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先锋报》文章认为「是撇开了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中国人民对于能在没有政治运动经常干扰的情况下生活感到满意，对推行新经济政策充满信心。」
【西班牙《先锋报》六月六日文章】题：中国目前出现更人道的面孔
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表现在政府确定的计划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近几年来，这个国家，经济上取得初步恢复；社会关系上出现新的形式和生活上得到进一步改善。
人民中国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撇开了那种“阶级斗争永远存在”的观念。在国内，为建立和平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所做的新努力，比那种“制造冲突”的思想更适合中国人民的要求。中国人民对于能够在没有政治运动经常干扰的情况下生活感到满意；对于多工作点多挣点钱感到愉快；对于他们的子女留在身边、不担心再被下放到农村和由于“阶级斗争”的蛊惑宣传而离乡背井感到高兴。
这个国家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性问题，都有待于尽快解决。为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最有成效的办法是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率。至于改善日常生活，那就需要增加食品、消费品和住房。实际上，社会服务比外国访问者所看到的也广泛得多，中国大有潜力可挖……尽管问题还不少，但中国人民由于邓小平推行新经济政策而充满了信心。现在，他们不仅限于有手表、半导体、自行车和缝纫机就行了，而且要求有更高级的消费品，如录音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高档品。
当然，由于追求某种豪华生活的享受，也出现向往“资产阶级”文化产物的“偏向或污点”。但是，尽管向西方文化有新的开放，可是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黑市的发展，尤其在限制外币流动和进口西方的奢侈品。目前中国经济规划正朝这一方向发展：以南斯拉夫的模式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地方的主动精神；支持工厂为其工人和领导者谋取额外的利益；允许农民拥有小块自留地并安排小集体或个人搞土特产的任务。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成功地实行新经济措施有密切关系。这些更自由的措施使经济规划变得更灵活、更集中、更民主和更具体。另外，中国领导人考虑到，国家不欠外债并不妨碍其他国家投资的积极性。中国正在加强对外贸易事务。为了国家尽快富强，中国在外贸方面的积极性比在对外关系上还大。
说外国人觉得这里的生活既苦又甜，工作本身是令人神往的，但生活太枯燥无味，有孤立之感。实行外汇券后进一步限制了同中国人的接触
【合众国际社广州五月三十日电】（记者：威廉·霍尔斯坦）在中国的南部城市广州，一个外国人的圈子在自然形成，使人想起以往年代的情景。
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来这里做生意，这是中国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
在三十年的间隔之后，广州地区再次成了领事馆官员、商人和大学人士的常住的地方。
广州最好的饭店，杂乱无章的苏联式的东方宾馆，是广州市内刚刚出现的外国人居住的中心。在中国，除了北京之外，这里的外国人算是最多的了。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这个宾馆里设了领事馆，菲律宾航空公司在这里保持了一套房间，办理订购去马尼拉的飞机票的事务。巴黎国民银行和汇丰银行也都在这个宾馆里租下了豪华的房间。专门从事美中贸易的美国商行——美利国际公司在这里派驻了一个代表。日本产业界巨头三菱公司也在这里开张营业。
有少数外国人住在远离中心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监督工厂的施工工作。
此外，来自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们，已经习惯了中山大学的学术生活了。
在东方宾馆，外国人住的房间里有空调设备，铺着地毯，这在中国人眼里是十分奢侈的生活。为了使二十世纪的这些夷人高兴，宾馆管理当局还设了像太空入侵者这样的电子游戏，此外还设了弹子桌、蒸气浴和豪华的餐厅。以前朴素的理发室，现在也可以为爱时髦的妇女用香波洗头和整发了。
同中国人住在一起的外国人，虽然未感受到住在东方宾馆那种生活上与外面隔绝之苦，但是必须忍受比较原始的生活条件。
美国领事馆副领事、二十八岁的理查德·鲍彻说：“我们这里的外国人分两部分，住在东方宾馆的是一拨儿。我们这些人随时都能见着面。实际上，我们是被束缚在宾馆里了，所以总是想出去。另一拨儿人则困在没有热水供应的地方，所以他们在想法儿住进来。”
这位蓄着胡子、会讲中国话的鲍彻，像住在这里的其他外国人一样，觉得这里的生活既苦又甜。工作本身是令人神往的，但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这里的生活方式太枯燥无味了。
去年十一月来这里担任副领事的鲍彻说：“这里的工作吸引我们到这里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新鲜的。我们在捉摸这里的一切是如何运转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确觉得有点像是拓荒者。”但是，除了工作以外，外国人发现夜生活太贫乏了。
鲍彻说：“这里没有迪斯科舞会。没有俱乐部、也没有酒吧间。虽然我们并不是真正感到厌烦，但是生活多少有些沉闷无味。”
大多数外国人经常到坐飞机只要二十分钟的香港去，以此减轻他们的孤立之感。广州与香港十分近，使自称常驻广州的其他外国人可以经常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一年之中只在中国住六七个月，而不是全年都住在这里。
造成这种孤立之感的原因是，中国把外国人同普通中国人分隔开的千百年老传统，以便加强对中国人的控制和防止外国人的颓废思想扩散。
尽管在一九八○年已不再把广州的外国人同中国人实际分隔开了，但是，每当西方人乘火车时都必须乘坐专供外国人坐的车厢；每当他们想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去旅行时，他们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官员的监督之下才能成行出游。
为了消灭黑市货币交易实行的一种新的外汇制度，也迫使外国人不得不在某些固定的场所使用他们的货币，这就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同中国人的接触。有些外国人的中国话讲得相当好，足以冲破他们的保护性茧囊。其中之一是三十二岁的帕梅拉·欧文，她是美利国际公司派驻广州的代表。她自学中文学得相当好，完全可以进行业务会谈和在城里四处活动。
说在苏军进入阿富汗后，德国人当中认为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数从百分之十九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四。当询问对北京和莫斯科的信任问题时，中国取得的结果第一次比俄国人好
【西德《明镜》周刊五月二十六日一期文章】题：要北京而不要莫斯科吗副题：对一九八○年政治形势的民意测验：战争恐惧和能源忧虑
埃姆尼德民意测验所（比勒费尔德）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和九个月之后，即一九八○年四月提出了同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完全不同的。
在进行这两次调查之间的这段时间，苏联部队进入了阿富汗。自此以后，在德国人当中认为“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数从百分之十九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四。这么多的联邦公民对和平感到担忧，这在最近的三十年中还是少见的。
在进军之前，在被询问者中认为东方比西方“在军事上强大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一，但是现在有百分之四十九。
埃姆尼德民意测验所在为本刊调查一九八○年选举年政治形势时得知了这些新数字。
当埃姆尼德民意测验所询问繁荣的前景时，得到的回答也是从未有过的悲观。“昂贵的石油价格还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是不得而知。当您考虑今后几年的前途时，您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象往常那样提高生活水平呢？还是我们将能保持这种生活水平？或者说将会出现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
虽然在一百个联邦公民中有五十二个人相信生活水平将保持不变，但是在一百个联邦公民中只有十五个人认为生活水平将“象往常那样得到提高”。在一百个联邦公民中有三十三人认为生活水平今后将下降。德国人对前景看得这样暗淡，这在任何一个选举年还是没有过的。但是，德国人对波恩权力更迭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少。
施特劳斯明确地承认，他把德国人对爆发一场新的战争的恐惧看作是他当选的机会。在他责骂施密特是“战争总理”之后，现在他想把自己吹嘘成是一位和平总理。
埃姆尼德民意测验所的调查比其他研究所迄今所提出的各种单项问题，都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德国人对苏联人的信任程度降低到了什么样的低点：
在一百个德国人中只有十个人相信苏联人会重新从阿富汗撤军。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东方集团的国家。百分之四十一的人甚至认为，俄国人将从阿富汗出发“开进其他的国家”。
当埃姆尼德民意测验所询问对北京和莫斯科的信任问题时，中国取得的结果第一次比俄国人好。
在询问什么是“西方对中国的正确政策”时，有两个答案供选择。结果是：
同意“尽可能紧密地同中国结盟”的有百分之四十六；
同意“发展良好关系，但注意保持距离”的有百分之五十三；
赞成“尽可能紧密地同中国结盟”这种答案的在基民盟—基社盟选民中占百分之五十六，在社民党选民中占百分之四十一，在自民党选民中占百分之三十五。
埃姆尼德民意测验所提出了下列问题：“您认为我们可以更加信赖谁？是苏联领导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或者说两者都可以信赖？或者说对苏联和中国都不能信赖？”
得到的回答是，认为苏联是可信赖的有百分之五，认为中国是可以信赖的有百分之二十七，认为两者都可以信赖的有百分之十三，认为两者都不可以信赖的有百分之五十三。
同意“中国更加可以信赖”这种答案的在基民盟—基社盟选民中占百分之三十五，在社民党选民中占百分之二十四，在自民党选民中占百分之二十。
尽管德国人同俄国人的关系目前受到干扰，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没有回到那种冷战的精神状态。更确切地来说，他们的看法是不知所措的，因此有时也是充满矛盾的。
例如，在埃姆尼德民意测验所的一次调查中，在进军阿富汗之后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主张同苏联改善关系，但是同时也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赞成同另一个红色巨人结成旨在反对莫斯科的联盟。他们认为：“西方应该尽可能紧密地同中国结盟，使苏联看到，它在推行一项侵略政策时将会遇到一个一致的反抗阵线。”虽然可以肯定在德国人中存在着一个批评美国，甚至反对美国的少数派，但是同美国保持太大的距离也肯定不符合绝大多数联邦公民的愿望。
如果要联邦公民为波恩排列考虑问题的先后次序，那么除了维护和平和同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以外，最重要的是确保能源的供应问题。
【西德《世界报》五月十三日报道】题：安全
——滚动的保险箱的首要原则眉题：钱和贵重物品的运输——普罗特克塔斯今天在德国是市场首领
法兰克福的普罗特克塔斯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从事的是棘手的行业：运输钱和贵重物品。
该公司的埃里希·布劳恩对本报记者说，这种业务越来越重要了。“实际上，已没有一个德国城市的信贷机构不利用运输钱的公司。”但是，在银行和储蓄所之后的第二重要的顾客即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和批发网也越来越多地利用专门搞安全运输的公司了。
今天普罗特克塔斯公司在德国是钱和贵重物品运输方面的绝对的市场首领。它有三百个工作人员，在联邦范围内活动。一九七五年营业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布劳恩经理特别提出了以下两个因素：对人员的选择和安全训练提出的高要求以及按照最新的安全知识设计和装备的专门车辆。
工作人员除了得到专门的安全代表的定期指教外，还在日常业务中受训练（“职业训练”）。
为了百分之百地保证遵守专家们制订的安全规定，对每辆车和在联邦共和国的三十个分行中的每一个分行都要进行突然检查。大部分人员是来自警察、联邦国防军（合同兵）以及联邦边防军。
运输钱币的原则是：“第二个人必须是不可攻击的。”所以每辆车都有一个强制性的保险装置，这种装置不允许司机和副司机一起离开汽车。
现在车队是由一百四十辆运输车组成，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完全新式的梅塞德斯３０７①型，另外三分之一是大众汽车厂生产的ＬＴ型，最后三分之一是大众汽车厂生产的小运输车２型。选择不同的大小是为了最佳地适应各地的情况（顾客车辆入口处、行人区和狭窄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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