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十二日刊登哈希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的份量》，全文译载如下：
据最近的新闻报道，中国在世界上所占的显然在日益增加的份量上又添上了两个项目。
十二月四日，法国同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法国将在中国建造两座核发电厂。在这项协定里，预计的贸易总额在七年期间将达到一百三十六亿美元。
十二月一日，日本的日本钢铁公司（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签署了一项协定，为在上海附近的宝山建造一座完全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提供物资和技术。为这项工程议定的价格是二十亿零三千万美元，据说这是中国同外国做的单项交易中数目最大的。
这两个工程项目不但证明中国对取得工业现代化是关心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和日本都作了准备并且愿意在那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即使莫斯科已经公开表示它对此感到不快。
再前一周，十一月二十五日，全世界愿意做使莫斯科不高兴的事的新意志还有更惊人的事例。那一天，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在一次讲话里透露，他同莫斯科在华沙条约的军事政策问题上发生了分裂。苏联人曾建议华沙条约所有的成员国都增加军事预算并把它们的军队交给苏联指挥。齐奥塞斯库拒绝了。
这种拒绝的行动可能成为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假如齐奥塞斯库同意了莫斯科的建议，那么华沙条约所有的国家都要增加它们的军事预算。反过来无疑又会使北约国家考虑再次增加它们的防务开支。在美国，卡特在下一个预算中大概会被迫从民用项目中抽出更多的经费加到军事经费上去。这对美国的经济可能产生有害的影响。
但是齐奥塞斯库并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他拒绝了。华约组织国家十一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在休会时没有作出关于军事政策的任何决定。罗马尼亚的将领们并不受苏联的指挥。现在出现了罗马尼亚同南斯拉夫建立一种新的、比较密切的关系的可能性。四八年以来，南斯拉夫一直保持着对莫斯科的独立性。假如齐奥塞斯库在采取顶撞莫斯科的行动之后能够幸存下来，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结成一个联盟是可以想象的。
结成联盟的原因是很明显的。由于一个新生的中国屹立在苏联国界的另一边，这就增强了同苏联西部边界接壤的所有国家的安全。莫斯科的军事资源已不象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历史阶段那样可以完全用于对付西方了。在那些岁月里，中国和美国之间彼此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从而使亚洲成了中立地区。莫斯科当时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它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在其他地区。
目前亚洲已不再是一个因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彼此敌对情绪而形成的中立地区了。中国本身解决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中国人正在走出来，他们到了西欧——也到了日本——去寻求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帮助。美国赞同它的朋友和盟国目前为帮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所做的努力。华盛顿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齐奥塞斯库敢于采取的行动。
对华盛顿来说，这些都是六年前透露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前往北京的消息的那个戏剧性时刻带来的好处。尼克松的访问结束了中国和美国之间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主要敌对情绪，在那个时期彼此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而莫斯科则是这种敌对情绪的受益者。
莫斯科已不再是中美之间敌对情绪的受益者了。西欧正在同新中国交朋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亲自培养了同中国人的友谊，中国人也培养了同他的友谊。在华约组织国家的领导人当中，只有他同新中国及其领导人保持着友好关系，这种关系使他有可能采取他现在采取的行动
——这反过来又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
【合众国际社香港十二月十二日电】据美国最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之一说，中美领导人在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正设法改善气氛”。
关键问题是台湾。但是哈佛大学教授杰罗姆·科恩说，如果中国领导人“愿意采取灵活态度的话”，他预料“可以做成交易”。
科恩还兼任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顾问，他是在香港美国商会举办的午餐会上回答关于正常化方面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科恩说，有一些迹象表明，卡特总统的政府准备尽早推进正常化。但是卡特政府忙于其它重大问题，如中东、与苏联的限制武器会谈和伊朗的动乱等。
科恩说，除非总统在明春采取某种积极行动，否则，正常化问题将往后靠，直到一九八○年选举之后再处理。
科恩说，最近几周，邓小平副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棘手的台湾问题上“正设法制造新的气氛”。
美国政府的官员也在“改善气氛”，尽管国会内反对的人还很多。
科恩说，中国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他又说，不应忘记美国也有一些条件。他说，“根本”条件是不能破坏台湾的安全。科恩指出，国会中反对废除防务条约的势力很大，他们提出一个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后将保证台湾的安全。
【共同社北京十二月十二日电】题：表明要作好战斗准备
据北京电台十二日晨广播，十一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该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分别讲了话，指出，该自治区是同越南接界的最前线，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自从宣布成立被称为是越南的傀儡组织“柬埔寨救国民族统一阵线”以来，中国加强了对越南的谴责，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这些讲话，则是再次向国内外表明中国的高度警惕和战斗准备态势。
说认为历史必然会向世界革命发展的看法，对全世界的意识起了重大的影响，但事态发展越来越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说要求人权是当前的浪潮，是人类政治觉醒的重要形式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十二月七日电】以下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十二月六日在白宫举行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三十周年会议上讲话的纪录稿的摘要（本刊有删节——本刊注）：
布热津斯基博士说
：
我向你们提出有关人权的三个基本前提，然后再简单地加以说明。
第一个前提是：人权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历史的必然产物。第二个前提是：人权是美国同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发生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三个前提是：就人权而言，人们在为提高人的地位所作的努力方面取得了进展。
我在一开始说过，人权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历史的必然产物。我使用这些字眼是非常慎重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受关于历史必然规律的种种概念影响的时代。确实，在今天的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和最能打动人心的概念之一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必然会向世界革命发展，这是理论上规定的，这种看法对全世界的意识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可是，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证明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因为对于象我们所生活的这样千差万别又这样多元化的世界来说，这种世界革命的主张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概念。这种概念只能是在十九世纪正在经受着产业革命初期痛苦的欧洲这一狭隘的范围内产生的，后来却在这个基础上被说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是：人们越来越坚持自己的意见、人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因此也就越来越坚持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从而设想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建立在为实现共同的革命事业而组成的相似的社会政治组织基础上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今天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出现的使这个世界感到惶惶不安的许多困难，恰恰是由于对历史的基本看法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第二、我们试图使全世界更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使那些不得不同我们打交道的政府意识到。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不知道，它如何对待人权问题将影响它同我们的关系。我是经过考虑才选择这种字眼的，从全面讲，使用了将影响、而不是“决定”这个字眼。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这一事实：同其他政府打交道时还有别的考虑，如地区的利益、特别的双边利益、对安全的担心，这些考虑对采取不同的安排可能起支配作用，即使这些政府在某种情况下反应缓慢。我想，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使人权问题成为全世界日程上真正迫切的问题。（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这次随总统到世界各地访问，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甚至那些本来对我国的人权政策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也在何等大的程度上日益表示支持人权问题，并且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是这样干的，在某些情况下程度稍微小一些。但是即使伪善也要屈从于美德，他们感到被迫应当承认人权问题这个事实不是没有意义的。
去年，在人权行使情况方面取得了一些具体进展。我们的确得到这么一个印象：所以在若干国家里取得了进展，不是由于我们作出了努力，而是由于我们帮助鼓动起来的人权行使情况问题越来越正中人们的下怀。很难估计进展情况，但是作为一种粗略的近似估计，我想说，在全世界一共拥有二十五万人口的至少四十个国家里取得了具体进展。其表现方式是在更大程度上尊重人权，减少对政治反对派的压迫，释放受害者，对于一些已经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一般采取比较敏感的态度。
这是我们能够引以自豪的某种事情，虽然我们不应当以功臣自居。在这个时代里，在展望未来时往往缺乏有希望的前景。我想向你们提出来，目前这种进展情况是比较重要和令人放心的前景之一，因为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它告诉你，归根结蒂，人类，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或文化条件下，他渴望某种超然卓越的东西，渴望由他自己对他的独特性作出某种定义，渴望得到使他享有尊严的精神生活的某种东西。无疑，两次世界大战对政治觉醒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无疑，文化与教育的传播对男人与女人的政治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影响。无疑，新国家的建立在政治上更有意义地表达了人们寻求表现个性的愿望。
但是，这方面积累起来的影响使得人权问题成为世界议程上最中心的议题。我在谈“人权”的时候，我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在一个地理位置各不相同的世界上，在一个文化程度各不相同的世界上，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而且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对我们所强调的东西可能下不同的定义和以不同的方式表达。
但是人们都在共同议论人民的愿望和渴望，不管他们生活在拉丁美洲，还是生活在南部非洲，或者中东，或者东欧和苏联，或者远东。
我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象中国这样一个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国家里，在最近北京中心广场出现的政治言论中，一个响亮的呼声就是要社会主义民主，要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要人权，要确立个人同社会、同政府之间的恰当关系。
这是当前的浪潮。这是人类表达其新的政治觉醒的重要形式，认识到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支持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如我开始所说的，它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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