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埃以和约结束了三十年的苦难和仇恨;批评一些阿拉伯人愚昧、落后和感情用事;要求大家努力建设埃及
    【中东社开罗四月十六日电】萨达特总统今天在同艾因沙姆斯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代表们会晤时,发表了一个讲话,全文如下:(本刊已加删节——本刊注)
    今天,尽管我们正遭受种种困难,面临许多问题,但我们处于我们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们象一家人一样,在一起自由自在地缔造我们的生活。
    两天后,我们都将走向公民投票箱,进行公民投票。我们进行公民投票的第一个问题是埃以条约。它并非象某些人所指控的,是埃及逃避它的历史责任。决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它为埃及的作用、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这项条约结束了三十年的苦难和仇恨,结束了三十年的对我们的资源和我们儿女鲜血的消耗。
    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四八年由于一部分巴勒斯坦土地而引起的,由于经常表现为愚昧、落后和感情用事的顽固的阿拉伯人的思想,这个问题拖下去了。
    我们是按照科学的、现代的和原始的逻辑办事的。世界上有落后的人。我们同某一方有问题,但我们怎么不坐下来讨论我们的问题和要求我们的权利,就象世界各地每个国家当两个方面出现问题时所做的那样?我们的领土在以色列手里,我们的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手里,谁去为这些领土讲话?我们是领土的主人,我们是耶路撒冷的主人,我们是问题的当事人。以色列总是通过这种逻辑取胜:“阿拉伯人所发明的最精采的口号是不谈判,不媾和,不讨论。”难道还能继续这样下去吗?
    我们拒绝这种消极的逻辑。我们的问题应由我们自己去处理。在这方面,现在阿拉伯人错误地理解了埃及的做法、埃及的思想、心理和行动,因为他们处于七三年战争前盛极一时的失败主义和恐惧心理的支配之下,他们思想落后、愚昧。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那样做,不能理解我在这里的儿女们——艾因沙姆斯大学学生——今天的欢呼声。
    我们不要单独解决办法。我们不要部分解决。我们不要第三次脱离接触。八亿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决不接受以色列对阿拉伯的耶路撒冷的主权。我们对阿拉伯的耶路撒冷的权利是历史性的,无论如何,我们决不放弃这些权利。这就是埃及的立场。
    第一步是我们把巴勒斯坦人置于一条走向自决的正确道路的起点。
    我们大家要积极投入建设,不浪费时间。很遗憾,今天有人出于政治动机利用宗教,拒绝朝这个方向前进,说国家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按照霍梅尼的办法去做。霍梅尼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搞秘密法庭,一天处决十个人。
    就象我要求你们搞民主社会主义一样,今天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想想我们将如何依靠自由、民主、汗水和劳动来建设埃及。
    我们应该迅速开始下一步,即用我们每个人的全部力量来进行各方面的重建。
    【本刊讯】台湾《青年战士报》三月二十三日刊登中央社的一篇特稿,题目是《日本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摘要如下:
    不管歌词描写得有多美,但是即使在晴朗的好天气。在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你都没法看得远。
    也许能看到一两公里远,再远就只见一片褐色的、有毒的烟雾弥漫在城市的低空,阻碍了你的视线。
    在七、八月间,当烈阳和高度的湿气使日本的城市变成空气污染的大汽锅时,半小时步行路程外的摩天大楼就几乎看不到了。
    一到夏天,日本人因眼痛和肺部不舒服去看医生的,即无以数计。而默默忍受眼睛痛、喉咙痛、和胸腔疼痛的,还有数百万人之众。
    日本,尤其是从东京到名古屋之间日本国内工业(及大多数人口)集中的地区,空气污染之恶名已闻名于世了。
    尽管日本政府不关心一般人所深受其害的污染问题,但是几年来,日本政府鉴于环境灾害导致了死亡和致跛的疾病,已比较关切控制污染的问题了。
    一九七一年,日本设立了环境厅,一九七三年开始在东京以北六十公里的筑波兴建国立日本环境研究所。
    据一份陈述其目的的声明表示,该研究所“希望澄清环境污染对生活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作为环境研究的基础,而就长期目标言,则将为人类生活制造更有利的环境条件。”
    该研究所研究了各种污染物对植物、饮水、空气、土壤及动物的影响,同时调查污染如何在住宅区扩散的问题。
    为做这项研究,该研究所利用各式各样高度科技性的仪器,包括一间制造光化烟雾的房间,及高达两层楼的风管,风管中有不同温度与速度的风吹过模型楼房和城市。
    据该研究所表示:虽然污染问题在日本仍亟待解决,但自从一九六七年日本通过了基本环境污染控制法以后,至今已有若干进展。
    【合众国际社贝鲁特四月十六日电】巴格达电台说,伊拉克今天关闭了伊拉克通讯社驻开罗的分社和伊拉克文化中心。
    【路透社坎帕拉四月十六日电】乌干达新总统优素福·卢莱今天正设法在这个被逃亡的独裁者阿明破坏和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建立秩序。
    国家电台广播的新呼吁要求公民制止抢劫浪潮,自从乌干达首都在十一日被反对阿明的坦桑尼亚正规部队和返回乌干达的流亡部队攻克后,这股抢劫浪潮席卷了整个坎帕拉以及坎帕拉的郊区。
    乌干达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伊曼纽尔·姆苏布加在复活节布道时说,这个城市看起来就象古代的耶路撒冷遭到古罗马抢劫后的情况一样。商店、机关和住家都被抢劫一空。
    反阿明的军队仅仅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三分之一地区。一些昨天到前线采访的西方记者说,坦桑尼亚人和乌干达的流亡者在通往乌干达第二大城市金贾的公路上只遇到一些小块孤立地点的抵抗。
    坎帕拉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粮食短缺,非常急需的医药也短缺。同世界各地的电报和电话联系已中断了两天。
    【美联社坎帕拉四月十五日电】成千上万的乌干达人今天(复活节)挤到许多教堂感谢他们的国家从阿明的手中「获得解放」。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谴责继续不断的抢劫活动。
    在坎帕拉,新当局已采取初步的行动来恢复秩序。士兵们在大街上收拾在争夺坎帕拉的战斗中被打死的乌干达士兵的尸体。
    到昨天傍晚,大约有二百具尸体运到了殡仪馆。军官们估计,尚未收拾的尸体还有五百。
    【本刊讯】英国《卫报》四月九日刊登从新德里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印度力图解开苏联结》,副题为《苏曼塔·班纳吉从新德里报道人民党政府竭力摆脱莫斯科的拥抱》,摘译如下:
    在苏联总理柯西金上月对印度进行七天访问后离开新德里的第二天,印度魁梧的外交部长瓦杰帕伊——他因没有参加正式会谈和在整个正式会谈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把会谈概括为两句话:“说出的事很重要,没有说出的事还要重要。”
    他的讲话突出地说明人民党政府正在努力结束过份“倒向”莫斯科的状况。
    苏联总理虽然没能达到使印度一道就中越战争谴责中国这一眼前的目的,但是,他确实使苏联加强了其对印度经济的已经很有力的控制。由于做到了这一点,他就进一步限制了印度走得离莫斯科太远的行动自由。
    瓦杰帕伊的讲话还突出了印苏目前关系中的一些柯西金和印度总理德赛故意说得含含糊糊的方面。这种含糊其词的做法不仅反映出莫斯科现在不想逼印度太甚,而且反映出执政的人民党内部有分歧。
    人民党政府开始同中国拉关系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过份依赖苏联的倾向。人民党内部以前任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石油部长巴胡古纳和马杜·利马耶一类社会党人为代表的亲莫斯科帮反对这样做,而以外交部长瓦杰帕伊和经济学家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米为首的保守的人民同盟集团成了亲北京帮。
    斯瓦米甚至曾打算组织反对柯西金的示威,但被德赛本人劝阻了。
    亲莫斯科帮在人民党内的势力仍很弱小。表明这一点的是他们没能使德赛接受柯西金一再提出的逼印度说中国进攻越南是“侵略”行为的要求。
    苏联总理遭受的第二个挫折是印度拒绝承认河内和莫斯科支持的柬埔寨新政权。
    印度不愿意疏远中国。德赛在柯西金访印期间明确地说,印度不允许印苏友谊妨碍印度同第三国的关系。
    然而,人民党政府不能抛开苏联。在尼赫鲁时期开始的、并在英迪拉·甘地政权时期得到加强的印苏经济关系已使印度在对莫斯科来说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受到苏联的束缚。当苏联援建的所有工程开工时,它们将生产印度钢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石油的百分之三十五,电力的百分之二十,它们还将满足重型机械需求的百分之八十五和提供印度所需要的重型电力装备的百分之六十。苏联和印度之间的大多数贸易协定是长期的,对印度十年至十五年期间的出口或进口商品作了规定。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从一九五三年签订第一个双边协定时的一千七百万卢比已经增加到今天的一百二十亿卢比。
    印度对苏联的这种依赖性还影响到国防。苏联的M18—21和SU—7地面支援战斗机是印度空军的主力。虽然现在印度使用米格飞机,但是主要原料和象起落架、制动系统、通讯和电子装备等部件都从苏联进口。印度的海军潜水艇几乎全是苏联提供的,此外有一半护卫舰和导弹艇也是苏联提供的。
    在柯西金访问期间签订了一些范围广泛的长期协定。
    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虽然印度有时也许企图脱离苏联,但是,在关键时刻苏联会迫使它就范。印度一九七一年也受到过来自美国的类似的经济压力,当时印巴发生战争,美国中断了对印度的全部援助。在这样一个时刻,苏联插足进来,而且一旦插足,就很难再离去。
    然而,尽管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是非常大的,执政的人民党内部的亲莫斯科帮仍然是软弱的。柯西金作为一位策略家知道,如果他对德赛逼得太紧,他可能会使人民党投入美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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