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棘手双方颇有歧见
我经过多次访问之
后，对这一切大宴、敬酒、音乐等等，已显得
颇为寻常了，但我得承认，在第一次遇到这场
面时，我确是深深感动。那时这位中国总理开始到每一桌上 ，向美国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逐一敬
酒，同时军乐队奏起“美哉美国”的曲调。这军
乐队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二十年之前，我们曾和这支军队打仗交锋。不管怎样，尼克松在华盛
顿生日的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在外交上，显然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事实上，双方的观点在冷静地渐趋一致。
结束这次访问的公报，对于全世界以及中美
两国人民都是一个象征。这公报同时可以指引两
国政府机构遵守政策的新方向，因为双方的文件来往，未必两国所有的各级政府机构都能看到。这公报又可成为检验两国关系的标准，只要华盛
顿继续正式承认台北是全中国政府的所在地，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就不会是正常的。
台湾是一个棘手问题，在我十月间那次访问
时，我们已经同意，每一方都可申述己方的立
场，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北京宣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它
指出，台湾的将来如何，是内政问题，在美国的
声明中，我同意对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观
点不表示异议：“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
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
省。美国对这立场不表异议。”至于北京方面，
同意在他们的声明中不抨击美国和台湾所缔结的
共同防卫条约，甚至对此一字不提，而只要求美军撤离。台湾和平解决美国极表关切
双方同意声明，主张中国统一，但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若干问题，直至尼克松到达北京时，双
方仍有歧见。中国方面要我们声称，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希望”。我们却坚持要肯定这是美国的一种关切，事实上，用到“重申”的字眼，表示
这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承担义务。中国方面要求我们无条件的答应，美军全部撤出台湾。我们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除此之外，决不愿再多一分承诺，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要把撤军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及缓和一般亚洲紧张局势这两件事连系起来。
乔冠华实际上是外交部中的主要人物，他和我必须在二十小时之内解决这些歧见，就像在我那次秘密访问时那样，双方都把对方推向最后的时限，且看谁的弹性更大些。极度亲善的表面之下蕴藏着决心。
乔冠华提出了一个方案，这终于首次符合了我们的基本原则。只要我们声明中同时提到美军全部撤离，那么我们声明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中国就不再反对。双方注意中心在于世界均势
我们得到乔冠华的同意，声明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省”，这样，就消除了台湾从属于中国的含义。修正之后的这一节声明是这样的：
“美国方面宣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此立场不表异议。美国政府重申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美国政府期待有此发展，宣称最终目标是将美国一切军队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同时，当该地区中的紧张情况渐行削减时，美国政府将逐步削减在台湾的美国驻军及军事设施。”
公报中关于台湾的这一段文字，并不是那一方压倒了对方；在有胜有败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起具有建设性的关系来。两个主权国家想合作做什么事业，只有双方都乐于遵守的协议才能持久。这样做，是将台湾问题暂行搁置，双方都维持自己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台湾问题上的歧见继续存在，但我们和中国的修好加速进展，因为中美双方关切的中心是一致的，那是在于对全世界均势的威胁。
我在上海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一定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发生于中国土地上最矛盾的事件之一。一个外国官员解释，他是在和正在尽地主之谊的政府谈判，不过他本国却要继续承认和地主国敌对的那个政府，作为主人的政府如要去攻打这个敌对政府，他本国的政府要以武力进行防卫。我引述刚在几个星期前发表的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的若干有关章节，重申防卫条约继续有效。中国人很明智，没有任何反应。我们的主人明白轻重缓急。北京传译人员胜于美方译员
从中国人对公报翻译文字的处理，也可看出他们对要点的把握。在所有的会谈之中，我们都用北京人员作传译，主要因为尼克松认为国务院的译员会走漏消息；此外，他们译员的能力也远胜于我们的。有人认为这中间有毛病，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方面受英文本的约束（再者，中国方面的人员许多人懂英语，霍尔德里奇懂中国话。如有争议，以英文本为准。）由于时间紧迫，我们甚至去检查一下中文译文的机会也没有——在跟俄国人打交道时，要是省略了这一步，那简直便是自杀。令人大为吃惊的是，我们后来才知道，中文译文其实比英文原文更对我们有利。
上海公报之异乎寻常，正有如这公报所确定的新关系。公报的开头部分提出了双方对于大量问题的歧见，包括朝鲜、越南、日本。关于美国的立场，以和缓的措辞来阐述，强调我们对于和平解决、个人自由原则以及世界各族人民社会进步，承担有义务，必须为之努力。这是我们首次向中国人民申述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要强调美国拥护人道和希望。中国方面的措辞较为强硬，但比之一贯的风格，调子是已经大大降低了。对于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干部，美国人和中国领袖会谈的景象，已经令人难于忍受，要全部抛弃革命高调，那是决不可能的。
上海公报规范两个大国的关系，长达七年之久，双方从来没有为公报的文义发生争辩，直到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而加以取代为止，它的成功，或许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完）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月九日晚版刊登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石川康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中国带来通货膨胀的“自由市场”》，摘译如下：
目前，无论到哪个城市去，都可看到“自由市场”非常繁荣。据新华社电，仅卖农产品的，全国就有三万三千五百二十七个“自由市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自由市场”出售的主要是“业余劳动”生产的副食品，这些却都是国营市场或商店没有的产品，产品新鲜而质量好。价格通过“协商”这一自由经济的方法决定。它已成为正给理应没有通货膨胀的中国带来通货膨胀的原因。最近，利用访问中国的机会，参观了一下“自由市场”和作为“自由市场”源泉的“自留地”。
我参观的是桂林繁华街道上的“自由市场”。不巧由于下雨，街道非常泥泞。就在这样的街道上摆着近百个露天货摊。同蔬菜类混杂在一起的有，泥鳅等淡水鱼、贝类、鸡、鸡蛋、猪、田鸡……一般副食品，真是应有尽有。买一袋不足一公斤重的蜜桔，价格是一元，一问一对蝾螈，说价值五元。这对于工资还不到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的中国来说，价格高得惊人。
在市郊，有人向观光客人卖画。桂林真不愧为“山水画的故乡”，果然是以山水画为主。象报纸那样大的一张山水画，要价十五元，但我一说“六元”，他立即表示同意。卖画的人大多是失业青年。其收入远比“认真”工作挣到的钱多，听说也有的人一天能挣相当于工厂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此外，有搭着摊篷的面条馆、冰棍摊。在长沙还有气枪射击游戏场。在广州，有今年夏天批准“恢复”的修理鞋、锅、伞和自行车等的修理店以及携带旧缝纫机的简易修补店等，生意非常兴隆。
这些都的的确确是“自由市场”，好像其中也有无牌照的黑市商人。在广州的繁华大街，有几个人在路边摊开纸卖耳环等首饰，我一拿起照相机准备拍照，他们便改变脸色，收摊逃走了。
从文化大革命到“四人帮时代”，这种自由市场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加以禁止。现在之所以对自由市场大开绿灯，是为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弥补粮食不足，同时也是对失业采取的措施。尽管全国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口即七亿多是农民，但中国却缺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农户平均年收入只有七十三元九角。拿工厂工人来说，年收入平均为六百四十四元，农民的收入只不过相当于工人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所以，没有生产积极性是有道理的。不仅奖励农户，而且从实现“现代化”的角度说，也在奖励“被排挤出去”的人“恢复工作”，例如在修理等行业是有事可做的。据说农产品今年以来已提价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虽说是“自留地”，但每人只有五分地，在生产上是有限的。可是，长沙郊外的幽静的田园正在向外扩展，只是与农家毗连的自留地种满了黄瓜、西红柿、土豆和豆类等，长势茂盛，简直无立足之地。其他地方的农家似乎也不例外。农民的积极性、热情和顽强的意志好像都倾注到了这一方面。
据桂林某农家说，五分旱田一月可以收入三十至四十元，一年可以收入四百元左右。
【合众国际社波士顿十月十九日电】达赖喇嘛今天向美国告别，结束了在美国四十六天的访问，他是西藏流亡的领导人，是全世界一千二百万佛教徒的精神指导。
他在哈佛神学院举行记者招待会告别时说：“仁爱是不难做到的，也不是复杂的。我们希望人类幸福。这就是我们的信息。”
在他访问的早些时候，在谈到西藏面临的问题时，他说，西藏有常设驻军，移民是受限制的。他说，六百万西藏人的苦难处境稍有改善，但是情况仍然很严重。
这位四十四岁的宗教领袖自称是“世界公民”，他说，他到美国来是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并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
他给各佛教中心和自加利福尼亚到新英格兰的各大学带来了信息，谈到人类的仁慈和同情心。、
他说：“许多人表示对西藏的文化极感兴趣，对西藏人民表示同情，我深受感动。”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塞尔莫十月二十日电】（记者：伊斯特汉）达赖喇嘛在一般地提到“改善”同中国人的关系和表示他希望“有一天”能回西藏时，他否认他选定在这个时候进行访问是为了向华盛顿施加压力，从而迫使中国人为他回去提供方便。
他说：“中国政府（现在）比较温和、合理、现实和宽容了，但是当然，话说得很肯定（他们是否会准许他回去）还是为时过早。我们是谨慎的。”
但是他又说：“我们有权保持我们的特点和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主要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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