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台湾制衬衫和周恩来谈判
叙述这次秘密旅
行，我的
“衬衫传奇”却也不可不提。我事先料
到，这十二天的亚洲之行势必变化多端，忙碌不
堪，所以吩咐了达夫·哈裴林，在这次长途旅程
之中，必须替我留起几件干净衬衫，特别为在北
京穿着。当巴基斯坦的飞机从查克拉拉机场起飞，而飞向喜马拉雅山时，哈裴林正带同秘密工作人员乘车前往那蒂加里，他突然之间想起一
事，大吃一惊，他把我这几件衬衫过于小心的放在一边，因此，我决不会放入旅行箱中。在飞机里，当我想要在到达北京之前换一件衬衫时，自不免大感惶急。我平时其实挺喜欢哈裴林，这时
也不禁咒骂了他几句。无可奈何之余，我只好向
约翰，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衫，他六英尺二英
寸高，仪容修洁，出身于西点军校，他的身材和我袖珍得多的身型可不怎么相符了。我们一行在游览北京紫禁城时，大家都只穿衬衫，中共人员替我们摄影留念，照相中的我脸露神秘莫测之笑容，身上那件衬衫，显得我便如没有头颈似的。
衬衫尺寸不合，那也罢了；衬衫的主人是一
位亚洲问题专家，衬衫上清清楚楚的印着“台湾制”的字样。我对主人说，台湾和我贴得很近，这句话实在殊非虚言。《纽约时报》赖斯顿迫坐火车到北京
此外还有詹姆斯·赖斯顿的戏剧性事件，《纽约时报》的编辑主任赖斯顿要去北京，这使白宫方面大为担心，但对于中国人，其实全然不成问题。他和他妻子于七月八日到达华南，比我到达北京早了一天。在广州，他们的官方“陪同”通知他们，“计划有所更改”；他们要在广州地区停留两天，然后于十日晚上乘火车去北京，于十二日上午到达首都。
赖斯顿表示抗议，要求立刻飞赴北京。但在中国《纽约时报》可就没有象在华盛顿那样威风凛凛了。七月十日，周恩来笑咪咪的对我说，赖斯顿正在一列慢车之上，要阻慢他的行程，那是轻而易举的，要等我们离开北京很久之后，他才会到达。
到七月十五日，赖斯顿才获悉我曾去北京的宣布，这因此而令他身感剧痛。赖斯顿后来追忆：“就在那个时刻，总之，现在看来就是在那时候，我小腹首次感到犹似刀割般的剧烈疼痛。到得傍晚，我身发高热，达到一百零三度，在昏沉迷糊之中，我见到基辛格先生坐在一辆有罩的人力车中，飘过我卧室的天花板，他从车罩的一角探头出来，向我露齿而笑。”
后来才知道，那不是新闻记者因走了大新闻而懊丧欲死，其实是急性盲肠炎。他于七月十七日开刀，割去了盲肠，那是在北京反帝医院动的手术（这是当时的名称，这医院是一九一六年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本来叫做协和医院，后来，在尼克松访问期间，又改名为首都医院。）
回去巴基斯坦，旅程似乎比之去北京短得多。我们都洋洋得意；然而，那不过是又多了一群洋鬼子，屈服于中国人巧妙的奉承，和不着痕迹的殷勤款待之下。公布现在已确定于下星期四发出，我们都同意周恩来的说法，那势必“震动全世界”。会见北越代表又作秘密谈判我们携带了不少毛泽东选集，中国制的相片簿，在巴基斯坦降落后，居然得能保守秘密，此中原由，我此刻已无从想象。或者，如果某些事情是任何人都认为决不可能的，那么保密工作便会做得无懈可击。
我们于七月十一日下午大约三点钟，到达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的军用区。到下午六时，我们又已坐入我们自己的飞机西行，经德黑兰而去巴黎。抵达布吉机场时，已过了午夜很久，由是而结束了这一天，这一天开始于十八小时之前和周恩来的会晤。
在巴黎，一切注意力都集中于越南问题。我在巴黎不论到那里，都受到新闻记者包围，他们要打听的，不是我在巴基斯坦为什么会肚子痛，而是想知道我是否会和黎德寿会晤，因为大家知道他也正在巴黎。事实上，我们的确会了面。美国在巴黎的代表团团长戴维·布鲁斯，从记者丛集的大门进入美国大使馆，佯装要和我商议越南策略。（关于我的中国之行，以及我秘密和越南谈判，布鲁斯都是知道的。）我则从后门溜走。餐厅中约晤美女给人斥责不要脸
我和北越代表的秘密会谈历时三小时；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希望的一次会谈。在此后几个星期中，我们大为陶醉，以为在越南和平与中国问题上，我们可以同时得到突破。
那天晚上，我与女友玛格丽特·奥丝玛在一家餐厅中共餐，她是一位美丽而聪明的电视记者。
一个在当地度假的美国女士，由于其时人人都在为越战而心情激动，她情不自禁的对我大声斥责：在这当儿，我应当在为和平而工作，却居然和一位年轻女子上餐厅，当真不要脸。（三）
【本刊讯】南《信使报》十月十五日以《欢迎外国人》为题刊登了南通社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全文译载如下：
北京的东单大街开放了一个茶馆，中国人可以顺便进去喝茶聊天。门口挂着专对外国人写的招牌：欢迎。
欢迎外国人到中国社会中去。他们之间的人为的障碍被打破了。在同中国人接触时，使人感到满意的是，您在他们的脸上看到的是诚挚的笑容，而不是以前他们对待外国的一切所表现出的怀疑。
“中国的开放”不仅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今天所遇到的人的方面。
一九五六年同中国女人结婚的一位外国人说，“现在的形势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种形势”。“但是”，他说，“当一九五七年开始围剿‘修正主义右派分子’时，一切就变了样。外国人成了普通老百姓极力回避的骇人之物，因为同外国人进行的任何接触都有可能招致不幸。我相信现在不会再有人能阻止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正常的来往了。”
这次谈话是在颐和园进行的，这是外国人游览的一个让人舒心的地方。播放着日本流行歌曲和西方音乐。树丛间旋转着对对舞伴：有中国女人同外国男人，也有外国女人同中国男人在跳舞。
年轻的中国人好象现在才发现跳舞。他们甚至奇怪为什么有时外国人同他们跳舞时会感到拘束。这种情况同一年前的情况正相反，那时外国人竭力要接触中国人，甚至用这种跳舞的方式去接近，但中国人却往往回避了。
今天会有穿着紧紧裹在身上的裤子的姑娘问，“您愿意我们一起跳舞吗？”
北京、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农村市场也出现了。在这种市场上可以买到自留地和家庭手工业的产品，这也是同中国人进行接触的一个机会。
在这个游览地周围，不久前中国人只是站在一边围观外国人，而现在有了许多做生意的人。他们卖项链和各种零碎物品。有的人还用英语标上了自己出卖的东西的价格。
一些带着画板的年青人准备给过路人画像。报酬经协商而定。还有人高价出售自己的画。有一个人一幅画要五百元钱（约六百第纳尔），他说，“美国人”就是付这么多的。
中国人乐意同外国人接触，语言无疑是一个大障碍。但许多人正学英语，因此他们把同外国人接触也作为一种练习。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也准备回答问题。还有人邀请外国人到自己家里喝茶。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月十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赫伯特·克伦普的一则报道，题为《名家指挥，勋爵拍照》，摘译如下：
赫伯特·冯·卡拉扬和斯诺登勋爵（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的前夫）是北京今年秋季的名星。萨尔茨堡的名指挥在中国首都将举行三场音乐会。勋爵将给这位名指挥照像，这位名指挥只有在经过十分仔细的设计和对光后才让人照像。
这三场音乐会将于十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和十一月一日在首都南部天坛附近的市体育馆内举行。
首先是常住这里的德国人和为数不多的奥地利人以崇敬的兴奋心情期待着卡拉扬和他的音乐家的到来。外交界人士选用“好极了”这词来看待这次演出。乐团将乘坐往常北京还不允许用的ＤＣｌ０大型飞机带着鼓和喇叭于十月二十七日从日本来到这里。指挥和他的摄影师在北京饭店下榻，音乐家们及其夫人将在名气较小的，但离市中心很近的前门饭店下榻。人们走着从那里出发去市体育馆很方便。
音乐会将演奏莫扎特的降Ｅ大调交响乐、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乐、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乐、穆索尔斯基和拉韦尔的作品《图画展览会》，在最后一晚上同时演奏贝多芬的两个交响乐（第四和第七交响乐）。
据说，柏林音乐家和中国音乐家将合奏第七交响乐。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月九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赫伯特·克伦普的一则报道，题为《北京想在德国的帮助下建造港口》，译载如下：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国的梅塞施米特—伯尔科—布洛姆康采恩将就购买空中公共汽车一事进行谈判。
汉堡市负责经济、运输和农业的市政委员于尔根·施泰纳特昨天开始在北京就谈判的日期进行了会谈。
施泰纳特是应中国交通部的邀请率领一个由十八名汉堡的商业家和工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人民共和国的。
在代表团中有汉堡商会的副会长马丁·米勒和过去负责经济的市政委员赫尔穆特·克恩。
会谈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建造港口的问题，中国方面对德方的建议有着浓厚的兴趣。汉堡的工业有能力建造成套的港口设备。机会是好的。中国党的主席兼总理华国锋曾表示希望，在他十月二十五日访问汉堡时能参观一下这个港口。
施泰纳特市政委员说，在西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交换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商品交换是汉堡港经办的。每年有一百三十艘挂着中国旗的中国船驶进汉堡港。现在看来肯定的是，中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商务中心将设在汉堡。
代表团也了解了中国的能源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中国在今后五年中总共将完成计划中的和开始建造的三十个发电厂。
其中有二十个水力发电厂，十个火力发电厂。中国现有的水力至今用来发电的只有百分之二十
。
自由的汉撤同盟城市汉堡给中国人提供八个培训中国管理人员的名额，四名是技术管理人员，四名是商务管理人员。据说培训的时间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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