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二月十八日刊载一篇社论，题为《三角计算》，《美中和解限制莫斯科》，摘译如下：
应该提醒不要过于乐观。自戴维营会谈以来我们再次看到，热烈的希望会如何迅速地变成灰烬。尽管如此，有一点是不同的：华盛顿和北京只要互相说明理由，成功不取决于动摇的第三者。当然卡特还要对国会讲清楚，为什么他用典型的基辛格式秘密外交而不同国会商量和向它打招呼。总统将必须在安全政策和利益政策方面提出占优势的论据。切断同台湾的老的联系是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先例。
卡特和卡特的“中国建筑师”布热津斯基对新局势是怎样设想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让在联合公报中（同先前在同日本的友好条约中的情形一样）写上她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定理：反霸条款，即这样的原则：人们必须阻止苏联谋求地区和全球霸权的努力。美国总统认为没有理由反对这一点。
克里姆林宫善于在缓和时代为自己捞取了明显的好处；对此卡特和他的顾问们从一开始就想用“多样化”的政治格言来招挡：他们不想在缓和有用的地方放弃它，但在缓和不适用或被滥用的地方则要拿出抗衡的力量。
在这一点上北京和华盛顿用相同的方法工作：每一方都在利用另一方，目的是尽可能地限制第三方即莫斯科。双方对苏联的强大压力的估计完全一致。通过威慑保持稳定。正如人们所知，不仅是通过武器库。在中国看来，在沿五千公里的共同边界上一直存在着莫斯科的压力，并在同越南的冲突中显示出这种压力的现实关系。
美国在军事政策方面十分具体地想到了北约：由于有了一个结盟的中国就可以使对欧洲的压力减轻一些。莫斯科把其军事预算的五分之一用在远东一侧，现在已有四十五个师被拴在同中国的边境上。情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人们通过举行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接近于限制战略武器，当然也接近于减轻经济负担，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几乎是迫使苏联人采取措施在远东提高防务准备。但是，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正是时候，因为美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刚好在目前进入了稍微正常的轨道，没有任何危机性的东西，否则同北京接近就显得是特别的挑衅。
除了这种三角计算之外，起决定作用的还有以独特方式参加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希望。无疑，卡特不会拒绝帮助促进这一过程的邀请。日本已加入进去，这是在一九七二年尚不可思议的事。
人们不敢说，谁抱的希望更大：是中国对向西方技术、经济和科学开放所抱的希望大呢，还是美国对下面这一前景所抱的希望大：把这个巨大的国家引导到一种对西方开放的看得透的发展轨道上去。
最后是台湾问题。美国人在长长的几个月里考虑过，中国人对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可能有多大兴趣。他们的总结是：没有任何兴趣。人们既不认为大陆中国人在可见的时间内能够在军事上威胁台北，也毫不怀疑北京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秩序有压倒一切的兴趣——而对台湾采取进攻行动就会立即大大危及这种秩序。
美国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作为它对公报作补充说明的“单方面声明”的核心。明确地说：人们认为北京对国民党中国人有和平的意图，邓最近曾多次明确地表示过这种意图。这不可能是一种保证，但是美国人终于要放弃这样的“想象”：一千七百万国民党中国人是九亿大陆中国人的代表（布热津斯基语）。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不说明任何关于美国对联盟忠诚的问题的唯一“事件”。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二十日电】七八年年终专稿：世界大事
一九七八年的大事如下：
一月二十四日：在苏联“宇宙９５４”飞船在加拿大上空坠毁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原子警报，“宇宙９５４”是苏联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发射的，装有五十公斤铀２３５。
二月十八日：埃及突击队徒劳地对拉纳卡（塞浦路斯）机场进行干涉，目的是营救被杀害亚非团结组织秘书长西巴伊的杀人犯所拘押的十一个人质（都是阿拉伯人），这位亚非团结组织秘书长是在尼科西亚被巴勒斯坦人杀害的。
三月二日：在瑞士韦维墓地，卓别麟的棺材被盗。
三月十六日：“红色旅”在罗马郊区绑架六十二岁的莫罗。于五月九日在停放在意大利首都中心的一辆汽车上发现了这位天民党主席的尸体。
三月十六日：由于黎巴嫩油船“阿奠科—卡迪兹”触礁，有二十三万吨石油撒在海里，污染了布列塔尼（法国西部）沿岸三百五十公里长的海面，损失四亿六千万法郎。
六月二十六日：布列塔尼解放阵线的两个恐怖分子炸毁了凡尔赛宫好几个大厅。估计损失达四百万法郎。
七月十一日：液体丙烯储罐爆炸，弥漫的烟云烧伤了当时在西班牙阿尔卡纳“沙滩”野营地避暑的二百六十人，其中将近一半人当场死去。
七月二十五日：在曼彻斯特南部的奥德姆医院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小路易·布朗。
八月十七日：美国三个航空员乘气球第一次飞越北大西洋。
八月十九日：在伊朗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罪恶的纵火事件中，有三百七十七个妇女儿童被活活烧死。
八月二十三日：桑地诺解放阵线游击队的一支突击队，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议会大厦，拘禁了二千人和六十名议员作为人质。
九月十六日：在伊朗东部发生地震：二万五千人死亡。
十一月二日：苏联宇航员在宇宙生活了一百四十天这个创纪录的期限之后返回地面。
十一月十八日：在圭亚那杀害了去琼斯敦调查“人民圣殿”教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议员瑞安之后，该教的九百一十四人，包括它的创始人琼斯“首领”在内，“集体自杀”了。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十九日以《批评者猜测：苏联会建议向台湾出售武器吗？》为题报道：
在卡特总统承认大陆中国以后，美国的一些对此行动提出批评的人正在注视着中苏美三方在亚洲展开的角逐。他们预测苏联可能会表示愿意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以代替已告终止的美台防御条约。
国民党中国以前同以色列和法国谈过是否有可能购买这样的武器的问题。然而从以色列或法国购买武器的话，就要筹集大量硬货币，如果从以色列购买的话，还会引起阿拉伯石油供应国的反对，而台湾是要依靠这些国家的。一些美国和独立的分析家认为，苏联的建议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俄国人可能认为，提供武器可能在政治上得到很大的好处，因为这会使台湾的敌人中国和它以前的恩人美国都感到不安。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十七日刊登爱德华·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现实》，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弗里德曼是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专家）
美国同中国和解的较深一层的原因不在于最近出现任何突然的和表面性上的转变。早在四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就特别设法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毛主席认为美国的重工业将需要新的市场。而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可以充分利用它所能获得的所有的美国投资和机器。毛要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的充满热情的决心，使他能够现实地把同美国建立这样的经济联系看成是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需要协调一致的。此外，美国的众所周知的欧洲第一主义，意味着华盛顿不大可能会用它自己的军队来干涉新中国。
然而，毛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建议却被漠视了。杜鲁门时期在全球展开反共冷战的作法，使得无法同一个被说成是苏联傀儡的革命的中国妥协。因此，杜鲁门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运，对欧洲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不得投票支持北京在联合国获得席位，并且开始把驻日美军变成对付亚洲共产党的一个前线武装力量。为了安全和获得经济援助，毛当然便求助于斯大林。
但是几乎紧接着，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就竭力摆脱苏联的潜在的经济束缚。北京则代之以坚持全面的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就致力于同美国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和结束关于台湾问题的所谓僵局。对毛来说，台湾从来不是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
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岛上的政府，把它当作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台湾就成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恢复正常关系的一个障碍。这就意味着把中国排斥在各种国际机构之外。这种把中国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的做法，对北京的爱国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和恼火的羞辱。从而台湾就成了中国的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民族主义问题。我们承认北京长期以来的现实状况：即北京是中国的唯一政府，而使台湾问题从引起民族主义激情的感情冲动的领域中解脱出来，这样做对台湾地区的和平是非常重要的，对台湾人民的安全尤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能指望他们这样讲。
中国认为，尼克松总统是承认这一现实的，一九六八年，他使美国不再在全球采取反华政策，那时的经济的现实情况迫使他恢复四十年代的政策，因为美国必须再一次把它同工业化世界的关系列为当时的首要事务。
因此，美国就不再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了。只是由于水门事件和里根的压力，才迫使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未能使美国重新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合理的行动，这是卡特现在所做的。同样的，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也曾不得不击退林彪式的激进分子，他们拒绝奉行毛设法为中国人民获得物质利益的政策，并反对毛始终抱有的希望同美国保持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的愿望和作出的表示。
这并不是说两国政府的利益就一致了。中国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和罗得西亚解放力量的民族权利。它仍将站在北朝鲜和柬埔寨一边。中国在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机构中还将不断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一贯站在穷国一边反对富国。
中国最关心的一直是争取目前有一个和平环境，使它能够进入国际经济市场购买它为使它的人民过象样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四十年代，以后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以及最近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毛在经济上对美国作出重大姿态的原因。中国人对他们从前创造的文明感到自豪，并且相信他们现在能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我们应该祝愿中国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一直应该这样做。由于华盛顿已被迫改变了美国在世界的作用，卡特总统现在才能在互利的基础上对毛主席的接班人作出有理智的反应，而杜鲁门总统却不能对毛本人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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