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二月七、九、十日连载该报前驻北京特派记者吉田信行的报道，题为《北京通讯：为什么要贴大字报》，摘译如下：
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我曾看到过从北京机场通往市中心的美丽的林荫大道。但也可以望见在现实的林荫道两旁有着仿佛要倒塌的砖瓦房屋，而且上面覆盖着席子的情景。开始时，我还只是认为是些存放东西的仓库。但是，当我知道里面还住着人，而且这里同北京市的中心区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这难道就是同苏联，一时也同美国处于严重对立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现实状况吗？简直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道路两旁到处都是挖出的泥土，尘土飞扬，整个城市如同焙进了铅粉一般阴沉沉一片。
看一看小巷胡同，到处挂着洗晒的全是补丁的破衣物，身着防空头巾似的棉布衣服的孩子们在玩耍。没有一所新建的民房和商店，就连修理门窗所使用的也是旧木材。
只有形式上的不同，对于印度和东南亚的贫困状况宣传得是相当多的，然而对于中国的，并且是北京的这种贫困状况过去为什么不能谈呢？
从东京坐飞机只需要五个小时。因为时差是一小时，所以，只要把手表的时针倒拨一小时即可。但我认为，头脑中的时差需要倒拨十五年左右，就是说不妨想象一下五十年代东京的情景。这种“时差”早已不是能用我的“手表”来计算的了。
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普及程度低得简直不可想象。《人民日报》上登载的电视节目预告中，多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播放，最晚也不过在十一点结束。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报纸也是“官方报纸”。但在这种环境中却有大字报。当我看到深夜时分还有人在用手电筒照着看大字报的时候，我感到这也许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脑力娱乐呢！
在有点令人心情沉闷的北京，我了解到受到许多大字报和群众支持的邓副总理是一位不搞空头政治，非常正视现实，想方设法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之而奋斗的领导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收获。
大字报这一方式是适合北京的实际生活环境的。即便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允许有机会发表这样的意见，这种长处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里是看不到的。问题是这种“自由的限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加以验证。
一提起大字报，很容易认为就是政治性的东西。但来到王府井大街一看，就会为大字报上的主张之繁多而感到吃惊。不能认为达到这种程度全都是一一反映了当权者的意向，那种认为“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在当政者的指使下写出来的”的臆说，是不大能够成立的。
这次来到北京一看，与原来的情况相比完全变了。关于大字报的采访，完全可以自由进行。
来到实地一看，与四人帮统治之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简直无法相比，自由的限度正在扩大
——这既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事实。
与解放前相比，毫无疑问群众的生活水平整个有了提高。但产生下述疑问的确也是事实：“解放后都近三十年了，衣、食、住的状况却还是这种水平啊？”比解放前好多了——从这种角度出发，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状况给予肯定的报道迄今流传甚多，但对于这种看法我持怀疑态
度。如果总是说这种安慰话，那么，中国岂不是只有被日新月异的世界逐步淘汰吗？
每当我看到成群结队的自行车和聚集在大字报前的群众的时候，脑海里就闪现出这样的想法。
但是，尽管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而人民群众却悠然自得地生活着，这也是事实。“北京的天空是蔚蓝的”、“比解放前好多了”和具有代表性的“人们的眼睛炯炯有神”这类中国情况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大字报前，我曾与之用笔交谈过的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群众和食品店的女售货员都非常朴素大方，举止彬彬有礼。在大城市里，难免要碰到的在待人接物方面那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北京逗留期间一次也没有遇见过。至少是没有看到使人感到因苦于生活而劳累得疲惫不堪的那种神色的人。
他们的生活与日本相比水平极低，而在几乎又没有任何娱乐的环境中，却仍能够抱如此乐观的态度，这究竟是什么人生观呢？直至最后，我也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民社党访华团团长佐佐木委员长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悠久的历史中”，指出了整个国民之所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的原因所在。而基本上没有贫富之差，以及一直到四人帮统治时期之前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政策上，在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中人们处于无法发现外国的先进性的境地，这不也是其起因吗？
可是，自邓副总理前年复职以来，中国大胆地修改了“自力更生”路线。
在人民大会堂亲眼看到的这位邓副总理，的确显得从容不迫。与其说他满怀雄心，莫如说他有一种认识到能作为华主席的好助手，致力于稳定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一种表情更为确切。
当亲眼看到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时，作为实感，就会清楚地知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谋求外国的援助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本刊讯】美国《国民评论》双周刊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期以《中国的这张中国牌》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中国在发生什么情况？人们情不自禁地要预测这个中原王国会发生激动人心的深刻变化。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但是，由于三十年来剧烈动荡的、几乎是反复无常的局势，所以谁也无法肯定，明天若换了一批高级官员，整个做法是否又会被颠倒过来，或者加以升级。
副总理邓小平重新出现，成了主要的政治动力。邓的目标在于缓和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紧张关系，并且通过为取得贷款和技术转让所需要的国际联系来发展经济。
人们现在说，学校的宗旨是搞教育而不是搞不断革命。据说先进的标准是才华而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身份。高材生中最优秀的被送到国外去留学。现在强调的是技术和连贯性。为什么，首先，这是由于邓的目标是要为通过外国的技术转让而取得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进展奠定基础——这是列宁二十年代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翻版。中国由于放慢革命的步伐，可能在二十年左右内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
【美联社东京十二月七日电】共同社报道，法国时装设计家卡丁今日在北京说，他将在中国举办时装展览，给中国青年介绍世界上的时装。卡丁已在中国逗留了约六个星期。他今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已同意他举办这个展览。
他计划从巴黎请六位男女时装模特儿到北京，在展览会上展出时装，时装展览预计从明年三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上海举行。（原载香港《文汇报》）
【法新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三日电】工业人士今天说，日本将于一月中旬，派出一个由政府及私人电力工业专家组成的十人代表团，前往中国洽商协助中国电力资源发展工程的途径。
他们说，在一个月的访问期间，日本专家将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磋商，并视察沿长江及黄河建造电力厂的四个预定工地。
据他们说，中国计划在长江三峡建造一个发电量二千五百万千瓦的水力发电厂，并在长江青龙镇建造发电量四百万千瓦的水力发电厂。此外，还计划在黄河的三峡和大柳树建造两个发电量一百五十万千瓦的发电厂。（原载香港《大公报》）
【美联社休斯敦十二月二十六日电】普尔曼·凯洛格今天宣布它已经同中国签订了合同，为兴建一座大型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提供工程、采购和建筑咨询劳务。
据说，这个合同是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同一个美国工程和建筑公司签订的第一个提供完整的设备的合同。
普尔曼公司设在休斯敦的这家分公司说，上述联合企业将包括生产制造杀虫剂所使用的化学半成品甲酚、制造塑料使用的稳定剂和一种工业用溶剂丙酮的工厂。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规模大于上海宝山钢铁厂（六百万吨）的第二个中国新钢厂——河北东部钢铁厂（一千万吨）的第一期工程六百万吨设备部分，西德的迪马克公司，已提出估价单，其金额为五十五亿美元。（原载香港《文汇报》）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十二月十三日以《大寨仍留在山区》为题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实事求是，已经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迹象，即中国将在农业生产方针方面和整个土地政策方面出现实质性变化。对农业和农村现状的讨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它都与对其它生活领域现状的类似讨论大不相同。在这些讨论中已不再只是谈错误地执行正确的指示，把过错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的活动和思想影响，而实际上也在谈错误的政策，要求改变这些政策，因为舍此便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
不久前提出要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农业生产也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应保证农业生产和减少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
在农业方针发生上述变化时，过去的榜样也开始逊色。因此，山村大寨开始失去其意义，它从一九六四年起成了中国农业的最杰出榜样。官方认为，不应该模仿大寨，而应把它看作勤劳和高度劳动热情的象征。而经济规律则决定了新的得出结论的方式。对许多公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从时间和劳动力来讲，把山坡改造成用土堆起来的梯田会要付出多少代价。今天，勤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生产者获得物质利益的条件，大寨也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时期的见证而仍然留在山区。
【路透社大阪十二月二十五日电】今天的消息说，四家日本公司在北京草签了价值八千二百万美元的合约，向中国出口一间聚脂制造厂设备。
下月与中国技术贸易公司签订正式合同后，这家工厂将在上海兴建，四年建成，日产量为六百吨。四家日本公司之一的钟纺有限公司的声明说，到一九八二年，该工厂可把中国的聚脂年产量增至三十万至三十五万吨，即增加一倍多。其他三家日本公司是日立、丸红和土光物产。
【合众国际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日本宫地钢铁公司今天透露，该公司已接到中国七百二十万美元的订单，订制三十三部工业起重机，准备用于刚动土兴建的宝山钢铁厂。（原载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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