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西共的历史上，五六年至六○年期间出现的变化是一个转折。这个变化的特点是抛弃旧的思想、旧的道路和在政治上理论上采取一种新的方针
【本刊讯】西班牙共产党《工人世界》周刊五月号刊登西共中央执委、国际关系负责人阿斯卡拉特在庆祝西班牙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题：一九五六——一九六○年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摘要如下：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年这个时期出现的变化，是一个转折。
这四年间出现变化的特点是抛弃旧的思想、旧的道路和在政治上（包括在理论上）采取一种新的方针。
现在我们就简单地看一下，这些变化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首先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否定，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对斯大林的崇拜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四十年代形成的。这种感情一方面聚集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仇恨和唾弃，另一方面聚集着对在世界历史上摧毁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剥削制度的第一次革命的热情，其中还包含着对斯大林个人的颂扬。今天看来这种状况是一种变态的反应。
斯大林这个偶像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消失了，来得是很突然的。虽然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有过一些文章提到需要克服“个人崇拜”，但都很含糊和抽象，根本没有直接涉及到斯大林。通过法国《世界报》刊登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报告，我知道了事情发生的整个全貌。
（二）我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并没有怀疑它的确切性。西班牙共产党以一种最明确的态度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从那时候起，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消除斯大林主义对整个党有什么意义呢？
消除斯大林主义，不再把苏联作为理想的化身，不仅使行动和思想上不再听命于苏联，并且使共产主义信念充实了新的内容。共产主义不再是宗教式
的，而变成了合理的革命信念。
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现在只能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自己去制订政策、战略、包括用批判的态度重新考虑我们自己的理论。这种变化的深刻程度谁也不会在那时都意识到。现在谁要是说，那时已经意识到了，那是荒谬的。
（三）人们几次问我应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象西共这样一个过去一直非常亲苏的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是怎样实现一九五六年彻底而明确的转折？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苏共二十大是一次国际性转折，它迫使我们独立思考。这次国际性的转折是和某种客观需要相一致的；需要深刻改变政治路线、观念和基本态度。西共是通过不同渠道的影响认识到这种需要的。
五年多以前，党改变了战略，停止游击斗争，致力于组织群众斗争。根据西班牙五十年代的条件，要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不仅需要改变战略，而且需要缔造一个新党。西共希望把基础建立在工人群众和青年中。西班牙的现实给党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１、出现了新的工人运动观念。这种新观念后来也影响到工人委员会。这种新观念要求克服和结束把工人运动做为党的“传动带”的作法。
２、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开放，把他们作为为争取自由、民主、反对佛朗哥独裁斗争的重要因素。这样，对这些阶层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和党的建设中的作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党应当是“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
３、在天主教徒中出现了自由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是不明显的和微弱的，但是党对他们采取了期待和容忍的积极态度。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在几年以后，天主教和西共开始了对话，并导致后来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加入到党的队伍。
４、需要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将结束和消除内战造成的分裂。这条政治路线将应从政治形势的实际出发，即从五十年代后半期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团结一切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阶层。这一精神恰恰体现在西班牙共产党一九五六年制定的全国和解政策中。
我刚才谈到的上述各因素决定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年在西共的历史上成为一个特殊的时期，成为后来形成欧洲共产主义的原因之一。
至于形成欧洲共产主义更具体的原因，我认为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当时出现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出现的事态也表明在革命的传统观念之外存在着新的可能性；布拉格之春和苏联的军事干涉使我们懂得要对苏联有所戒备，保持更加彻底的独立性，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一事件开始进行批判。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年这个短暂的时期里，已经开始出现象全国和解政策这样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间的复杂局势中更加表现出它的重要性。当然，现在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行历史性的探讨；如这个历史性转折在后来一些年中的政治和战略政策中是怎样全面完成的；这个转折在理论领域中取得了什么新的成果，我个人认为我们党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弱点；在我们党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我们把力量集中到建设一个欧洲共产主义党上来，做得怎样，是否正确；即使在肯定正确的方面，我想有一些问题如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问题，我们是有错误和弱点的，对这些问题深入的探讨将是非常有益的。
他说：中国领导人把混乱局面抛在后面，正努力使社会经济结构符合今天的条件
【土耳其《国民报》文章】（作者：土耳其教授卡伊纳克）
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因比，在和别人所作的一次讨论中强调说，多少年以来沉睡的中国，现在苏醒了，未来的这个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他说，“如果哪个国家用最牢固的形式和中国建立经济和贸易关系的话，在未来的年月中，这个国家就将以最聪明的方式从中国这个大市场利益中得到好处。”
把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抛在后面的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消除军队、党和官僚三个方面的分歧，并在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迅速发展经济的这个问题上，把它们统一了起来。首先，在一九七五年制定的一九七六——一九八五年十年发展计划中规定。
中国经济计划者们，为一些工业部门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据一九七八年统计的数字表明，中国总人口是九亿七千五百万，它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三千八百亿美元，平均每人的年收入是四百美元。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在一九七七年所实现的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八，而一九七八年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八年中国的进口总额是一百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
具有如此巨大的市场潜力的中国，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危机。据一九七八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有两千万人失业，大多数是青年一代。高等教育设施不能满足需要，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越来越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增大，所有这些都是影响中国市场的消极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感觉到这些问题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计划者们，正努力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符合于今天的条件。
在根本目标是实现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给中国的发展指出方向的领导人，对西方科学和技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国领导人，为了发展他们落后的国家，为了在本世纪末使国家的发展水平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正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经济计划者，也十分重视发展农业。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能够实现农业发展的指标。例如，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七年间，虽然粮食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百分之三，但是每个人的粮食的增长速度仅仅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题：光纤通信首次走向实用阶段
我国热海市世界基督教总部所在的六幢大楼内，将首次安装用光缆把许多大楼联结起来，并通过光纤通信自动控制空调、防灾设施等的楼群管理系统。
中心的教堂楼装有电子计算机，余下的美术馆等五幢大楼则用光缆把它们联结起来。
目前，送来的数据有各大楼房间的温度、湿度、火警信号、下上水道泵及水位数据等。将来还计划用光缆传送礼拜电视影像等。
该总部的大楼已用地下电缆联结起来，传送数据的光缆也已同电缆一起安装在同一条管道内。
为了应付城市大楼的过密和高层化，通产省正在着手发展能用于通讯的激光和由细玻璃丝、光导纤维组成的光纤通信，作为八十年代的情报网。
说许多中国人对医生和医院抱有一种既喜欢又痛恨的感情，他们极力想避开对病人漠不关心的那种治疗，而去进行贿赂以换取特殊的治疗、药品或病假条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月二十日文章】（外事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自北京）题：中国人对公费医疗发出抱怨，说医务人员态度冷淡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收费最少和最广泛的医疗制度的国家之一，所以它就成了外国保健专家们朝拜的麦加，希望从那里了解更多的有关赤脚医生、针刺疗法和古老的中草药治病的情况。
虽然，许多中国人对自己所受到的医疗并非十分满意，但他们还是对医生和医院抱有一种既喜欢又痛恨的感情。他们极力想避开自己所认为的长期以来对病人漠不关心的那种医院治疗，而去进行小规模贿赂，以此来换取特殊的治疗、药品或者带工资病假条。
一位北京居民说：“他们不会花多少时间来检查你患了什么病，只是凭主观想象给你开个处方，把你打发走了事。”
中国现有一百八十万张病床，是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三倍。中国有二百四十六万医务人员，其中医生是三十九万人。
然而，由于最近十五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失败，人们对比较年轻的医生的诊断能力产生了怀疑。病人们常常询问医生是那年毕业的，因为，如果他们是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以后毕业的，病人就开始担心了。
中国医生的总数是美国的一半稍多一点，然而，中国的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一位工厂工人（一个五岁小孩的妈妈）说：“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好医生。”
在北京的若干地方，懂得传统的中医术的个人贴出了为人看病的小招贴。他们接待的病人川流不息，尽管医院设有中医科。若患严重疾病，中国人知道则必须去医院就诊。但是，他们习惯上要先同亲友们商量，设法找一个某人认识其中医生的医疗所，这样便可安排他们得到特殊的治疗和照顾。
中国的许多工人都乐于找个借口请病假。中国政府的政策规定，头六个月的病假照付工资，六个月以后付全工资的百分之六十。我在访问中国人的家庭时，常常碰到名义上是病休的、但看上去精力充沛的男人和女人在于家务活。
一位外国的外交官谈及她手下的雇员时抱怨说：“患个伤风，他们就病休一周。当然，照他们看来，如果我的薪水也那么少，我也会那么干的。”
病假是需要医生签字的。一位中国的机关工作人员说：“去找医生看病的时候，最好随身带些小礼品、譬如，可带盘录有香港音乐的盒式磁带。那么，医生就会给你更多照顾，并给你多开几天的病假。”
为了避免医生或者医院给以效果难以预料的治疗，中国人很相信药物。有的人用提供食品成效劳的办法向那些有办法弄到抗菌素和其他难得药品的护士和药剂师换取更多的药物。
设在华盛顿的白宫办公厅科技政策室的副主任奥曼博士、参观过中国的几个医疗卫生单位。他说：
“从我听到和看到的情况来看，我确信，中国人所开的中西药都大大地过量了。”
单单是进医院——尤其是在患急病的时候——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就是个极大的困难。在农村，要把病人迅速送往有先进医疗设备的医院去几乎是办不到的。在紧急情况下，农民们就设法用挂在拖拉机上的拖车来运送病人。否则，他们就只好等着乘公共汽车或者把病人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送往医院。在城市，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上面提到的北京一工厂的那个工人说：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人用自行车把奄奄一息的儿童或老人送到医院去的情景。这是我们中国人希望多生孩子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就会有个人把你送到医院去。”
如果向北京急救站打电话，通常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设在北京饭店附近的急救中心的徐英（音译）说：“我们这里只有大约二十辆车子。我们的车子设备陈旧，根本无法满足我们接到的电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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