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喀布尔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多数西方国家大使馆已准备了紧急撤退计划
【本刊讯】英国《卫报》八月一日登载彼得·尼斯旺德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报道,题为《西方外交官员可能撤离喀布尔》,摘译如下:
随着穆斯林叛乱分子和俄国支持的努尔·穆罕默德
·塔拉基总统政权之间的游击战日益逼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英国以及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驻这里的大使馆已准备好了紧急撤退计划。据认为,现在大多数公路干线都是不安全的。如果叛乱分子向喀布尔发动攻势,机场也很可能遭到袭击。
一周来,美国使馆已陆续撤走了一百名非必要的官员及其眷属,因为阿富汗的安全情况日益恶化。他们是乘定期班机离开的,在这个阶段的撤离工作完成后,美国大使馆将只剩下最必要的四十八人。
美国首先撤离使馆人员的决定,得到其他西方国家使馆的同情。有些使馆认为,除非局势迅速好转,否则它们也要跟着这样做。
美国显得格外谨慎是由于最近一些经历所致,例如:它驻喀布尔大使阿道夫·达布斯先生在今年二月间被武装恐怖分子绑架后遭到杀害,以及几星期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遭到伊朗暴徒袭击后撤出了德黑兰。美国使馆人员撤离西贡的情景也还没有淡忘,当时,最低级的外交官员是从大使馆的屋顶上匆忙乘直升飞机离开的。
喀布尔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西方人士说,局势不是突然恶化的,但是他们说,进展缓慢的消耗战已带来了严重后果。随着战争的逼近,在市中心附近偶而已能听到从郊外传来的机关枪扫射声。西方人离开阿富汗可以利用的唯一公路,即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的公路,若干时候来一直不时地短暂地被游击队截断。
连接俄国的极端重要的公路也受到威胁,尤其是在喀布尔以北大约四十英里处的一个地方。西方人士说,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情况。
迄今为止没有听说由于游击队袭击公路而造成西方人死伤,但是美国现在告诫旅游者完全停止去阿富汗。据报道,穆斯林游击队缴获了政府军数量相当多的武器,这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了较好的装备,有了一些大炮、高射炮和大量弹药。
据说,阿富汗武装部队中开小差的现象也继续发生,比率很高。有消息说,有些士兵在打死了他们的军官后携带武器投奔叛军。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八月一日电】题:国务院八月一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霍丁·卡特。他谈了以下的问题:
副总统蒙代尔八月一日在国务院会见了国务卿万斯,讨论了他(蒙代尔)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的事宜。
发言人卡特没有详细谈他们会谈的情况
。
蒙代尔为期一周的访问将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二日电】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今天向苏联发出了含蓄的警告(他的一个助理人员后来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的警告的意思),要它避免采取使阿富汗共产化的行动。
这位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一篇准备向这里举行的国际讲坛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说:
“我们对别国敏感问题的尊重将会由于它们对我们的关注的尊重程度而受到影响。在最近发生的某些动荡中(这些动荡的后果对我们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美国采取了慎重的政策,我们期望其他国家同样地不要采取干预的行动而且不要强使那些宗教观念很深和民族意识很强的民族接受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主义。”
布热津斯基并没有阐明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他的一个要求不说出姓名的助理人员说,这位卡特总统的顾问所说的“宗教观念很深和民族意识很强的民族”具体指的就是阿富汗。
这位助理人员说,布热津斯基在谈到“最近的动荡”时想到的是伊朗和尼加拉瓜。
布热津斯基说明国家应当在国防方面作出重大努力的理由时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面对否则可能是无法容忍的危险的事态发展的时候采取耐心的态度。
他指出,“在我们这一半球之外有三个关系重大的战略地区:西欧、中东和远东。”他说,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保卫我们在这些地方以及其他地方的重要利益”,而且“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拥有能力和手段向必要的北方派出我们的力量并以适当的形式和强度做到这一点”。
但是布热津斯基还把武器控制视为“我国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他为正在美国参议院辩论中的限制战略武器新条约进行辩护时说:“这些规定并不会终止战略武器竞赛。它们也不会使苏联改变它目前的状况。但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使竞赛受到限制并使挑战变得比较容易对付而且较能预测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一日刊登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发自北京的专稿,题为《北京准备开展一场反对腐败官员的运动》,摘译如下:
中国共产党看来在逐步开展一场运动以扫除腐败无能的官员和消灭派性。这场运动看来同以往的清洗运动不一样,是打算按正常程序进行,以恢复法治。
《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报道了党的秘书长、宣传部长胡耀邦的讲话,他的讲话表明这场运动将如何开展。他说,“要迅速拟定出一系列执行党的纪律”的规定。抨击官员谋求特权胡先生重新提到了报纸上近来进行的一些抨击,说仍“有某些高级干部谋求特权,脱离群众”。他说,为了克服这些问题,要拟定出新的党规党法,包括“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领导干部生活待遇标准、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长期同邓小平副总理共事的胡先生没有点名批评任何党员。
《北京日报》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嘲笑“这种谋求特权的有害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表现”。暗示有必要进行人民选举胡先生说,有些领导人现在希望通过干部须经公民投票选举的办法使党更加民主。他提出的一个措施是“要有步骤地改革党的干部制度,有步骤地实行选举、考试、考核、监督、奖惩、罢免、轮换、退休等制度”。
他还间接地承认,腐化已经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说,最近“党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但是,某些干部的特殊化、派性、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低的问题仍然存在着”。要预定这个运动可能走多远,还为时过早。
【本刊讯】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七月十二日刊登克里斯蒂安·罗尔发自香港的报道,题为《共产党向中国陈腐恶习作斗争》,副题为《刑事犯罪增多——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现象并没根除》,摘译如下:
十年前,在中国大城市的饭店里,外国客人可以不锁自己的房门或者干脆让它敞开着。可是现在,中国的导游者和翻译却劝告客人,在旅馆里锁上自己的房门并把钱和贵重物品保管好。过去,外国访问者一再指出,在共产党中国已经没有刑事犯罪和行贿了,但是现在,在这种表面现象下却时常发生这类为外国人所不易看见的弊病,尽管这种现象暂时还是有限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能成功地通过教育和严厉的惩罚等手段来杜绝犯罪和行贿。
在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影响下,许多下到农村的青年又重新返回了城市,他们在城市里既没有工作可干,又没有口粮,他们为了养活自己,就经常进行犯罪活动。
目前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许多看起来无事可做的青年人在大街上闲逛,他们特别地引人注目。广州的刑事犯罪率特别高,在那里,来自毗邻城市香港的有害影响非常明显,据说这种影响带坏了中国的青年人。
在广州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影片。各种杂志以及一些色情的东西也被走私运到这座位于中国南部的大都市。
现在,小偷小摸和破门而入的盗窃在广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来自香港的华人除了钱以外身份证也被偷走的话,那就更惨了。
中国报纸一再报道有关犯罪案件,这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长春,三名学生差点没把他们的班主任打死,据说是因为班主任说他们其中的一位是流氓。北京某医院的一位与一名男子通奸的护士在这个男人的帮助下谋害了她的母亲、妹妹和表妹,原因是她们反对她与这位男子乱搞关系。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一些控制着市区和对市区的居民进行威胁的地下社会集团。
一九七八年,在上海的某个城区发生了一千多起盗窃案件,其中百分之八十七是青年人干的。
透露了无数的、主要是在下层党组织发生的营私舞弊的案件:据说在黑龙江省,某县主管燃料部门的一位五十八岁的女人,伙同其他几个人一起贪污了一百六十万元公款。还有许多干部试图利用自己的地位,设法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或者谋取其它好处。毛原想利用文化革命来根除中国陈腐的恶习,如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等,然而文化革命带来的却是无纪律性和暴力行动。
现在,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这种松动肯定会对中国的年轻人产生有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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