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纽约11日电】赫鲁晓夫在星期五下午接见“纽约时报”主任编辑滕纳·卡特勒奇(他正在苏联访问)时的一小时五十分钟的谈话内容今天已经发表。赫鲁晓夫说,避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最稳当、或许是唯一的办法是美国和苏联寻求一条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
    卡特勒奇报道,赫鲁晓夫高兴地回答了许多问题,只逃避了一个问题——指明他所谓的“冒牌共产主义国家”。
    他说,他坚决赞成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但是坚持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主要在美国和苏联身上,““首先是美国身上”。赫鲁晓夫还发表了以下这些意见:“任何四大国会议在事前都应当周密准备;作为紧张局势最重要的刺激因素的欧洲问题造成争执的一个‘症结’;要在欧洲取得任何解决可能需要成立一个由美国和苏联支配的经常性机构来审查将来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机构显然意味着北大西洋组织的解散;德国问题应当由波恩和东德来解决;联合国是谋求和平的有用机构,但是在目前,由于美国的操纵作用,它已不重要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美国和它的盟国企图对苏联和它的共产党盟国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美国的自私自利的人们正在执行一个摇摆于‘战争边缘’的政策;这里的新闻检查制度仍旧要保存下去,因为这是‘合理使用’社会所有的手段,以便不把资源,例如墨水、纸张和颜料用在只会造成损害的消息上;理论上不反对波兰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但是它们应当小心,‘不要沉湎在甜言蜜语中’;美国对中东的干涉应受到指责,但是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匈牙利人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和独立的政府。”
    赫鲁晓夫还说,他希望访问美国,以便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商谈,但是他担心,他不会被接受为一个旅行者,也得不到官方的邀请。赫鲁晓夫提出“终止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四大国会议应当讨论的首要问题。”其次他说,领导人应该讨论“建立欧洲安全的问题”,他认为,德国不应当参加这种会谈。
    赫鲁晓夫说,苏联领导人认为,如果他们同美国能达成一个协议,接着也会同英国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的。尽管有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他认为,这两个世界大国还是可以有“睦邻关系的”。“另外的办法是继续储备武器——原子武器、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火箭。结果就随时都存在着这种可能:由于某种错误或意外事件,就会发生战争。这对我们两国和全世界将是莫大的不幸,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同美国举行会谈。”
    【本刊讯】“纽约时报”5月5日以“中国的粮食生产”为题发表一封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讲师、该校东亚问题研究会研究员亚历山大·埃克斯太因的来信说:
    “我写信给你们是和你们4月27日以‘大炮和牛油’为题发表的社论有关的。你们非常正确地指出,一切苏联集团国家的计划——包括共产党中国的计划——的重点仍然是放在重工业上。但是,你们想要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大大地落后或下降,因此空前未有的众多群众面临着饥饿,作这种结论就是太过分了,你们用来支持这种结论的数字会使人产生很大的误解。
    “你们很正确地指出,根据中国所公布的数字,小、麦的产量仅仅比战前水平提高了7%,而人口一直在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主要出产不是小麦,而是大米。用份量来计算,大米占全部粮食产量的44%,而大米的产量不是提高7%而是提高40%。同时,至少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材料,白薯——另一重要食粮,尤其在华南——产量已增加了两倍。
    “应该指出,事实上,这类比较都没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战前的农业统计数字是不能与中国共产党人所公布的统计资料相比较的。战前,土地面积和谷物产量都是少数的,因此产量的增加至少一部分比实际情况更为明显。但是,即使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的话,现有的一切迹象也可以支持这么一种结论:中国大陆的粮食生产在最近几年中有了一些增加。同时,分配粮食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政权才能迅速减轻或防止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成为传统现象的地方性饥荒。
    “由此可见,常常说中国近年来一再遭到大饥荒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来支持它的。”
    【本刊讯】今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发表了几篇关于青年教育问题的文章,举了一些国内年轻一代中出现的不健康的现象的例子,其中有几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报纸不仅收到读者的反应,而且收到个别社会团体的反应。对青年的教育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直到现在仍在“文学报”和其他报刊上继续进行。下面是讨论中最有兴趣的几篇文章。
    一位作者说:真理没有去争取青年的地方,谎言和敌人就要吸引他们过去。一位教师说:青年品性不好是由于娇生惯养,缺乏劳动教育。
    一位署名索斯纳尔的题为“迷津”的文章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说到父母对幼童和少年采取错误的态度,而且指出错误教育的结果。
    有一个街头少年罪犯在小时候父母对他是百依百从的,他犯罪后在庭审的时候说:“起初我想加入少先队组织,可是父亲总是说还早。当我七年级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应该成为少先队员,为的是可以进入高等学校,不致于做一个泥水匠。
    父亲不喜欢开会。总是装病逃避开会,或者把开会称为很不愉快的义务。他说他参加会议是为了避免在鉴定表上有不好的批评。也由于这些原因我应该加入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父亲对我说,我应该狡滑,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要结识好的朋友……现在你们要把我关到牢狱里。可不是这样吗?你们惩罚吧!”
    记者在文章结束时写道:“在那些我们和真理没有去争取青年的地方,谎言和敌人就要把他们吸引过去。”
    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师彼里冈在1957年2月16日第七期的“文学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作者指出目前青年品性不好的原因是,对青年娇生惯养,缺乏劳动教育。
    捷青年联盟一位干部说:青年联盟不关心青年的生活,光用干巴巴的教条来进行思想教育,没有培养青年对美和丑的辨别力,青年们追求不健康的东西而不自知其为丑恶。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比尔森区委员会委员卡斯拉的一篇文章,指责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组织“对干巴巴的、形式主义的数字比对教育工作的真正的结果更加关心。”
    他写道,青年联盟的工作人员在视察青年组织时,很少关心他们的生活。青年联盟工作人员常常说,必须加强青年联盟的政治工作。可是他们却很少关心对青年进行更广泛的思想教育。
    文章接着举出一些青年工作做得不好的和有伤大雅的例子。在一个学校的会议上,青年组织主席作了关于埃及的报告和有人宣布了筹备技术展览会的情况以后展开了讨论,会议结束时唱了“民主青年进行曲”。这次会议进行得非常成功。随后有人打开了收音机。收听世界著名歌曲的断片。可是主席命令关掉收音机。他说,谁要听这种尖锐的叫声。会场里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收听“费德里奥”歌剧(贝多芬著名的歌剧——编者)中的一段抒情曲。会议结束后,我就在走廊里问这伙学生,你们什么时候看过戏,其中一个人回答说,有些人看过戏,并且看到了(回答者好久回忆不起他所看的什么)“巴赫齐萨拉伊的泪泉”(根据普希金的同名的长诗改编的剧——编者)。他说,校长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剧,但我们却不喜欢看。
    作者举出类似的另一个例子,他接着写道:“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在许多青年什么也不关心,却往往去寻求别的道路,而不是走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所指出的那些道路。我们往往没有懂得这点,我们在摧残青年心坎上美的感情。我们也常常研究花花公子作风的根源,但是并没有看到,老实说,我们自己却在培养花花公子。一个不善于辨别美和丑的青年人,如果不走那条除了干燥而且往往是教条主义的毫无美感、没有意义和不能理解的爱国主义和荣誉的谈论以外,还可以听到某些别的事物的道路,还去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正因他们年轻不懂得真正的美和真实的感情,就去参加各种不成体统的舞会,热中于粗野的音乐等等。他们认为,再也没有另一种美了。即使他们穿瘦小的裤子,结上花色奇形怪状的领带,穿上花花绿绿的外衣,也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在这一切方面,以及在不健康的情欲方面找到某种比我们给他们的更高贵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看到了某种美”。
    许多读者写信给“文学报”,参加对青年联盟的思想工作的讨论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乌斯蒂克州代表会议代表给“文学报”写了一封信,摘录了代表会议代表们的发言。发言者承认青年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也不否认国内青年一代的生活中有着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们不同意“文学报”的态度,特别是不同意卡斯拉这篇文章的说法。代表莫日什说:“我们都知道不能满足于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直到目前为止的教育工作。但无论是报告或讨论,都说明我们正在寻找改善这个工作的途径。”
    这封信说,对审判情况的分析证明,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都是未加入青年联盟的青年所犯。这也是我们竭力扩大我们数百万人的青年组织的队伍的原因之一。据卡斯拉的意见,我们这种努力是为了追求枯燥的、形式上的数字。我不同意这种我认为不正确的说法。
    “文学报”编辑部发表这封信,同时还发表了赞同卡斯拉立场的按语。编辑部按语写道,“我们将解释社会关系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奥洛莫乌茨州委会工作人员列帕洛瓦写道:“我当然不想说,青年联盟不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它应该对各组织工作的质量特别加以注意。青年联盟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地要多深入到盟员当中去,关心他们的工作,注意他们的兴趣,给他们提出建议。我完全同意卡斯拉同志文章中的意见。青年联盟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心理学家,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成为心理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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