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十一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弗兰克·沃格尔自华盛顿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周恩来的总计划得到恢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政治指南》，摘译如下：
到本世纪末，中国大概会成为世界五大经济强国之一。北京的领导人为他们自己制定了雄心极大的经济目标，即使这些目标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中国不出十年时间也会深深卷入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努力实现他们的目标的时候，将会面临重大而困难的政治抉择，比如说，他们必须决定，在重点的排列上是不是把武装部队现代化放在发展基本工业的前面。
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发展中一直主张自力更生，可是现在他们可能不得不作出这个困难的政治决定：设法从国外市场上获得长期贷款作为资金。
以上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在这里出版的一本书中的部分结论。这本书共计八百八十页，书名就叫《毛以后的中国经济》。
这本书对了解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给政治上带来的困难和这个人口最多国家的前景是极为有用的。
一九七六年，中国在美国、欧洲共同体、苏联、日本和它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总额中只占百分之六点七，但在今后几年，它所占份额几乎肯定会增加很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要取得这样的地位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维护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
定在二○○○年实现的目标是很明确的，虽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问题的政治和经济观察家来说是一个问题。
华国锋主席在今年二月份五届人大提出了近期的目标。他要求在一九八五年之前，农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至五，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
本书的许多作者怀疑，中国人是否会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谁也不愿过早地把这些目标看成是不现实的，因为，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中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使它的产量增加了很多倍，尽管六十年代初的“大跃进”和十年前的文化革命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人作出坚定的努力要使它的军队现代化并使军队得到先进武器装备，而这些武器大部分将必需向国外购买，这样无疑会使实现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目标要困难得多。
粮食生产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方面的前景是光明的，不仅因为他们作出引人注目的努力来增加能源、化肥和灌溉系统，使单位面积产量能够大大增加，而且因为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获得成功。
但是，如果中国人要获得实现他们的目标的任何机会的话，那么，所有学者看来都认为，他们必须向国外借款，并且大大增加他们的出口。
【本刊讯】美国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一九七六年八月号载文谈台湾“加工出口区”，摘要如下：
所谓工业区，通常是指将一定范围的土地予以周密的规划和开发，并配合各种公共设备和其他优良的设厂条件，使之成为一个工业园地，吸引或鼓励企业家前往设立工厂，从事生产。而世界各国工业区中的“加工出口区”则为中华民国所首创。
这种“加工出口区”比普通工业区有更进一步的设备与服务，它的四大目标是：“吸引中外投资”，“促进国际贸易”，“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国内工业技术水准”。经过十年来的努力，上述目标均超出了预期效果，被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条最佳捷径；并在国际上获得普遍重视，各国纷纷派员前往参观学习，及要求协助设置。先进国家采用部分有效方法体制者亦有多国。而联合国经济组织也认为，台湾的加工出口区是全世界现有自由贸易或自由工业区中成就最高的一个。
简单说来，加工出口区内的厂商，其原料与制品于进出口时俱免征关税、货物税及减少印花税，但其产品必须经过加工过程始得外销，且不能随意课税内销。所以，加工出口区可说是一个融合自由贸易区及一般工业区多种功能的综合体。为了加强其功能及增加对区内厂商的服务，各加工出口区都设有管理处及有关辅助机构，集中权责，替投资人解决投资设厂、雇工、营运、外销等全部问题。所有投资审定、工商登记、土地核配、建筑执照、外汇贸易、货物进出口签证、产品检验、水电供应，以及电信、邮务、仓储运输、海关业务、银行资金运转、税务申报及免税手续等等，都可以在区内办理，无需四处奔波。由于事权集中，手续简化，其给予投资人的各种方便，比诸一般工业区或自由贸易区不知高出若干倍。
台湾目前设有三个加工出口区，即高雄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台中加工出口区。其中高雄加工出口区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成立最早，至今已有十年历史，其成就如何，可由发展情形见其梗概。
面积约六十九公顷的高雄加工出口区于一九六六年底成立时，投资额仅一千零七十多万美元；至一九七三年止，投资总额已达五千五百余万美元，较预定目标一千八百万美元超出三倍以上。其次自外销成效方面而言，该区产品畅销一○五个国家或地区，一九六六年时出口额为二十七万多美元；至一九七三年底已逾三亿美元，而进出口额之顺差亦达九千五百多万美元。至于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其数字更为可观；一九六六年时该区就业员工只一千二百多人，至一九七三年底则已达五万三千余人。
由于发展迅速，高雄加工出口区建成未满两年，投资设厂即达饱和状态，而中外人士前往接洽投资者仍络绎不绝。
目前三个加工出口区的有效投资业共二百八十九家，总投资额一亿七千一百二十六万美元，雇用员工六万五千二百余人。资金来源以外资居首，占百分之六十二：侨外合资居次，占百分之十七；国内投资占百分之十一点一；侨资占百分之九点八。
根据统计，至去年年底止，三个加工出口区外销总额已达十八亿九千零三十九万美元。
历年综计，除最初开始两年间，由于进口机器设备较多，以致进口显见逆差外，但从一九六九年开始一直是顺差。
总计历年来三个加工出口区共为台湾赚取外汇六亿零五百三十二万美元。
至于加工出口区制造的成品及半制成品的销路，则已遍及世界各地，主要地区以美国居首，占百分之五十四，其次是日本，再其次为香港、西德、荷兰、加拿大、英国等。
说中国正跨进制定一系列重要法律的门坎，以加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本刊讯】南通社十一月三十日以《中国的动向》为题播发该社驻京记者一篇报道，摘译如下：
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正跨进制定一系列重要法律的门坎，这些法律将从法律上加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一项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是对经济实行分散管理，这意味着从财政上加强省、地区和县的经济基金，但是也加强企业本身。有迹象表明，正在筹备制定一项全面的关于企业的法律，这项法律将从法律上调整这一部门。
据悉，经济改革的措施中还包括在计划体制方面的改革。今后代之国家计划和中央计划的是，将保证企业更积极地和更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
中国人士表明，正在准备对财政和外贸体制进行改革。有消息说，将放弃国家对外贸的严格垄断，将使中国的企业有可能自主地进入外国市场和支配所取得的部分外汇收入。
还有人建议对银行系统进行重要的改革，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给某些地方或企业建立自己的银行的可能性。
据从中国人士处获悉，还将采取措施打破国家对国内贸易的垄断，首先是打破对原料的垄断。根据这些措施，企业可以相互签订关于提供原料、出售某些商品和进行协作的合同。伴随经济政策新措施的将是加强经济管理民主化，强调工人的权利。在上层建筑方面，强调加强全国的法制。正在准备拟定用以调整公民、国家机关和其他机构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的一系列法律。
据说，选举制度和在干部政策方面的改革，也属于新措施之列。
文章谈到蒋帮驻美「公使」说邓副总理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只不过是一种手法上的变化」
【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十二月一日刊登迈克尔·伯林写的文章，题目是：《邓挫败台湾》，转载如下：
北京对台湾态度的变化在这两个有关的政府的官员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北京态度的变化是在邓小平副总理接见联合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透露出来的。
中国国民党人认为邓关于台湾可以继续保持非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讲话是“一个玩弄字眼的花招”，是为了“使美国公众反对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情绪软化”。
但是接近北京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士认为，这是对台湾采取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克制行动”。一位人士说，不采用“解放”台湾这种原先的说法，将有助于北京—华盛顿关系的正常化，因为这是向美国保证，北京不打算使用武力，统一也依然是一个并非紧迫的长期目标。
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负责新闻事务的公使陆以正认为，邓的讲话只不过是“一种手法上的变化——他们最拿手的微笑外交”。陆说：“对于邓的保证，我们不予重视，因为他们并不想恪守保证。我们并不是没有加以考虑就马上拒绝它的。他们希望我们为了得到一个毫无价值的保证就放弃我们的一
切，但是我们不想参加我们自己的丧礼。”
提供情况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北京驻联合国代表团还没有正式接到改变政策的通知。代表团热切地研究报纸上关于在北京发生的情况的报道，但是一直在等待预料目前正在北京召开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将发表的正式声明。
然而，这里的北京人士警告说，对于“统一后”台湾前途的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北京在同华盛顿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方面的立场有什么变化。这些条件就是：美国断绝同台湾的正式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事力量从台湾地区撤退。
中国人士说，美国可以同台湾保持文化和贸易关系，而且可以在那里有一个外交机构来完成这些任务，只要这一机构不是正式的外交机构。他们说，重要的问题是条约而不是外交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中国两方面的官员都在注视同一个方向，就是等待共产党的官方公报，看看风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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