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联社于一月十九日起连续向美国国内报纸订户发表董鼎山的七篇访华特稿，本刊从今日起连续译载如下：
（原编者按：上海出生和长大的董鼎山最近偕妻女回中国访问，这是他于三十一年前离开中国后的第一次。他为美联社写了七篇特稿，报道他的观感。董鼎山现在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工作，任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
我与中国久违三十一年后到达北京一家旅馆的那一天，有个女亲戚来向我表示欢迎——又向我告别。
她同我刚叙几句旧情，就要在第二天因公动身到欧洲去出差。这样的出差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事。
她甚至没有时间留下来同我一起吃中饭。她旅行准备的最后一天排满了约会，其中之一是去见她的理发师。她“奉命”去洗烫头发，以便赴西方。
清教徒式的中国现在开始关心它的公民的外表了。这是一个令人有启发的迹象。他们告诉我，烫头发不再是新奇的事了。真是这样，我的年青一代的女亲戚几乎都有过某种形式的“冷烫”
色彩和式样又开始回来了。穿着蓝色或灰色衣服的年青妇女利用围巾或头巾巧妙地增添她们身上的色彩。
中国的空气已经这样缓和，因此你听到几乎人人都在说“要不是在‘四人帮’统治下白白浪费了十一年，中国本来是在各方面都可以取得更大进步的”话，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住房短缺，显得很紧张，因为北京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耐心的市民现在可以开始怀抱希望，有一天能搬到新建的现代化的有阳台和厕所的公寓楼房中去。
一家二、三口，原来住在一间十五平方公尺的小屋子里，现在可以希望有较大的住所，包括一间厕所和合用的厨房。他们现在的房租虽低，约六元（合美元三元六角）一月，包括煤气和水电，但是他们愿意多出一些钱住较大的房子。一对夫妇合起来一月挣一百二十元当然能够住得起较大的房子。但在房荒期间，他们住得起住不起不是问题的所在。
“四人帮”垮台带来了许多变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存款被取走的退休老年人，现在把钱发还给了他们。工资作了调整。考人大学的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途。
艺术、戏剧、文学都欣欣向荣。在江青命令下遭禁的京戏和古典舞蹈现在又回来了。专门译载外国文学的新杂志在《人民日报》上登载发刊的消息。外国电影重又出现。饭馆大师傅的手艺又受到了尊重。
报纸越来越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新的内容包括文学副刊、电视节目，甚至戏剧演出广告。
但是最最生动活泼的还是《读者来信》栏。在这栏中，普通公民可以写信对官僚主义提出申诉，可以希望得到同情的谛听。
在上海，我为我的弟弟买了一只中国表，花了一百二十元钱，为数不算少。几天后在北京表停了。我的弟弟对《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极有信心，他劝我写封信到该报去提意见。他希望能把他的表换一只
。
除了我的亲戚每次到旅馆里来见我必须在传达室登记外，我们感到行动一点也没有受到限制。我们可以自由地搭公共汽车，到亲戚家去串门，完全像本地市民一样。
我在北京的第一天有一个旅行社的人员来见我，问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她帮忙。我请她为我安排约四个老朋友到旅馆来会面。
“但是你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地址。你为什么不自己同他们联系？”她看了一眼我交给她的名单说。
“我以为我得通过旅行社安排这种碰头”我答。
“那是过去的事了。那是‘四人帮’……”
于是我高兴地把她送出了我的房间。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快报》二月十日以《中国人正在改变生活方式和努力克服“文化革命”的谬误所造成的困难》为题刊登斯·米洛舍维奇的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今日中国的所有城市和居民点正在迅速地出现新的生活气象。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某些地方这种变化快一些，在某些地方则慢一些，但是这些变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重新给地球三分之一的人类带来了生活乐趣。
不久前，在这些人的被清教主义和“文化革命”的迷惑紧锁的脸上，是难以看到笑容的。而今天，中国人能够比较自由地想，比较自由地行动，比较自由地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总之，新的生活开始了。
现在可以自由表达的这种感情和其他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商店的橱窗里、在大街上和庆祝活动中，可以看到时髦的、颜色鲜艳的和用较好料子制作的新式服装。
中国人现在还能够重新看到古装戏。同样，他们还可以到电影院看外国电影。
越来越经常地同外部世界进行比较，这也是出现好转和解放思想的一个明显的迹象。
中国人今天可以同外国人自由来往和交流经验与情况，当然是在能够克服语言障碍的情况下。从而，可以得出结论，“文化革命”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停止不前，白白地浪费多少年时间和他们为弥补损失应该作出多少努力。
但是，这种认识唤起了他们通过忘我劳动尽快走向现代化的愿望。他们不感到难为情地说，他们必须向别人学习，他们比别人落后。他们对过去被说成是中国最强大、经济最发展和人民最幸福的时期作了批评。他们认识到了错误，并从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四个现代化方针被普遍接受，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全心全意的支持。
因此，人们要求取消平均主义的制度，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按照工作和贡献付给报酬，和要求畅所欲言。
所以，在街上可以看到署名的批评性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在分配工作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某些领导人的不能令人容忍的行为和供应不足等现象。
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尽管缺乏技术和工艺，没有足够的法律经验和民主传统，从过去的不幸中吸取了教训的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正在走向光明的和无疑美好的未来。
如果说，所有这些变化——尽管只表面地提到一些变化和对这些变化所作的解释是肤浅的
——可以在一夜之间骤然改变现状和带来完全的转变，那将是错误的。要消除长期形成的认识和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要解决这许多问题，需要时间。
【本刊讯】苏《农业报》一月七日刊登医学博士采拉赫的题为《自我治疗危险》的文章，摘译如下：
近十年来，药品品种猛增。在正确而谨慎地使用药品的情况下，药品是同疾病作斗争的有力工具。为病人选择必要的药品是医生的事。但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有些人对服药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譬如，医生为得心脏病的某女公民开了亚硝酸钠。但是她为了增强疗效，除服医生开的药外，还加服了以前用过的罂粟胺。患者不知道，这两种药同时用会形成对人体有害的氧化氮，自我治疗反而害了自己。
自我治疗之有害，还在于自己服药不是过量就是药量不足。药量不足不能发挥应有的疗效，过量则会造成严重中毒。
没有医嘱，患者往往不知道何时服药，饭前还是饭后，而这对人体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位病人因腹痛、恶心和呕吐去看病。医生诊断后发现，病人是因血压升高在饭前自己服了利血平而造成的。
人们对药力的承受程度不同。因此只有当医生确定了一个人的机体反应能力后，才能开出正确的药方。
某工程师送进医院时处于不能忍受药品的严重状态：发高烧、全身出疹、呼吸困难。原来病人因患感冒，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服了四环素、安乃近和阿司匹林，以为这样很快就会治好，照样可去出差。但是不见好转，服药约一小时后却出现了上述症状。
自作主张地服激素类药物，如强的松龙和氟甲强的松龙，会带来更严重的危害。我们见到有的妇女患关节病，在女友的建议下服用强的松龙。一段时间后，有了药瘾，一年后，引起胃溃疡，后来出现胃出血，这位年轻姑娘因为这些原因住了医院。
应当记住，随便服精神刺激剂、镇静剂和吗啡类药品是十分危险的，长期服用也会上瘾。结果会得难以治疗的麻醉剂瘾。
应当严格按医嘱服用民间药方（草、根等等）。草也是药。用得不适当也会严重中毒，造成死亡。
用体力锻炼来自我治疗也是有害的。这对心血管病患者来说尤为危险。它会使健康状况恶化，甚至危及病人的生命。
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取决于他能认真对待和爱惜它到何等程度。每个人都应永远记住，治疗病人只是医生的职责。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真不愧为医生，很注意“养身”，世界上戒烟者增加》，摘译如下：
吸烟的医生数目迅速减少，已减到成年男子平均的一半。最近进行的两项调查已经证实了这一事实。
香烟有害于健康现已成为常识。不仅是肺癌，还有口腔癌、食道癌、肺气肿、心肌梗塞、胃溃疡等，这些逐渐突出的疾病都是香烟引起或使其恶化的。英国皇家医师会的报告书中说：“每吸一支烟，生命就缩短五分三十秒”。
随着这种知识的加深，不论哪个国家的医生都开始戒烟了。
譬如英国，一九五一年医生吸烟率占百分之五十五，而一九七一年减少到百分之二十，每个人的吸烟支数也由十支减到了四支。在美国，吸烟的医生也有半数以上成功地戒了烟。现在吸烟的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一。澳大利亚占百分之十二。相反，日本医生的吸烟率占百分之五十六（据一九七六年横滨市立大学医学系调查）。在国际学会上，各国的医生们都以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被烟雾笼罩的日本医生代表团。
最近，东京卫生医院的林高春外科部长，以东京都一个医师会的约六百名会员为对象作了一次调查，有三百六十三人作了回答，吸烟率占百分之三十三。比一九七六年的调查有大幅度的减少。并且，其中有一半人表示“想戒烟”。另外，现在不吸烟的医生占百分之六十七，其中一半都回答说：“过去吸过，但后来戒了”。
一本名为《烟斗》的刊物，是以全国的医生为对象出版的。这家月刊也作了一次调查，作出回答的医生有六百七十二人，其中吸烟的人占百分之三十六。从年龄上看，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人占百分之四十六。六十岁至七十岁的人占百分之三十四。七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五。随着年龄的增长，吸烟率也有所下降。
据英国的调查，越是上层社会的人戒烟率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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