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闻周刊》６月２３日一期文章】题：霍梅尼是架推土机
原编者按：哈桑·那兹原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由于他拒绝从油田中清洗“反革命分子”，霍梅尼于去年秋天解除了他的职务。他于今年一月逃出德黑兰。下面是他最近在巴黎同美国《新闻周刊》记者伊·斯科利诺的谈话节录
问：目前伊朗国内的形势是不是比国王统治时期还糟糕？
答：糟糕得多。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呆在法国，我会在自己的祖国”。因为我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现政权就没收了我的住宅，并以死来威胁我
——这在国王统治时期是从未发生过的，尽管我也反对国王的政权。伊朗人民没有言论和写作的自由，也没有进大学学习的自由。
人民会随便遭到逮捕和处决，完全无视法律程序和公民的权利。对库尔德人的军事镇压越来越变成一种种族灭绝。过去十五个月内在伊朗发生的事件使任何一位正派的、文明的人无不感到恐惧、羞耻和惊愕。
问：霍梅尼是不是欺骗了你们？他流放在法国时，是不是许诺要建立另一种政权？
答：是的，霍梅尼欺骗了我们。他亲口对我讲过三次，“我不参与政治。我是神学的一位虔诚学生，不是政客。我将到清真寺中去学习。”但他一回到伊朗，就把所有的话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问：霍梅尼所做的最坏的事是什么？
答：他把在革命中团结一致的人民分裂了。在流放期间，霍梅尼总是说，“国王一定得滚。”回到伊朗以后，他说，“知识分子得滚，将军们得滚，法官得滚，律师得滚，左派学生得滚，人权领袖得滚。”
问：但霍梅尼确实把国王搞下了台。
答：是的，我承认霍梅尼是革命中的推土机。但推土机只善于破坏旧的结构，而不能建设国家。霍梅尼并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模式的政府。伊朗在伊斯兰名义下所做的许多事情实际上违背了这一伟大宗教的内容和形式。
问：你对巴尼萨德尔政府有什么看法？
答：现政权正在走下坡路，伊朗人民迟早会起来反抗。无论霍梅尼、巴尼萨德尔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改变。巴尼萨德尔当然比较软弱，无法采取坚定的行动。我认为不可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即使由议会来组成也不行。事实上，议会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问：你今后有没有政治计划？如果有，是什么？
答：我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次新革命的领导人，但我希望组织一个伊朗国内外的民族政党和政界人士的代表大会。我正同在美国和欧洲的伊朗人进行研究，有没有可能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协调反对现政府。
问：你会不会支持军人发动政变？
答：我现在同军队没有接触，但我听说有许多人准备支持反对现政府的运动。我希望军事政变不以流血来解决问题。如果国家继续朝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发生军事政变是可能的。但我希望和平解决。
问：你曾说你反对扣留人质，认为这不是革命行动。你主张如何来解决被扣在德黑兰的美国人质这一危机？
答：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正义的，但作为律师，我不认为扣押人质是个解决办法。人质应当无条件地立即释放。当前，由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人质身上，国家所有真正的困难反而被遗忘了。扣押人质并没有帮我们把国王和他的钱弄回来，反而使我们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对。
说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并不能通过苏联领土的扩大而得到加强。把社会主义同华约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说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深深地打动了他。新的中国领导人在文化革命后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并以巨大的坚韧性开始重建他们的国家
【西德《明镜》周刊５月５日一期刊登一篇谈话】题：我们要赢得的是人心，不是土地，副题：意共执委会成员巴叶塔谈巴黎共产党首脑会议和中国
问：巴叶塔先生，上周在巴黎召开了欧洲共产党首脑会议。您的党即西方最强大的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答：因为我们不愿被人带上桎梏。
问：这次会议的形式确实象一次为苏联人作宣传的集会。您对苏联的裁军攻势倒底有何不快的地方？您不是也反对北约追补军备吗？
答：一般地说，我们认为由实力不等的伙伴来讨论裁军问题是荒谬的。在华沙条约国家中是共产党人掌权并拥有导弹。但我们在西方却是处于反对党地位，没有支配导弹的权利。如果出席巴黎会议的话，意大利共产党就必须同导弹的拥有者即华约的执政党持一致的意见。而这绝不是我们的路线。
问：但你们不是可以在这次会议上就此发表看法吗？你们可以在那儿重复表示反对苏联人进军阿富汗，反对那种旧的集团思想和你们致力于一个中立的欧洲的态度。
答：当法国和波兰的同志邀请我们出席这次会议时我们就曾明确表示过，要是不提苏联干涉阿富汗的话，人们目前是不能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
问：尽管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在巴黎谈出你们的这种意见呢？意共平常总是说：我们同所有人对话，并公开讲述我们的观点。难道这个原则不再适用了吗？
答：不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回答。此外，要是参加会议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用处的。我们的观点恐怕会被忽略过去，因为那里一切都是按多数原则来决定的。
问：而压倒多数当然是亲苏的了。
答：是的。但是在１９７６年于东柏林举行的上一次全欧共产党会议上情况则并非如此。当时与会者在会议开始前就进行长时间的对话，直至所有矛盾被消除和与会者能够同意决议为止。我们原则上只参加那些经过广泛的讨论使所有与会者达成一致意见的会议。
问：但法国共产党只是把这次会议称之为是一次“会晤”，每个人都可以在会晤时发表自己的意见。
答：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大伙都去参加的话，包括西班牙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那我们在就决议文本进行表决时势必会屈服于另一方的多数。这就是说：回到集中制的时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出现组成一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中心的新的苗头。
问：如此说来１９７６年的东柏林会议就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取得一致意见的欧洲共产党人会议了？
答：我当时的确说过：“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共产党会议，也许是最后一次全欧的共产党会议。”但在当时这毋宁说是我开的一个玩笑而已，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如何来准备和进行今后的共产党会议。
问：由于除了意共之外还有八个党犹如一个拒绝阵线那样没有参加会议，因此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分裂行动。你们是愿意分裂吗？
答：我们绝对没有打算造成分裂，此外，我根本不认为这是什么分裂行为，这大概也不符合莫斯科的看法。
问：负责对非执政的共产党关系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巴黎简单明了地说：对欧洲来说，在华约与北约之间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这明显地是针对您和您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论点的。
答：我并不是波诺马廖夫著作和言论的注释家。他有他的意见，我们有我们的看法。
问：这里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巴黎会议上的苏联国际主义的信条问题。我们再引用一下波诺马廖夫的话……
答：……对不起再引用一次就行了。
问：他说，世界和平只是遭到了北约扩充军备的威胁，必须挫败北约的“危险计划”——任何其他的看法都是反动的和针对社会主义的。你们为什么不利用巴黎会议来为你们的使双方停止军备的计划作宣传呢？
答：我们提出的关于北约和华约应当推迟生产进一步的导弹并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新的谈判的建议，并不是向党，而是向政府提出的。早在１９７９年，我们就要求苏联人在谈判期间停止其ＳＳ—２０导弹的生产。
问：与你们相反的是，法共却紧跟克里姆林宫，为苏联进军阿富汗辩解，并指责“西方帝国主义者”策动战争。你看法共为什么要这般彻底地转向莫斯科路线？
答：法国人大概以为这是进行反帝斗争的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做并不会取得有益的效果，特别是因为人们不能那么简单地把苏联干涉阿富汗抛在一边。
问：不只是法国人，还有您自己党的许多成员为苏联进军阿富汗辩护。他们指责党的领导持亲西方的态度。
答：我们不赞成西方，我们主张和平。我们谴责干涉阿富汗的做法也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赞同的。在联合国，这些国家投票反对干涉。我们认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并不能通过苏联领土的扩大而得到加强。我们必须赢得人心，而不是领土。把社会主义同华约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
问：概括地说：您对北约追补军备计划的态度是甚为宽大的。罗马议院里的您的议会党团甚至投票赞成一项亲大西洋的决议。你们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并且拒绝参加由苏联控制的巴黎共产党会议。现在你们还去北京访问苏联的死敌，以便庆祝和解。意共显然就像圣经上的扫罗变成保罗一样改变了观点——所不同的是，保罗是公开地宣布这一点的。
答：当扫罗前往大马士革时，他是一个犹太人。当他变成保罗回来时，他仍还是犹太人，但现在却也是一个基督教徒了。他的新宗教起源于犹太并征服了整个世界。变化和连续是属于一起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旧约全书呢，我们从天主教徒那里学会了既要相信旧约全书，也要相信新约全书。
问：我们来谈谈新约全书，谈谈您的中国之行。西方最大的共产党和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在将近２０年的敌视之后庆祝它们的和解。您自己谈论过您的国际主义的“新范畴”——这对克里姆林宫的先生们来说就象是一记耳光一样。
答：不，我们明确地说过，我们的这次访问是不针对任何人的，也不是针对莫斯科的。倒不如说它是与我们的新的国际谅解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中国人与我们不同，他们把苏联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但是我认为，莫斯科的同志们会理解，这次访问是符合和平和谅解的利益的。
问：在哪些实质性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答：中国同志不久前还骂我们是修正主义者。现在他们允许我们在北京为１６０名记者举行一次招待会，并在中国的电视上和北京大学讲述我们的外交政策。这些就是进展。
问：这是唯一的进展吗？
答：你们知道，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是把中国与“长征”的神话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在法西斯统治下，长征使得我们的囚禁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一些，并使我们的抵抗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了。
此外，新的中国领导人在文化革命后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并以巨大的坚韧性开始重建他们的国家。抛开他们的政策不说——这些共产党人的确是好样的。我不由自主地拥抱邓小平并不是一种虚伪的表示，我和他都不是假心假意的。
问：这肯定是一种漂亮的、但是毋宁说是浪漫的谅解方式。
是不是也有实质性的一致意见呢？
答：例如中国人和我们一致认为，必须促进各国共产党的独立和不结盟运动。在若干方面，我们甚至在对争取和平的斗争的评价上有着共同的看法。
问：您有没有接受比如说北京的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口号——或者说您有没有能够劝中国人放弃这一观点？
答：两者都没有。中国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必须把它推迟２０年。我们回答说，这还不够，因为你们的子孙也不愿意成为最后一代人。
问：此外，北京的对第三世界政策还一直是旨在建立一个反苏的统一战线，而你们是绝不想要这种统一战线的。
答：嗯，若干不同意见仍还是存在的。
问：岂止是不同意见，还有矛盾，甚至在欧洲政策上存在着矛盾。华国锋和邓对每个反苏的人都表现得十分热情，如被意共称作其死敌的弗朗茨·约瑟夫
·施特劳斯。
答：您说得对。但是，中国人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中找到的朋友越多，他们对像施特劳斯这样的人的求助就越少。
问：事实暂时是，在西欧，中国共产党是你的敌人的朋友。北京主张有一个强大的北约，赞扬撒切尔夫人和基社盟。
您的谅解运动却被中国人看作是一种天真的无力的行动。
答：许多意见和评价都已经有了改变，在共产党中间也是这样。１９４８年我们攻击南斯拉夫人，我自己曾发表讲话反对铁托。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当时是严重地弄错了，我们现在是南斯拉夫人的朋友，并且认为铁托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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