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美专家认为,至少在今后五年内,在苏联帝国中至少有几个国家可能发生严重的不稳定局面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二月三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分社记者哈尔·派珀发回的文章,题目是《东欧稳定的时代看来即将结束;其结果还不清楚,东方集团是否会发生分裂?》,摘译如下:
    在东欧,三十三年的稳定(对世界这一部分地区来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可能将要结束了。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从波罗的海海岸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在稳定看来受到威胁时,苏联偶尔领头发动入侵以外,它们有很多年未发生在世界上算是重要大事的事件了。
    现在,世界已经重新发现了东欧。西方的资本主义银行家接受了共产党政府的价值达五百亿美元的借据单。
    东欧各国也已重新发现了它们自己。在波兰,农民正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养老金计划,天主教教会也在要求政府结束检查制度。
    东德在过去的三年中,有近二十万人甚至要求放弃国籍,和要求移居到西方。
    上周几天,甚至于似乎就要出现一场更带有戏剧性的摊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对他的人民说,他在罗马尼亚作为苏联控制下的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的一个成员国应承担义务的问题上,毫不在乎地违反了莫斯科的意志。
    在上一代人出世之前,稳定从未在东欧真正出现过。受邻国之间的长期不和折磨的弱小国家一直被奥斯曼,哈普斯堡,沙俄和普鲁士等帝国所利用。在本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那里触发的,并且东欧今天仍然是西方大国和东方的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
    没有人预言在东欧将发生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但是,许多美国外交家和研究院的专家目前认为:至少,在今后五年中,在苏联帝国中,至少有几个国家可能发生严重的不稳定局面。这种不稳定局面可能会导致到暴力的甚至于武装的敌对行动,但是,它也可能预示一种和平过渡到一个新的稳定时期。
    东欧的战后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A)通过恐怖活动强行实行苏维埃化,这一阶段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就结束了。
    B)改革共产主义的阶段以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而告终,这种改革在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在“非斯大林化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也时兴起来,只是程度稍差一点。赫鲁晓夫同意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书,并且小心地试探着与西方实行缓和。赫鲁晓夫在六四年的被逐下台,结束了苏联改革共产主义运动,四年之后,苏联的坦克也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C)在结束了恐怖和意识形态上的幻想之后,“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对政治漠不关心,只提高生活水平的共产主义——保持了东欧的安定。
    “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现在正摇摇欲坠。据说,在整个东欧,生活情况越来越糟。缺货问题比三、四年前更严重,通货膨胀正不断消耗他们的工资。
    据在华沙的一位西方居民说,“波兰的形势是波兰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他为所有的东欧说了话。东欧国家一九四五年时还是落后的农业社会(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除外),但今天,已经实现了工业发展,建立了受过良好教育和更加了解情况的社会。
    现在,东欧国家正第一次与稳定的,比较先进的社会打交道。社会与经济上的要求不同了,使这个地区实现了现代化的独裁主义政府结构却未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要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缓和,它承认了苏联霸权在东欧的现状后,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它却已开始使这种现状四分五裂。
    共产党欧洲不再需要团结一致反对西方的大规模战争行动。这就使东方有可能发生战争行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归属问题上争吵不休,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变得更加冒险,它与莫斯科的翻脸更加公开化了。匈牙利和波兰在人权和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上,对苏联立场的支持也慢慢有了意见上的分歧。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还是与从前一样。九个欧洲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苏联及其六个卫星国,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已经过了六十五岁,唯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例外,他今年刚六十岁。东欧上一次领导人变更发生在七年半以前,昂纳克控制了东德的领导权。
    然而,领导人的稳定是东欧的现状巩固的另一个因素,但是,这种稳定状况不可能持续多久。这些领导人中的大多数也许能再继续掌权五到十年,但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这样。
    对所有共产党领导人来说,目前和今后最根本的问题是赢得本国公民对他们的忠诚。东欧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通过政变或苏联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而要那些非共产党人(他们占东欧人的大部分)看来,它们一直都是苏联人的产物,大多数政权大肆吹捧莫斯科这种低三下四的奉承只是加强了上述看法。
    一旦暴力作为强迫公众效忠政权的方法过了时,东欧的领导人可以宣称,他们正在建设一种道德优越的社会制度,向人民提供一种稳定上升的生活水平,来开始赢得人民的欢心。
    在日益受教育和日益觉悟的人民面前,这两种辩护都越来越难站得住脚了。由于西方的短波广播,东欧人了解到:中国正在向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社会主义迈进。
    各共产党政府正努力使用两种方法来应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匈牙利,政府在不放弃马列主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竭力扩大让社会享受政治和文化的可能性,波兰的情况也同样,只是程度稍差一些。
    圣经百科全书在匈牙利是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当局允许人们就主张多元化的“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一些谨慎的争论。并容许私下发行“私下出版物”杂志,让人们发泄那些不能公开发表的思想和观点。
    因为有这些姿态和其他一些方法,匈牙利今天是东欧最稳定的国家,它的领导人卡达尔也是最得人心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多元化不能象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主义者搞的那样,干得太过分。在波兰的作家联盟中,对政府的书籍检查制度已经发生了愤怒的对抗行动。
    苏联是笼罩东欧前途的一个巨大的未知数。莫斯科需要这些卫星国不仅是作为象斯大林所想的对西德的一块军事战略上的缓冲地带,而且还是为树立莫斯科威望的需要。
    匈牙利在一九五六年宣布它将退出华沙条约集团而采取中立,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六八年主张除共产党外,还允许其他政党存在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背叛,损害了苏联本身的自我辩护。
    对苏联来说,在一个东欧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政治代价,今天可能要大大地高于一九五六年或是一九六八年时的代价,谁也不料想苏联会采取这一行动,除非是应付某种比目前这个地区的局势要严重得多的局势而作为最后一着才采取。
    但是,今年夏天,莫斯科纪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时,报纸发表了大量评论辩护说,这是“共同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理论”没有清楚得到重申,即:“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对立起来,”但在欧洲,没有人相信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这一理论,也没有人相信他的继承者将会放弃这一理论。
    东欧的领导人、改革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转移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和压力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莫斯科能容忍吗?
    在波兰,盖莱克政权面临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和天主教会有组织的反对运动,但是,所有各方都是有克制的。由于担心苏联会作出反应,持不同政见者不敢与当局对抗太厉害。
    “自由”共产主义者担心改革太多,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敢于走多远,他们不想使公众抱一些满足不了的期望。
    这个政权本身也不愿意镇压反对派,显然是因为它担心引起不稳定的状况,从而可能会触犯苏联来进行干预。同时,东欧已经进入了恶性循环:经济上的紧张导致了人民的不满;政治上加紧控制被用来遏制人民的不满情绪;这导致了经济的更加贫困——以及更多的不满情绪。
    经济改革可能会慢慢转向政治改革。生活水平必须不断上升,但是,又必须偿还西方的贷主。能源和原料花费也在不断上升。
    对该地区作分析的一名主要西方分析家吉·布朗警告说,危险不一定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发生。布朗说,“看来很可疑的是,东欧国家是否能在今后五年里逃过严重不稳定的震撼。那种从全球形势,地区形势或者国家形势产生的危险的相互作用恐怕是太可怕了。”
说苏不可能哪怕是接近于完成五年计划指标;勃列日涅夫在十一月中央全会暗示必需进行经济改革,但没有提出措施
    【美联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日电】苏联经济战略家正在制订一九七九年加速经济发展的指标,以抵销现行五年计划头三年中经济没有起色的局面。
    然而,西方分析家说,除非劳动生产率有突然的大规模的增长,显然,这个国家的中央集权经济不大可能哪怕是接近于实现原来规定的一九七六——八○年期间应达到的全面指标。
    除了生产率低下这个问题之外,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九七九年时还将面临各种其他重大问题,包括:
    质量好的消费品经常短缺;
    未完工的工程日益增多,浪费很大;
    用于开发西伯利亚大量蕴藏的煤、天然气和其他天然资源的费用不断增加;
    八十年代劳动力可能十分紧张的阴影已在迫近;
    是实行工资上的平均主义还是扩大工资差别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促使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上月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谈经济问题的重要讲话。
    一些西方分析家说,他们发现勃列日涅夫那篇讲话的言词异乎寻常地直截了当,坦率。
    即便经济部门实现一九七九年计划规定的增长指标,也许情况将表明克里姆林宫实际上仍不可能实现已为现行五年计划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指标。
    为了仅仅在一九八○年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苏联国民收入就不得不增长百分之六点八,而这是自六十年代以来苏联从未达到过的增长率。
    工业生产在一九八○年也必须跃增百分之十点六,消费品产量得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三,劳动生产率得提高大约百分之十二,而今年规定的指标为劳动生产率应提高百分之三点六。
    一位西方分析家发表看法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勃列日涅夫在十一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显然有几段暗示必须进行重大经济改革。
    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敦促采取什么根本的改革措施,而只是号召改进中央的计划工作,在工人当中推广“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党的机构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
    据对苏联经济问题有研究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勃列日涅夫的整个计划只不过“是具有更浓厚的旧信念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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