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14日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一些问题作了谈话,下面是他对记者访华问题的谈话纪录:
    记者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继续毫不动摇地反对美国记者访问赤色中国这一点?
    杜勒斯答:嗯,我继续保持我阐明过好几次的立场。至于你们要不要把它说成“毫不动摇”这一点,我却不知道了。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可以详细地谈谈你在给苏兹贝格的信中所提到的一点:认为宪法上的新闻自由是指出版方面而不是指采访新闻?
    答:我只不过是说,这一点是最高法院一些决定中所作的解释。
    问:国务卿先生,是不是意味着你在等待记者协会仍然提出关于解决记者到赤色中国境内旅行的问题的建议?
    答:我表明了,采访新闻的团体也许能够想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有足够的限制,使我能觉得它符合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可以接受。已经提出了一些多少具有个人性质的这方面的建议,而我们正在加以研究。它们是否能够和外交政策目标一致以及它们整个来说是否会为采访新闻的协会所接受,这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都在研究中。
    问:在社论中和发行人方面表现出一些忧虑,觉得你在写给苏兹贝格先生的信中所表明的你在一项宪法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由于你控制着护照,因而本质上意味着美国报纸只能在国务卿的许可下才能采访外国消息。这样的解释是否正确?
    答:不,我愿意说,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当然,关于护照问题的整个法律范围是多少有些拿不稳的,在法院里还悬有若干案件,如果它们上诉到最高法院的话,那大概将就国务卿关于护照负有何种职责的问题,导致某种权威的决定。是否将会判定有这样一种高于外交政策的、可到各处去旅行的权利,这点我不知道。自然,如果法院是这样决定的,那我将接受这种决定。但是,认为签发护照涉及到外交政策的考虑这一点只要是个实际,并且只要是同司法意见一致——只要情况这样,我将必须照我所判断的符合美国利益的标准来行使我的职权。
    问:先生,你是否愿意看到举行一次这样内容的法院审判?
    答:是的。
    问:国务卿先生,如果你能控制新闻来源,那出版权还具有什么价值,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出版的。这难道不是你在采取的态度吗?这难道不是停止新闻出版的典型的办法吗?
    答:不,我不会说是这样的。有许多无需派持有美国护照的美国记者到将会引起抵触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地区去而可采访得新闻的办法。目前,采访中国的消息并不困难。任何人都可派任何人到那里去,如果他们并没有美国护照的话。采访新闻是没有阻碍的,因为有许多人,他们能够到那里去,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消息在发出来。
    问:先生,你在这方面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到那里去,只要他不用美国的护照?
    答:不,不是美国人。
    问:这个意思是说,你将要让某个其他国家的国民到那里去为美国报刊进行采访吗?
    答:是,这完全可能。你知道,困难是——其中一项困难——美国人和美国人的权利是那样地遭到中国共产党的藐视,以至于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再让美国人到那里去是极为不利的。在中国,美国人的权利丝毫不受尊重,我想,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当美国人的权利已经大大地在遭受侵犯的时候,再让美国人到那里去是一个不明智的政策。
    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政策是不是等于要把记者作为强迫共产党中国人按照我们要他们所做的去做的一种武器?
    答:我想,这是一个目的在于使美国的公民,美国人的生命和美国的护照在全世界受到尊重的政策。
    问:换一种方式来说,先生,你的政策等于要使记者、美国的记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是这样的吗?
    答:不,因为我们的政策不仅适用于美国记者,而是适用于一切美国人。
    问:国务卿先生,在这方面我请问你这样一个论理问题:从你所说的话,作这样的推论是不是对:如果我们雇用一个外国人采访共产党中国的新闻,我们并不违反你的规定的精神?神
    答:很对,因为美国政府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的福利和安全不负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保护美国人,不论他们到哪里去,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甚至放弃这个权利。这是国民固有的权利。
    问:国务卿先生,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共产党中国人释放他们现在拘押的美国人,你就可能改变你让新闻记者到中国去的主意?
    答:是的。如果中共当局表现尊重美国公民,好好对待他们,我们一定会对情势采取新的看法。
    问:先生,一方面采取你现在采取的这种总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说你将愿意允许一些美国新闻记者在一项受限制的政策下前往,这不是矛盾吗,你怎样调和这两件事情呢?
    答:你知道,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可能都是绝对地合乎逻辑的。我认为,要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做一下,看看由极有限的几个人去一次怎么样,虽然这并不完全合乎逻辑,但是这是我们出于尊重新闻界的强烈意见而愿意试试看,因为新闻界认为应当允许通过美国公民而不是通过另一国家的公民来采访新闻。我承认这并不完全合乎逻辑,但是在有些情况中,为了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就不能顾纯粹的逻辑了。
    【合众社日内瓦12日电】美国大使约翰逊和共产党中国大使王炳南15日举行他们进行了将近两年,而仍然陷于僵局的谈判中的第六十七次会谈。自从1955年8月1日以来,他们一直在按期举行会谈,照目前情况看来,他们很可能还要进行两年。
    他们两人看来都完全准备无限期地继续谈下去。他们两人的类型非常不同——约翰逊高大、漂亮、温文尔雅,他看来几乎是生来就穿外交条纹裤的;王炳南,矮胖倔强,有一张微笑的圆脸。但是他们有两个共同之处
    ——显然是无穷尽的耐心和无限的闭口不言的能力。
    在第一次的会谈中,他们达成协议,不透露秘密进行的情况,而且他们严格地遵守这个协议达二十二个月。关于他们的马拉松会谈的那些一点点的消息也是来自他们各自的首都——通常是先来自中国方面——而不是来自他们自己。
    唯一的具体结果就是从中国监狱中释放了三十三个美国人。释放问题是两位大使每次会谈时习惯讨论的一部分。但是在去年一年光景中,他们却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美国所建议的“联合放弃武力的宣言”。
    大家知道,双方在这一点上各提出了三项草案,每一草案都已经使双方略趋接近。但是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预料在两国解决它们的基本分歧意见——到底谁有权管理和保卫目前被国民党所占领的并且为美国所保护的台湾岛屿——之前,也不会达成协议,中国方面说,台湾是大陆中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显然不是一个仅仅两位大使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两国首都设法摆脱它们目前的僵局,以便它们能够彼此承认和建立正常关系之前这个问题大概不会解决。在两国彼此承认和建立正常关系之前——或者至少是在最后一个美国囚犯获释以前——“放弃武力”的草案在美国的坚持下看来一定会成为中美会谈议程上的唯一论题。
    一位美国观察家最近认为,“只要他们继续进行谈判,情况就不太坏。谈判总比射击好。”
    【国际新闻社东京1日电】一项调查今天透露,中国高级共产党人——“农民革命”的策动者——中有一半以上的确是堂皇的外国大学所教育出来的人。
    在中国的特权阶级“名人录”的五十个高级人物中,有二十一个人曾在民主国家——主要是欧洲或美国——的大学中度过了他们的一部分青年时代。中国人一般不公布的这些数字,是东京的一个独立的研究团体提供的。
    由于种种理由,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成为所有共产党人中最利害的人。从周恩来算起,他们都担任了重要的职位。竭力想成为亚洲的巨人,可能还成为世界的巨人的共产党中国现在大大依靠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领袖。
    在没有留过学的高级党员中,有很多人是旧军人,说来是一种讽刺,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在蒋介石大元帅的黄埔军官学校学习过。
    最突出的例外是共产党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党的主席毛泽东。他出身于湖南省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十三岁离开学校,回家过了一个时候,十八岁又离家参加了想要在1911年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军。
    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被认为是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人。他们都曾出国留过学。从1917年开始,周恩来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上过学。以后他靠奖学金到了法国。他在法国加入共产党,后来他访问英国,并且在德国学习一年。朱德主要是一位中国军校人材,但他曾在1922年去德国学习,并且在柏林当了孙逸仙的代表。刘少奇是莫斯科远东大学训练出来的学生。同其他到那里去学习的人一样,他被认为是可能证明容易接受共产党的课程和理论的一个很有希望的学生。他今天证实了这一点。
    帮助统治今天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至少有五个人曾经在美国大学学习过。其中包括张闻天,他是1921年到192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科学的学生。另一个人就是北平党的宣传首脑陆定一,他曾经在耶鲁大学学习过。哥伦比亚大学还训练出罗隆基,他在1928年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曾经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受到教育的马寅初现在是北平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张奚若也曾在美国学习过,但是,目前找不出学校的名字。
    像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和另一位部长李德全等其他著名共产党人,都曾经在美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学习过。光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就另外有不下五位委员在其他外国大学学习过,其中包括共产党中国的元老、政治局的委员董必武。留学法国的陈毅现任上海市长,他可能被提拔继周恩来之后担任总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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