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信报》十二月三日刊登一篇署名林行止的评论，题为《西单民主墙早该取消》，摘转如下：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市委会决定取消西单民主墙，引起了海外舆论一片指责之声。对于中国政治事务，并非我们主要研究对象，本来不该置评，不过本报一位同事最近曾游北京并仔细地拜读民主墙上的言论，觉得北京市委的决定不但正确，而且来得太迟！我们相信批评关闭民主墙的海外论客，绝大多数未到过民主墙，因此以为民主墙十分“民主”，是北京的文字海德公园，由是得出结论，取消民主墙等于“大陆人民失去了民主”。
即使以香港的民主尺度来衡量，民主墙大字报的部分内容如在本港出现，亦不可能不受当局的干预。比如，本报记者所见的大字报的内容就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一位工人长篇累牍大爆地方干部如何侮辱、强奸他的女儿，文内不但有名有姓（并没有用×为代号），大概是为了增强说服力，连侮辱与强奸过程亦描述得一清二楚；大字报作者目的在引起同情与公愤，对事件加油加醋在所不免，但站在读者的立场，这类文字就流于下流和亵渎。该文在港刊出，报社必受当局警告。像这类内容之真确存疑的大字报，本来就不该公开，这与是否民主完全无关。
第二、同期的民主墙又有高考落选生（据说是成绩合格而不为大专学院录取的中学生）的布告，通知落选生于某日某时赴某地集会；其他落选生批评当局录取新生政策不当的大字报少说亦有五六张，措词十分激烈，使人很易推想“赴某地集会”必有下文，如组织示威请愿之类的活动，这类在香港亦被禁止的布告能见于北京街头，令人觉得北京的民主尺度已超越香港——相信当局的容忍亦以此为极限，当主张公开设妓院及与苏联亲善等与国策完全背道而驰的大字报出现时，当局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第三、民主墙是否出现过“泄漏国家机关秘密和出卖情报”，我们无从知道，但普通人民如何能获知“国家机密”？以同期民主墙所发表的政治性大字报要求最高当局严办杀死（张志新）的元凶的请愿书的内容看，亦感到其真确性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比如文章指出的幕后主使者，为什么这样清楚？相信任何人都会发出类似的疑问。这些疑真疑幻的“内幕”在大陆人民中间流传，所起的破坏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的。
在中共的政制下，近日来各报章刊登的读者来书已显示了民主开放的一面，这些投书与大字报不同之处是，前者必然经过调查，认为内容真确才预发表，而后者则可能是凭空臆测和妙想天开。任何希望社会安定和稳步走上民主开放轨道的当政者，都会鼓励前者而压制后者——北京固然如此，香港以至其它西方国家又何尝不然。
【本刊讯】香港《天天日报》十二月二日发表社论，题为《与“凡是”论者谈中国民主自由》，全文转载如下：
一些国事的评论者，对于北京的政治动向及措施，有两个“凡是”：
“凡是”对声言“要求民主自由”的分子加以对付，就是“北京在压抑民主自由”。
“凡是”北京为了维持法纪，惩处一些违法乱纪的人，这些人就会忽然都变成“民主自由运动分子”。
这两个“凡是”，可以一笔抹杀北京为团结建设而作的努力。
由于我们并不是北京政府的发言人，所以我们也不准备对上述的“凡是”马上“坚决否认”，只是想中国今日的情况，谈谈有关民主自由的问题。
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之前，盱衡今日中国的情势，很容易使我们首先感慨地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以今日中国情势来说，假“自由”的号召以行罪恶之实，实在是非常容易的事，即使这种罪恶未必能够摇撼国家的根本，但足以影响国家的安定与在安定中寻求进步，却亦无可讳言。
因为一来中国的局势实际仍未能称得上绝对稳固，外有强敌窥伺之患，内有四化大业未竟之忧，如果没有一个共同依附的重心，很容易就会出现强烈的破坏。二来亦由于人民对民主自由的真义认识未深，似是而非，以非为是的理论，一旦构成煽动的力量，在思想上各恃一见，在团结方面，也就容易流于分崩离析。不幸而有此一日，亦徒为仇者所快。
以政治活动的事实来看，我们总不难发觉，一个不易的事实是，“为民主烈士易，为生民立命难”。你只要“舍得一身剐”，多喊几句民主自由的口号，就可以名扬四海，甚至可以比低真正在为国家做事的人，何难之有？问题却是对国计民生何所裨补？说老实话，这些所谓“离心分子”，以与真正在为国家做事的人相比，只不过是“尔行其易，我行其难”。两者比较，能作一个智慧的抉择，可信我们都会宁舍表面的民主自由，愿见真正的国强民富。而以目前北京的领导人来说，任何人都可以相信得过，并无任何私心存在，而是真正在倾力于国家的建设进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他们先做出一个成绩来，让他们在艰苦中完成他们的大志，然后再来提出民主自由的要求？何苦必要一步登天，使他们事事穷于应付？
为中国的前途，大家且不妨“假定”民主自由时机尚未成熟，同时以“异中求同”的态度，先让这些无私的领导人能行其所难，有所成就之后，民主自由社会的出现，相信也决非难求，只是现在言之过早而已。
【本刊讯】西德《科隆城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七日刊登西格菲德·库宾克撰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中国的自由》，摘译如下：
毛的接班人打算发扬更多的民主和建立法制。这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共同发言权，并防止新的不公正的和专横跋扈的行为。省、市的下属决策机构和基层单位可以在若干候选人之间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不久前，八个“民主”党派（其中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甚至可以在自己的会议上发表言论。
新的刑法和作了彻底改进的刑事诉讼法提供了一种法律安全，它与过去年代的完全政治化的“公判”相比，显得很突出。在经济部门，通过逐步地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可以更好地发挥生产力。动摇制度的支柱但人们不要弄错了。华和邓的修正虽然表明了一种令人高兴的灵活性，即认识到了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愿望，但这还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原则上的改变。“自由化”的整个过程始终要服从于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谁以太明显的形式使这些基本原则成为问题，谁就必须估计到会引起一种无情的反应。当“人权主义者”魏京生在墙报上和在其持不同政见的杂志中发表了动摇这个制度的支柱的话，十月中旬，北京人民法院判他十五年徒刑，把他关进了监狱。
西方关于个人有不可放弃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权利的价值观，本来就难以同中国官方的态度相容。一种西方色彩的民主是否能够解决中国十亿人口所面临的几乎是无法测度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领导一夜间就按我们多元制的榜样使这个国家民主化，那么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就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人们只要看一下印度，就会明白这种关系。那里在一九四七年独立后虽然实行了议会制民主，但几千年来“不可接触”的数百万人的不公正状况至今没有改变。在印度和大部份发展中国家中甚至连“生活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对西方的批评感到忿懑中国领导认为奇怪的是，西方偏偏在现在如此强烈地讨论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领导并非不带讽刺和忿懑的情绪提到了那样一个时代，那时“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在上海一个公园的大门前放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合众国际社沃思堡十二月四日电】罗马尼亚的科马内奇今天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中表演极为出色，夺得最高分，并处于暂时领先地位。
科马内奇在女子团体比赛头一天，在四个项目的规定动作比赛中总共得三九·五分。在上届奥运会上，在团体规定动作比赛中，她的平衡木得到满分十分，但是四项总分才三九·三五分。她现在雄心勃勃，满心希望重新夺回世界头号女体操家的光荣称号。她在上届奥运会上夺得全能冠军之后，成绩退坡，在去年世界锦标赛上只名列第四。
然而，今年早些时候，科马内奇又夺得了欧洲冠军。
科马内奇的同伴们表演得也很出色，因而使罗马尼亚队的总分达一九四·二五分，同苏联队的得分相差无几。
苏联队的团体总分为一九四·八五，在规定动作的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上届世界冠军苏联的穆欣娜因为脚部受伤而未参加比赛。苏联队的涅莉·基姆在四项规定动作比赛中总共得三九·三分，沙波什尼科娃为三九·二分，她们的成绩分别为第二名和第三名。
罗马尼亚队教练公开对裁判的给分表示不满，并认为罗队的三名队员没有获得该得的比分。
在四日晚最后出场比赛的东德队以一九三
·八五的总分居第三位。美国队取得第四名，成绩为一九二·五七五分。
十七年来头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中国队暂时名列第五，获一九一·四分，日本名列第七，获一八八·六五分，匈牙利队以一八八
·八分居第六位。
在一九七六年奥运会上曾经获得七个满分而引起国际上注意的科马内奇，在四日比赛中先作高低杠表演，差一点获满分，她得了九
·九五分，接着她在平衡木比赛中获九·九分，自由体操获九·八分，跳马获九·八五分。
在自由体操比赛中，由于她的动作出现了小小的失误，使她越出了规定的比赛场地。裁判最初给她判九·九分，但由于她越出了场地而扣掉了零点一分，她最后得九·八分。
【共同社东京十二月四日电】题：作为对中国赠送熊猫的答礼，决定送给中国猩猩和日本花鹿
政府四日决定，在大平首相访华时将赠给中国一对猩猩和三头日本花鹿（一头雄的，两头雌的）。
这是东京都知事铃木当天上午拜访大平首相时，提出“作为日本国民的友好心情，东京都想向国家捐赠猩猩和日本花鹿，并希望由政府赠送给中国”，由此作出了这项决定。中国方面已经决定在大平首相访华时，赠给日本国民一只雌熊猫（欢欢），赠猩猩和日本花鹿是对中国的答礼。
赠给中国国民的猩猩是在日本出生的，猩猩在上野动物园饲养着，日本花鹿在多摩动物园饲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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