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内罗毕三月三十日电】乌干达首都的外交人士今天说,坦桑尼亚军队和乌干达流亡者部队已进入坎帕拉,并可能在几小时内完全占领首都。
    这些外交人士在接从内罗毕打去的电话时说,坦桑尼亚部队今天早晨已进入坎帕拉西南部,而且已接近市中心。他们还说,这个城市的人几乎完全跑光,并准备放弃这个城市。
    据说,坎帕拉遭到敌人炮火射击,守卫这个城市的仅仅是人员逐渐减少的少数乌干达政府部队和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空运到这里的一支二千人的利比亚部队。
    关于“终身总统”阿明下落的消息相互矛盾。据乌干达叛乱分子说,阿明已于星期四(二十九日)逃往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然而,在坎帕拉的阿拉伯外交官今天说,阿明仍在这个城市。
    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今天在达累斯萨拉姆说,乌干达国防部长蒙多少将同他指挥的部队一起开小差,参加了反阿明的乌干达部队。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三月三十日电】数千名坦桑尼亚士兵今天集结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区边缘地带,居民说他们预料坎帕拉在几小时之内就会陷落。
    据说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军队已被打垮。阿明的下落不明。
    居民们说,坦桑尼亚人今天凌晨猛烈开炮,显然是要消灭最后的抵抗活动。然后这个城市寂静得象一座死城。
    居民们估计,集结在坎帕拉南部边缘地带的坦桑尼亚部队和乌干达流亡者游击队有两万人,他们正等着老百姓和外国人撤出这个城市,然后再占领。
    乌干达叛乱分子的流亡政府昨天晚上广播的警告说,它随时可以拿下坎帕拉,但是“我们让无辜的老百姓和外国人有足够的时间离开坎帕拉。”
    这个广播在首都马上引起惊恐。成千上万的人匆忙向肯尼亚边界和乌干达北部地区跑,路上全是人,有的用头顶着东西,有的把东西放在临时制做的手推车上。
    居民们说,今天在市内只看到一小批穿军装的人。据认为这些军人是临时空运到这里的利比亚部队的一部分。把这些人运来是为了拼命拯救阿明政权,使它免于垮台。
    但是据一位有地位的外交官说,“现在投原子弹也救不了阿明。”
    【路透社内罗毕三月三十日电】乌干达总统阿明今天说,他的军队正在向入侵部队发动反攻。但驻坎帕拉的外交官们说,看来他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这些外交官说,炮弹已经打到市中心大街,在离法国使馆五十米的地方炸死了几个人并摧毁了阿明总统的一个住所。
    已叛变的一位乌干达高级官员在内罗毕说,阿明总统已找到三个象他那样身材魁梧的乌干达人,让他们穿上陆军元帅服,把他们派到各地,以便减少阿明遭暗杀的可能性并给敌人造成混乱。
    一些人士说,解放阵线的首批行政人员将于明天进入乌干达。他们中间包括播音员,他们要建立“自由乌干达电台”。
    【美联社达累斯萨拉姆三月三十日电】利比亚的一架超音速轰炸机星期四(二十九日)晚上轰炸了坦桑尼亚的姆万扎,这显然是对坦桑尼亚的报复,因为它拒绝了利比亚要它的军队撤出乌干达的要求。坦桑尼亚政府星期五(三十日)发表声明说,一架涂有利比亚标记的苏制图—22轰炸机在位于维多利亚湖南端的姆万扎附近投了五枚炸弹。
    【路透社华盛顿三月三十日电】美国今天说,一架利比亚的喷气式轰炸机替乌干达轰炸坦桑尼亚北部一个城镇是一场局部冲突的严重升级。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说:“我们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遗憾并予以谴责。”
说中国大搞现代化和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它正在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被一些美国报纸歪曲了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三月九日刊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在巴尔的摩的联络员拉泽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透过长镜头看中国》,摘译如下: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被美国报纸歪曲了。
    尽管有消息说,中国恢复了传统的教育制度、象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给工厂工人以奖励、妇女们用大吹风机吹干头发,中国共产党人大声表示想喝可口可乐,但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并不是抛弃毛泽东。相反地,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预示了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北京到处张贴大字报和街谈巷议并不表明人民正在放弃毛的哲学。然而,当一名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上同少数人谈话、看到批评毛或甚至批评社会主义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现象解释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学生、工人和农民的意见。此外,这些消息没有指出这些抗议者只是极少数人。写大字报和谈论政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特别是在首都。
    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新的民主潮流实际上是一种旧的潮流。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百花齐放!”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生产和革命的辩证的发展。
    中国大搞现代化,使它的经济发展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等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它正在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毛在一九五六年曾谈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科学和技术的问题。有时还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即中国走上了苏联的道路,这是另一种谩骂的说法,说这些话的人想要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情况。
    对中国在领导层、教育、对工人实行奖励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的报道是狭隘的和落后的。在中国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想看到中国回到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去,回到一个尖子社会的时代中去。这些人一听到北京极少数支持这种观点的学生发表这种说法,就欣然接受而无视八亿多中国人民的看法,中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使人民处于更平等的地位和得到更好的物质享受的一种手段。
    在报纸不再光看到表面的现实,而且开始不就事论事地报道中国的消息的时候,在报纸停止使用过时的言词,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政治进程来报道的时候,只有在那时,西方世界才会不再从一个缺乏远见的两个世界的观点去看待中国。
    记者:那么工人生产是不是需要实行物质刺激就能提高?
    薛:现在他们不叫物质刺激,叫做鼓励。我想这种鼓励也许是要的。这样工作和工资就会有差距,导致所得有点不平均,而不平均是否到了一个程度,就算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这才是重要的问题。不平均是有必要的,中国的领导人也不完全反对,只是不让它发展到西方那种极限罢了。第二个因素是资本设备,中国的资本设备不能说不多,但没有充分利用其容量,原因是管理出了毛病,行政管理常常取代了经济管理,在高层安排了很多行政长官,这些长官对业务不十分熟悉。这些外行人怎样管理工厂呢?结果不少设备装置后没有好好利用,因为摸不着生产的方向,以及操作的技巧等,弄得停工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个完整的资本设备大概只能发挥五六成作用,或者低至四成左右,浪费的比例颇大。
    第三个是技术因素,即是研究和发展,这种事情自己做往往很花时间,但别的先进国家早已给你做好了,借过来便行。有人讨论日本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快,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手上有借过来的技术,向外国买或借进来后,再自行研究发展,不必再耗费时间。别人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半年不到就能学会,那岂非加快了步伐。这是一条方便可行的途径,不应该因政治形态不同而横加阻碍。
    记者:大量输入是否会影响中央计划的经济体系?
    薛:在外贸上,最近中国的趋势是希望产和销之间能够有一点直接的联系。我认为这种下放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凡事都要中央过问,而中央也不一定深切清楚下情,结果变成少数人什么都要懂,这样就不好,应该让下层和外面接触,中央决定如何供应和满足地方,地方本身的供材应该怎样生产?能力怎样?都可以直接掌握,这样更能达到有效性,而中央的权力也不会比从前降低,它只需订出几个大原则,细节便由地方计划。我看以后产权会由操作单位自己运用,但中央会设一些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各地可放胆办事,超出了才需要请示,这也是很合理的。
    记者:搞现代化的障碍在哪里?
    薛:北京时常谈及比例的发展,就是在一个经济结构之中,哪个配合哪个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些因素是互相依赖的,计划时便必须一并考虑到,要求十分精密的程度,不然有些太过,有些不及,最后成果给抵消掉。从《人民日报》上可以看到,在中国,特别是原料方面的工夫做得不够,动力、燃料和交通运输都抓不紧,这样即使盖好工厂,也会为电力不足等原故发动不起来,各环节便脱了节。在全国性规划的时候,各个经济因素都要详细想过,弄得清楚明确,再把一切限制都包含进去,才制订一个发展的纲要,推行时就会顺利得多。
    另外是人口问题,现在中国已经相信人口太多,所以积极地进行改善工作。我觉得中国人口的基础已很大,就算增长率仅百分之一,压力便已不小,更不用说百分之一点五或以上了。
    (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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