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提要：苏联的一部关于联邦德国的影片，表明两国关系特点的调子发生了变化
【本刊讯】法国《晨报》八月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向联邦德国献殷勤》，全文译载如下：
苏联人决定在他们描绘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版画上涂上有浓淡的色彩。这个失业和镇压的国家也变成福利和舒适的国家了。一部宣传性影片表明调子发生了这个变化，这无疑是出自于莫斯科想阻止波恩和北京接近的考虑。西德《明镜》周刊最近说苏联领导人讲过下述一段话：“在德国人能打中国牌之前，我们将玩一下德国牌。”
莫斯科和波恩之间肯定发生了某种事情。几天以前，苏联当局召见了驻莫斯科的西德记者，向他们优先放映了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反常的影片：一部由两名正式导演拍摄的五十五分钟的影片，几乎是以同情的眼光介绍联邦德国。这些记者写道：“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的真面目。”而这些记者通常已习惯于被作为由资本主义——北约组织和复仇主义反动集团统治的国家的记者来对待的。
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一小时》的影片，一般说来应在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电影院上映，然后还会在电视上放映。这就意味着苏联对联邦德国的宣传改变了调子。
到目前为止，联邦德国是一个失业的国家，一个从职业上禁止“进步的民主人士”的国家，一个不安全的国家。诚然，为了作到可信，新图景不应该表现出同过去相反，而应该对同样的东西作新的说明。在科洛申和洛梅伊科摄制的这部影片中，联邦德国的失业问题仍是这个国家的“创伤”之一。在苏联观众看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人们向他们掩盖了存在着失业补助金这一事实。但是影片对某些福利的描写稍稍冲淡了“资本主义的悲剧”色彩。联邦德国的另一个严重的缺陷是：使苏联公民十分害怕的房租价格。但另一方面，苏联公民会十分感兴趣地看到充满商品的大商店、水果和蔬菜市场，这些商品的价格比苏联的价格便宜许多。
关于这部影片上仍然出现的新纳粹，人们说，他们代表了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由东柏林和莫斯科豢养的西德共产党被说成“一种强有力的民主力量”，而且没有说，它在选举中只获得百分之一点五的选票。不过，有三位明星在《德国一小时》这部影片中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他们是：勃兰特，感谢他的向东方开放政策；施密特总理，赞扬他为继续奉行缓和政策而做出的努力；最后，明星中之明星是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党领袖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在一次谈话中说，他完全同意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此外，他还亲自会晤过勃列日涅夫。当电影拍摄时，他还不是总理候选人，但显然，他已被莫斯科视为反对派的最“严肃”的交谈者。
当谢苗诺夫（苏联政治阶层中最突出的亲日耳曼者之一）被任命为驻波恩的大使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苏联对德国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因此，这个转折看来是肯定的，尽管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一小时》影片的作者们认为，不是苏联改变了它的看法，而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罢。”
【路透社伯尔尼八月十一日电】瑞士工程师正在考虑使用古老的水车作为减少这个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的一种办法。
同时，人们也在重新提出长期被人遗忘的计划：把巨大的莱茵河和罗纳河通过日内瓦湖连结起来。
工程师们已把水车木轮发展成为高度灵敏的涡轮机，这种涡轮机使流水发电，效率要比一座热电站发电效率高五倍，因此全世界都在谋求使用瑞士的水力发电机。
瑞士水坝建设在一九二八年达到高峰，当时使用的不下六千个堰堤。今天堰堤约有二千个，发电量占这个国家电力的百分之八十，而且还能发更多的电。
据瑞士水利协会说，现在每年水力发电为三百二十亿度，在一九九○年以前每年可以增加十五亿至二十亿度。
从严格的角度来看，这种增加满足不了预计中的需求的增加，而且无论如何，电力总共只占所需能源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六。因此四分之三以上的能源还需进口石油来提供。
但水利工程师说，鉴于核电及其它能源的前途未卜，瑞士私人发电工业大力投资建造新的水力发电站，从经济方面和环境方面来看都是有意义的。
水坝计划既可持久，对投资也有优厚的报答，而且不会象常规电站或核电站那样引起环境保护集团的愤怒。
该协会现在只是建议重建或扩建现有电站，这样既不会改变山水景色，也不会改变相对的水流量，因此计划不需要受到那么严格的审查就会通过。
拟议进行的改进中有许多改进是工程本身的重大技术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堤坝必须加高，下水通道也需排除淤泥，以便恢复原来的压力，整个人工湖有时也必须清理以确保沉积物不增厚。
尤其是涡轮机——其中有些在运转了一百年之后仍在很好地运转，但仍是按老方式设置的——必须换成较轻的、更加灵敏的机器。
【路透社里斯本八月十三日电】葡萄牙第一位女总理玛丽亚·平塔西尔戈提出了一百天看守统治的施政纲领，保证以完全公正的态度为十一月的大选作准备。她在对议会发表的二十分钟的讲话中，保证要为即将来临的选举创造平静与自由的气氛。但是她说，她的政府要作些不得人心的决定，要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不限于本届政府的有限的任期。
这位四十九岁的总理在讲话结束时说，物价将在必要的时候提高，议员对此没有报以掌声。
据悉，她这是指人们早就预料的提高汽油价格和某些基本劳务的收费。平塔西尔戈还重申葡萄牙忠于北约，它决心大力进行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
她说，葡萄牙希望加强同美国、阿拉伯国家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希望同非洲国家恢复关系，特别是前葡萄牙殖民地。
总的来说，她的纲领是保持延续性的纲领。施政纲领如果得以通过，这将为埃亚内斯总统解散议会及确定选举日期廓清道路。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到中央情报局去找乔安尼迪斯，乔安尼迪斯是中央情报局的老职员，坎皮莱斯在情报局任职期间，他曾指导坎皮莱斯工作。坎皮莱斯对乔安尼迪斯讲了个离奇的故事：他说他仍以中央情报局职员的身份，和一个苏联特务在雅典见过面，那个特务向他要情报，并曾付给他三千美元。他对乔安尼迪斯说，现在他想替中央情报局工作，拿假情报供给苏联人。
乔安尼迪斯觉得应该找个精通苏联事务的人处理此事，于是给苏联科的一个职员打了个电话。那个职员听了以后对乔安尼迪斯说，按照局里的规定，因为坎皮莱斯只是个“美国人”，苏联科的职员不得和他谈话。坎皮莱斯应该给情报局写一封信。
坎皮莱斯回家，写了封信给情报局。写信和他亲自上门一样徒劳无功，差不多过了三个月还没有接到回信。不过他已在印第安纳州蒙斯特市找了个公寓住下，并就了新职业。
根据法院记录，坎皮莱斯出卖手册以后，有迹象显示苏联已察觉了ＫＨ·１１的功用。联邦调查局的反间人员采取行动追查泄露机密的线索。他们虽然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物，但显然没想到可能是遗失了ＫＨ·１１手册所致。而且在调查期间，他们也没有去清数政府各情报机关使用的另外那三百四十九本ＫＨ·１１手册。
迟至一九七八年八月，苏联科的女职员普萨乔斯太太才通知乔安尼迪斯，他们现在有意和坎皮莱斯谈谈雅典那件事。八月十四日，坎皮莱斯在华盛顿郊区一家汽车旅馆与普萨乔斯太太见面。一同见面的还有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官索利和联邦调查局的两位职员，其中一位是反间组的司徒基（中央情报局原先对于和“美国人”谈话的顾虑，显然已经消退了）。
司徒基在这次会面时才首次听到坎皮莱斯从苏联特务那里取得了三千美元。这使他惊骇莫名。因为他知道苏联人不拿到确实情报和重要文件绝不会付钱。可是，坎皮莱斯否认他曾给过苏联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司徒基坚持认为可疑，坎皮莱斯同意接受测谎器试验。两次试验都证明他确在说谎，坎皮莱斯只好承认他偷了编号第一五五号ＫＨ·１１手册。
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立即向中央情报局查问是否不见了那本手册。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于是责令行动中心主管之一多纳休去调查。他找遍监视组后，报称找不到第一五五号手册（注：多纳休在坎皮莱斯受审时，承认他在收到新版的ＫＨ．１１手册后，曾把旧版的毁去。销毁时既无见证，事后又未提出报告，他这样做是违反中央情报局的规定的）。坎皮莱斯于是以间谍罪被捕。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当然是使坎皮莱斯落网的原因，本是早在四月间他就想要提供给中央情报局的消息的一部分。由于中央情报局拒绝听取坎皮莱斯的陈述，致使苏联人能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去研究ＫＨ·１１系统并观察美国情报机关如何使用这一系统。坎皮莱斯虽承认盗窃手册，但否认曾犯间谍罪。他的案子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开审。审讯时暴露了骇人听闻的事。中央情报局曾向检察官保证，其它ＫＨ·１１手册均未遗失。可是审讯开始后，辩护律师提出披露文件的动议，因此许多文件被呈堂列为证据，这些文件显示还有许多本ＫＨ·１１手册也失踪了（最初说有十七本失踪，后来改称有十三本失踪。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向《读者文摘》透露后来有没有找到这些失踪的手册）。
坎皮莱斯的律师莫尼考向陪审团指出，有这么多本ＫＨ·１１手册下落不明，谁也不能确言泄露机密的不是另外那些失踪的手册之一。他辩论道，仅只根据第一五五号手册失踪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便是坎皮莱斯偷了这本手册。可是最后，他的雄辩在重要性上都不如坎皮莱斯的招供有力。陪审团斟酌了十个小时，裁定坎皮莱斯有罪（此案现在上诉中）。
在审判期间以及审判前后，中央情报局的表现，甚至使平常竭力支持它的人都感到震惊。可是直到现在，中央情报局对本案许多令人困惑的地方并未提出解答。其中有：中央情报局的保密何以坎皮莱斯需用有关ＫＨ·１１系统的技术性资料，至今仍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注：有人在审判中作证，中央情报局职员为使用ＫＨ·１１手册，因而在有关的特别宣誓书上签名者有“几千”人）。中央情报局拒绝评论，只是说监视官必须了解ＫＨ·１１系统的性能，才能推荐应该采取的行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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