽然有时也令人迷惑不解。不过，他们的谈话无疑表明，领导人面临着许多问题：无能的或没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拖了现代化运动的后腿；一些关键的职务仍然掌握在年龄太大、对新政策过于神经过敏或甚至过于敌视的那些人的手里；由于１０年的权力之争耽误了上进的机会，年青一代感到幻想破灭。此外，还有官方正式恢复“培养尖子”所产生的分裂性社会影响的问题和不平等地分配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的问题，总之，看来要走的路是极其困难的，面临着传统的困境——日益高涨的期望的循环。
在上海，一个青年说：“５年前你不得谈论刘少奇的优点，现在你不能提他的错误，年轻人持愤世嫉俗的态度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支优秀的力量，相对说来它人数不多，入党条件很高。本来，党员要比周围的人更努力地工作，生活更简朴。但是文化革命的动乱以及这以后的几年，把这个规矩破坏了。北京一个青年解释说：在现有的党员中，有一大半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及以后入党的。
就连邓也抱怨说，有许多党员不符合党的忠诚和效能标准，这是中国对无能、腐化和政治反对派的一种委婉说法。希望在党内进行大规模清洗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在各省，现代化的影响至少可以说是不协调的。政策改变最明显的效果是到处都有自由市场，农民们在自由市场出售他们自留地的产品。对他们的收入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干部告诉我：“广州一个农民在自由市场卖一天香蕉可以赚我一个月的工资。”
中国的小的神秘事情之一是，农民究竟从哪里弄到在自由市场出售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山西省大同的一个所谓人民市场（它的名称起得很怪，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可憎的和实利主义的百货店）的台阶上，卖花生的人同卖肥皂、塑料凉鞋、水果罐头的妇女们争着作买卖。对面的空地上，一个走江湖的魔术师在卖艺，他的夫人既是音乐伴奏，同时又向周围热心的群众收钱。
在比较正式的艺术方面，各省对自由化表明了一种同样的折衷主义态度。传统的中国戏剧是一种表演细腻、戏装华丽的戏剧，文化革命中被认为是反革命的，禁止演出了：这些取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剧目要设法表明观众一望而知的政治论点。现在，这些戏剧再次得到恢复，演出的时候常常满座，人们很欣赏。
然而，中国的音乐会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几年前，手风琴手、钢琴家、男高音和女高音独唱者必须演奏庆祝丰收和歌颂英雄工人的刚劲有力的歌曲。现在，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女高音歌唱家怀着同样的热情歌唱《铃儿响叮当》。
人们对其它实验的热情更少。上海芭蕾舞学校到湖南巡回演出的时候，我正好在湖南。他们演出的节目包括《天鹅湖》片断。对这个省的观众来说，西方芭蕾舞的习俗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他们对舞台上出现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就他们而论，这仅次于完全裸体——十分惊讶，变得鸦雀无声。当幕布最后拉上的时候，一个很生气的干部打破了静默。他突然喊到：“这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香港《亚洲周刊》７月４日一期文章】题：巴基斯坦突然显得好起来了
对巴基斯坦的困难重重的军事管制政府说来，这是难忘的一周。毕竟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能一下子募集到近２２亿美元的援助的。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拍肩膀鼓励，要它作出一项“大胆的决定”，这项决定使它的“经济得以恢复，尽管困难重重”。接着，世界银行的援巴财团在巴黎开会，保证向它提供１０．８亿美元的援助，后来又答应考虑推迟巴基斯坦欠西方贷款国债务中大约２．５亿美元债款的偿还期。到周末又来了一个好消息。沙特阿拉伯的财政大臣阿巴·哈伊勒宣布向它再提供８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并答应增加项目援助款项。
仅在六个月前，巴基斯坦的经济似乎还一团糟。由于进口开支剧增和国内物价猛涨，齐亚·哈克总统的政府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贷款国要巴基斯坦紧缩衰弱的经济和把卢比贬值的压力。虽然齐亚由于害怕引起进一步的政治不稳抵制了采取这种厉害的经济药方，但是他却加紧努力增加出口，并使进口合理化。六个月后，他的冒险看来收到了效果：巴基斯坦几乎摆脱了经济上毫无生气的局面。
甚至伊斯兰堡的乐观派对这几笔一揽子慷慨援助也感到意外。一年前，巴基斯坦曾要求援巴财团提供８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援巴财团答应提供７亿美元，但是据地位很高的人士说，结果只提供了６．５亿美元。在今年６月初的巴黎会议上，巴基斯坦曾要求１０．５亿美元——项目援助６亿美元，粮食援助７，０００万美元，商品援助３．８亿美元——再加上提供给该国９０万阿富汗难民的紧急援助。
但是，结果它只好少得一些。一个原因是：
尽管卡特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愿意向巴基斯坦提供４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由于“附带条件”，巴基斯坦拒绝接受这笔援助），但是，只要齐亚不放弃巴基斯坦雄心勃勃的核计划，美国就反对向巴基斯坦提供任何巨额的一揽子援助。
到头来，虽然援巴财团把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商品援助减少到２．９亿美元，但是它说，它将向巴基斯坦另外提供１，５００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并拨出１亿美元作为提供给阿富汗难民的特别援助。援巴财团的成员国说，他们的行动是“由于认识到巴基斯坦需要更大的援助来维持经济恢复”而采取的。
且撇开保证提供援助的诺言不谈，巴基斯坦近年来的一个大问题是支付债务的利息和还本问题。去年，巴基斯坦从援巴财团那里获得近６．５亿美元，然而它却付还了６．５２亿美元——还债３．５亿美元，付给援巴财团各国利息３．０２亿美元。换句话说，巴基斯坦付给西方贷款国的钱比从它们那里拿到的钱还要多。这种情况引起荷兰提议勾销巴基斯坦过去所欠的一些债务。但是，西德和意大利则主张搞一项在今后四年里平均每年推迟近２．５亿美元的债务偿还期的计划。
（另一方面，美国却坚持强硬的态度，以表示它对巴基斯坦的核计划的不悦。它要求援巴财团在伊斯兰堡所要求得到的１０．５亿美元援助中只承担７．５亿美元，而且它还反对推迟任何现有债务的偿还期。）
巴基斯坦人指出，今年，他们将向援巴财团国支付７６亿美元的还债付息款项。
除了粮食援助和提供给阿富汗难民的紧急援助外，巴基斯坦只能从１０．８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中得到１．３５亿美元。
巴基斯坦经济得到显著恢复的秘诀何在？财政部长吴拉姆·伊沙克·汗说，是农业的迅速发展。汗估计，在１９８０年６月结束的财政年度里，农业生产增加了７．６％。两项大宗出口商品大米和棉花的增长，更是突出。由于国际上棉花价格涨到了新的高峰，巴基斯坦出口的棉花金额，从去年的将近９，０００万美元一下子增加了三倍，达到了３．６亿美元。大米出口额增加了４．３亿美元，而产量为１，０８０万吨的小麦丰收，使巴基斯坦的小麦进口从去年的２３０万吨下降到今年的７０万吨。
总之，在过去十二个月间，巴基斯坦的出口收入达到２４亿美元的创记录数字，比去年增加了５０％。但是，进口也大大增加了。预计进口额将超过４６亿美元，使进出口的差额达２２亿美元。
把要支付６．５亿美元债务还本付息开支考虑进去，巴基斯坦往来账目的赤字很可能要达到令人沮丧的２８．５亿美元。
但是，情况并不象看上去那么糟，因为除了出口收入外，由于在西亚和欧洲工作的巴基斯坦工人向国内汇款，它还能收入１８亿美元的外汇，从而可以把赤字减少到１０亿美元。
巴基斯坦还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从援助发展中国家基金中提供的４．１５亿美元的特别赠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信托基金中另外提供的１．８５亿美元，这两笔钱进一步降低了巴基斯坦的赤字。
由于出口兴旺，和２００万在国外工作的工人给国内汇来的上十亿石油美元，巴基斯坦今天很可能成了南亚最富有的国家。
按人口计算，巴基斯坦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２３０美元）远远超过了印度的１８０美元、斯里兰卡的１９０美元，和孟加拉国的９０美元。它的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６．３％——也是这一地区发展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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