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月二十七日刊登唐·奥伯多弗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人警告不要向北京出售武器》，摘译如下：
苏联外交界人士昨天说，苏联已警告几个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售武器大概会“很严重地损害”同莫斯科的双边关系，而且甚至可能招致未加具体说明的报复。
一位官员说，如果有人真向中国出售武器，“我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消息灵通的西方外交官不相信苏联能够照它威胁的那样去做。
西方国家的一位官员说：“苏联人的话最终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恐吓。”
据传法国向北京出售三亿五千万美元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一笔买卖已处于作最后决定的阶段。英国正考虑出售几百架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中国人还向意大利购买武器。
当万斯国务卿本周早些时候在这里访问时，苏联高级官员对这些可能成交的武器买卖表示不满，并且表示怀疑美国正为出售这些武器推波助澜，以便对苏联的东部战线增加军事压力。美国官员们否认了这种指责，他们说，华盛顿坚定地奉行反对武装中国的政策，也不鼓励欧洲国家武装中国。
尽管美国作了这样的否认，一位苏联官员仍然说道：“很显然，华盛顿某些有关人士不但不反对、甚至还赞成西欧一些国家向北京出售武器。”
苏联官员对其共产党劲敌极为敏感。苏联人士说，中国在军事上支持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莫斯科期望这个政权在不久的将来被推翻。苏联人士还说，柬埔寨三分之一的土地处于叛乱部队的控制之中，不过这里没有正式承认这一消息。这些叛乱部队得到越南人的支持，或许甚至是由越南人组织的。
这些苏联人士默认，莫斯科正在对越南提供军事援助，以便它能同中国支持的柬埔寨打仗。这些人士还说，制订向东南亚一些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是有可能的。
尽管如此，苏联人说他们多半宁愿同亚洲加强经济联系和外交联系，来对付中国采取的主动行动。
原编者按：俄国人最喜欢的一种嗜好——吸烟——现在在饭店和火车上都被禁止了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第四十一期（十月九日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有害的嗜好》，摘译如下：
苏联公民对是否去冒被烟草损害健康（俄国作家常常赞扬烟草是一种精神刺激物）这样一种风险的自决权，长期来已受到限制：在办公室、在公共汽车、食堂和地铁里，俄国人这种最喜欢的小小嗜好之一总是被禁止的。
《真理报》突然印在光滑的纸上，这些纸几乎不再能用来卷纸烟。最近以来，苏联在世界对付肺癌方面已居首位：苏联的吸烟者只能到新鲜的空气里或静静的小屋里去享受他们的有害的嗜好。
在火车里、海滨浴场、飞机里、足球场和剧院休息厅不再允许吸烟。在旅馆餐厅里，从十九点起才准抽烟——早饭或午饭后都不允许再吸烟。在新西伯利亚惩罚的威胁是十个卢布（三十多马克）。
烟灰缸消失了，汽车靠背上的烟灰缸拆走了。甚至在修复的古城维尔纳高级的、但却空旷的咖啡店里，如果一个受欢迎的花外汇的客人吸烟，那么他也会被请出去。
在剧场里，女检查员会用严厉的声调建议抽烟的人到厕所去，致使小小的厕所充满了十来个烟鬼的烟味。
教师们抱怨说，严格的禁令使苏联十二岁的学生跑到学校的广场上吸烟：列宁的榜样一点没有学到，列宁按照母亲的愿望一天就戒了烟，倒学了一点斯大林，斯大林让人在全国散发他拿着烟斗的像。
他比不吸烟的列宁多活了十九年。他最喜欢抽的“卡斯别克”牌烟，今天仍是人民所喜欢的——尽管官方进行限制。
这个限制可能与今天的国父勃列日涅夫（七十一岁）最近所做的决定有关，他由于常常感冒、声音变坏或更严重的情况而戒烟了。法国制造的一种自动烟盒也没用了，这个烟盒每三刻钟才给苏共总书记一支雪茄烟。
有时这位戒了烟的人也请警卫点上一支烟，以致使这位克里姆林宫和半个世界的主人至少能闻上一点对他来说是禁止的烟味。
【美联社伦敦十月十六日电】一个国际特别任务小组今天批准建立一个多国通讯社，以改进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报道。但是这个十八人的专家小组（它是由纽约研究机构——二十世纪基金会资助的），肯定了西方通讯社在报道发展中国家情况方面做的工作。
这个专家小组在伦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它搞了一年，花费了五万美元研究的结果时警告说：“要想在改进报道方面取得进展，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会由于政府进行干予或控制而实现。”
这个研究国际新闻交流问题的特别任务小组，是由法国前文化部长弗朗索瓦兹·吉鲁领导的。它的主要研究结果是：
——在第三世界和西方之间，“在新闻交流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这不是由于政治或经济的原因，而是由于历史和技术的原因造成的。
——西方通讯社不应成为替罪羊。“这些通讯社每天发出大量的关于第三世界的消息，但是这些新闻大部分都没有见报或广播”。
这个专家小组说，改进的办法是加强西方宣传机构和公众对第三世界的认识，而不是由政府加强对非洲、亚洲或者拉丁美洲新闻的控制。这个小组批准了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关于国际宣传机构和发展中世界问题的开罗会议提出的，建立一个多国通讯社的建议。该通讯社的管理人员有一半将来自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这是一个由南斯拉夫和印度领导的机构），另一半由西方派出。双方的各家通讯社和报纸都要借一名有经验的记者给多国通讯社借期一年。
这个特别任务小组还提议建立一个由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抱偏见的记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检查和估价为调整各方面新闻报道的比例所作的努力。
可以肯定，要求在就业和工资方面不得因为性别不同而实行歧视的女权运动，就证明了妇女多么关心工作问题，而不论她们寻找工作是出于什么动机。但是这场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大多数工作的妇女做的是小职员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的机会。她们挣的工资平均只有男人们的百分之六十。这个比率自从一九五五年政府开始保存记录以来没有怎么大变过。分析家们解释说，大量的妇女新近参加工作，做的是最起码的工作，因而使得这种差距改变不了
——尽管工资差别是在缩小。
无论如何，妇女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在需要专门学识的工作中，妇女现在占美国医生总数的大约百分之十二，而一九五○年，她们还只占百分之六。妇女在律师中的人数占到近百分之十，而一九五○年只占百分之四。管理工作中，现在将近四分之一的职务由妇女担任，几乎是三十年前的两倍。
比社会对职业妇女态度的改变更为明显的是，这么多妇女参加工作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举一个例子来说，职业妇女助成了经济的繁荣兴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分析家们说，换句话说，如果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没有那么高——现在十个工作的人中间有四个是妇女——，美国根本不可能保持它现在享有的二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对于家庭来说，妻子工作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两份工资确实比一份工资要强，它可以保护夫妻两人少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威胁。
对许多企业来说，帮助职业妇女花掉她们的工资，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专门研究消费者开支模式的经济学家林登把服装公司、化妆品公司、方便食品制造公司和饭馆作为因为有这么多妇女参加工作才兴旺起来的企业的例子。
他解释说：“职业妇女花在打扮上的钱往往比家庭妇女更多”。扩大了“富裕”阶层双职工家庭数字的增加事实上大大扩大了美国的“富裕”阶层，目前划富裕家庭的标准是每年收入在二万五千美元以上。根据会议委员会的记载，一九七五年，美国这类家庭占大约百分之十四，十年以前（按通货膨胀率调整以后计算）只有百分之八。
这些新的富裕家庭促进了对价格较高的小汽车、比较昂贵的家具和家用器具以及一些过去只有一小部分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其它奢侈品的需求量的增加。美国捷运公司的一位分析家说：“毫无疑问，丈夫妻子都工作的家庭增多了，对做渡假生意的行业也有利。”妻子参加工作还使美国人的理想——自己有一所独门独院的住宅——在许多家庭中变成了现实。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新住宅的平均价格现在已超出每所六万美元。全国住宅建筑师协会的主要经济学家祖米克拉斯特说，尽管“大部分家庭至少要有两个人工作才能买得起新房子”，但是房产市场仍然很兴旺。
但是，妇女参加工作所带来的变化并不都是好的。例如，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妇女使失业问题加重了，经济复苏已经三年了，但是美国失业人数的比率仍然有将近百分之六。他们说，劳动市场也根本容纳不了所有想要工作的妇女。
一些观察家们提出这么一个麻烦的问题：即母亲决定出去工作，对小孩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一种典型的论调是：把孩子送到白日托儿所去或者请外人来看孩子要比母亲自己照看孩子差得多。政府的一份研究报告避免作任何肯定的结论。但是它怀疑，母亲不在家里是否会“割断两代之间的联系，造成年轻人同社会异化的现象”。
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认为：这个国家的离婚率十年来增加一倍，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的生育率下降，结婚年龄越来越晚，这些现象都同妇女不断外出参加工作有关系。例如，一九五○年，二十岁至二十四岁的妇女中，未婚的占百分之三十二，而现在这个比率接近百分之四十五。
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晚婚对社会肯定有好处，它让夫妻两人在完成这种复杂的结合之前，感情上先成熟起来。（下）
【法新社维也纳十月十九日电】据这里宣布，今年上半年从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逃到奥地利的难民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今年上半年的数字是一千三百七十二人，平均每天八人，而去年上半年为七百七十七人。
难民中罗马尼亚人最多，为四百六十五人（一九七七年为一百一十二人），其次是波兰人（三百零四人，一九七七年为一百八十六人）和匈牙利人。
这些要求政治避难的人大多数是在进行有组织的、有人导游的旅行时进入奥地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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