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方歌舞团以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优秀传统，创作和演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舞蹈为主，在质和量上都非常丰富和多采多姿，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本刊讯】香港《南北极》月刊三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谈“东方歌舞团”的演出》，转载如下：
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日，“东方歌舞团”在香港演出，连满十一场，每晚院中掌声雷动，嘉宾情绪热烈。“东方歌舞团”以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优秀传统，创作和演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舞蹈为主，和年前曾来香港演出的“上海乐团”、“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团”相比，“东方歌舞团”无论在“质”、在“量”，都非常丰富和多采多姿，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舞蹈节目方面，三位少数民族舞蹈演员阿依吐拉（维吾尔族）、崔美善（朝鲜族）和莫德格玛（蒙古族）的演出各有千秋：阿依吐拉、莫德格玛的《天山之春》、《单鼓舞》和《盅碗舞》，舞姿美妙，把边疆人民爽朗、奔放的性格以及节日中的欢乐的心情表现无遗；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她的独舞《丰收曲》和领舞的《育新苗》，清新活泼，朝气勃勃，在优美柔和的步法之中，崔美善生动的描绘出东方女性特具的那股端庄和娴静的气质。
集体舞蹈的节目包括了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中国山东鼓子秧歌为基本素材以及安徽民间的舞蹈等。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斯里兰卡的《罐舞》——舞台上橙红的天空，几片迎风轻摇的椰叶，低缓轻柔而又富有节奏感的女声伴唱，一群穿着印度服装的农村姑娘，载歌载舞的鱼贯出场。这个舞蹈的基本动作集中在腰、腹的扭摆，不但要扭得有劲，还要扭得有美感，手部动作、眼神运用、舞蹈的设计，有极浓厚的民族色彩；汲水姑娘脚上系着小铃，发出清脆的声音，踏着婀娜多姿的舞步，一直舞到最后。舞蹈将近结束时，灯光开始逐渐暗淡，队伍排列成一字行，斜步上坡，舞台上的构图是“美”与“静”的结合，令人臻入诗的境界。
以山东鼓子秧歌为基本素材的《海浪歌》，舞蹈的主题表现大海波涛的雄浑气魄与中国渔民的性格和劳动生活。“东方歌舞团”的男演员在这个舞蹈里展露了他们扎实的舞蹈根底，准确的节奏掌握、迅速的队形转变，豪迈刚耿、敏捷潇洒；舞蹈中有许多渔民摇橹、撒网等动作以及捕获之后，渔民集拢在一起观看，彼此逗趣等的神态，非常真实而生动。美中不足的是服装设计欠佳，虽说用鲜艳、闪亮的色彩，能增加气氛和美化画面，不过夸张或别出心裁的衣饰，未必一定能够托出固有的民族风格，至少，在形象上，渔民们所戴的帽子太过洋化，有点象侠盗罗宾汉的装束，和男高音蒋大为在台下伴唱的中国民歌旋律格格不入，冲淡了不少泥土芬芳。
《花鼓灯》，是“东方歌舞团”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整个晚上的高潮——压轴好“舞”。《花鼓灯》的编排紧凑，舞蹈演员造型朴实、服装美观贴切，出场演员众多，舞台面处理得有条不乱：只见舞台上彩色缤纷，男男女女喜气洋洋的舞得兴高采烈。除了舞蹈演员，一部分器乐演奏者也上了舞台，几支扣人心弦、高亢响亮的唢呐，更唤起座上每一观众的怀乡之情！
器乐演奏节目所占的份量不重，独奏古筝的张燕，已经是第三次和香港观众见面；今次张燕演奏《傜族舞曲》和日本的《樱花》，仍然受到欢迎。器乐合奏的乐曲包括泰国的《美丽的月光》、伊朗的《我的朋友》和广东乐曲《旱天雷》。《旱天雷》得到的掌声最多，究竟中国乐器有它自己的表现风格，表达外国作品，技术上多少受限制，《旱天雷》因此听来更显得亲切、动人。
四个声乐独唱节目，由女高音高曼华、郑绪兰、远征和男高音蒋大为担任。高曼华的声音饱满，可惜有时颤音较重，相信是唱强音（或高音）时，体腔内气息冲击声门过急和过多所致。譬如她在唱印尼民歌《宝贝》时，颤音的现象就减少许多，理由是因为她在唱这首歌曲时不强迫夸张自己的声音，喉部肌肉彻底放松之后，唱出来的歌声，自然而轻柔，歌曲的处理也因此显得含蓄和有深度。蒋大为生就一副男高音的好材料，声音宽松明亮，演唱《乌苏里船歌》时，假声的运用恰到好处，头腔共鸣控制都十分稳定。至于女高音郑绪兰和远征这两位，远征似乎更受台下观众的欢迎，但郑绪兰的演唱却有她的独到之处，歌声虽然稍嫌平扁，唱的陕北民歌《绣荷包》却韵味十足，她的那份朴实和纯真，十分予人好感。压轴《花鼓灯》之前，几个女高音的独唱，远征是最后出场的一位，一曲《赶牲灵》，正对她的路子，这位活泼伶俐的年青姑娘，在台上“唱”、“做”俱佳，确是一绝。
应该在这里一提四位歌唱家的一个共同优点：清晰准确的吐词咬字。吐词咬字的清晰和准确是演唱中国歌曲的一个重要关键，中国的传统戏剧或地方戏曲如昆曲、京戏、山西梆子等，讲究“字正腔圆”，重视“腔随字走、字领腔行”的原则，例如一个字发音的重点何在，字尾收音时的准确位置等等，都能直接影响声音的变化，问题在是否懂得如何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音韵特征。
“东方歌舞团”的四位演唱家演唱态度认真，感情投入，每逢歌曲结束时，多数喜欢张开双臂，摆定大动作，再把最后一个音的音域移高八度，然后终止在最强的一个强音上，革命歌曲、歌剧选曲、民歌都是同样的处理和姿势，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框框”？
【本刊讯】英国《卫报》三月十二日刊登吉廷斯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的艺术突击队》，摘译如下：
要说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文艺界是一片百花齐放的景象，那是言过其实了。但是，至少出现了一些有希望的嫩芽。这些嫩芽已开始在坚硬的文化园地中破土而出了，它们特别是来自前红卫兵这新的一代的笔下……
中国人现在承认，由于这些年来一直唱革命高调，使青年人处于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一方面，正如《中国建设》所承认的，“所有爱情都被斥为色情、庸俗、可鄙、淫秽的东西。青年人不能谈，作家也不能写”。
与此同时，由于在文化革命期间社会法纪变得松弛，青年人恋爱的机会增加了，而社会却仍要他们在规定的年纪找对象和结婚。
在以前的几个放宽文化限制的时期，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曾公开讨论过性道德的问题。因此，在今天，这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打开的领域。
但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件带来了一些较大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向现代中国作家提出了比较复杂的难题。现领导（通过中央宣传部）当然希望在文艺作品中揭露和讽刺“四人帮的罪行”。然而，中国政治的式样和结构中的那些带根本性的缺陷今天大都还存在，对这些缺陷应当揭露到什么程度呢？
卢新华写了一篇题为《伤痕》的作品。作品写得很乏味，但涉及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有多少年青人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父母？北京的《光明日报》赞扬《伤痕》的作者，在三个方面突破了近来中国文学中常常受到的自我限制。他暴露了文化革命的某些方面的“阴暗面”。
但是，党的宣传部的新任部长胡耀邦说，揭露过去的伤痕固然很好，但是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不应把注意力全放在这个任务上。他年初在北京的一次文艺界的茶话会上说，现在需要“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去创作歌颂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的最优秀的作品”。
在放射线治疗方面也有了重要的发展。传统的放射线治疗是用Ｘ光或放射性钴的射线来消灭肿瘤的癌组织。在肿瘤医学的这个学科里，据匈牙利杰出的专家山多尔·埃克哈特指出，其进展的特点是研究新型高能射线，建立了利用硼作为电子捕捉方法的原则。通过使用计算机而改进了放射性剂量测量仪，并且通过利用某些氧化物开始进行实验，但是所有这些改革还没有提高治愈率。
据指出，采用放射线治疗法是一个进步，丰富了对付癌症的手段。人们对被辐射的组织的生物学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在如何对付癌组织和必须用放射线来治疗肿瘤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知识。
至于器械，技术进步提供了一些能够在不损害邻近组织的情况下使放射线的效果更加深入的器械。在与这次大会同时举行的展览会上，展出的命名为ＭＥＶＡＴＩＯＮ６０的线状加速器，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一部器械。它能使用迄今为止所能获得的各种放射线，又没有钴放射源的弊病。
此外，还要谈一谈美国用中子射线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尽管这些成果是初步的。这些研究是在最近两年通过二百个患者进行的。几乎所有的反应都是积极的，有些病例癌肿瘤缩小，有些则完全消失。还要等五年才能知道这一实验的最后结果。化学治疗进展最大的领域是化学治疗，也就是说，使用某些药物来协助外科和放射线治疗各种各样的肿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应用化学治疗法已经越来越广泛。因为一旦发现癌症，患者转到外科医生手里时，癌细胞很可能已经转移了，也就是说癌细胞已经进入人体其他部位。但是，化学治疗必须合理谨慎，因为化学治疗可能使患者中毒，并损害健康的组织。
现在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抗癌药物都来源于氮化芥子气，这种东西是从第一次大战中所使用的瓦斯气派生出来的，一九五○年才开始使用。从这里发展了毒性小、同时对淋巴系统——淋巴球肿瘤、霍金氏病症和某些白血病的有作用的各种药物。
在六十年代，随着新化合物的合成，开始改变了直到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晚期癌症无法治疗。这些药物有很强的减轻症状的效能，不仅能改善病人的一般情况，而且能延长其生命。但是只是从七十年代起，化学治疗才走上真正科学的轨道。当时提出的两种主要思想，今天已被广泛地接受。第一种是，药物最可取的使用方法是联合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多种化学治疗的方法。据这次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罗伯托·埃斯特维斯博士解释说，例如，在治疗内腔癌时，三种过去分开使用的药物联合使用，药物的效能要提高两倍。第二种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是：这些药物不应在病人垂危时才使用，而是应该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就使用，因为已经证明：在肿瘤的发展超过某一点时这些药物就失去其效能。
在可以使用化学治疗的肿瘤中有一些淋巴瘤，特别是包括处于扩散期的霍金氏病。但是更为重大的成就是在妇女糜烂性肿瘤治疗方面取得的，这种在生育或怀孕过一次的妇女子宫中第一号恶性肿瘤的死亡率达到百分之一百。目前不施行外科手术，通过化学治疗，病人的治愈率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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