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月五日刊登该报香港办事处记者迈克尔·帕克斯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加速开展》，摘要如下：
中国大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正在全国加速开展，给人以深刻印象。这场运动现在的规模甚至比起初规划的还要大。
为了发展工业，提高生产力，北京将把对外贸易额增加几十亿美元。数以千计的中国技术员和工程师将出国学习西方技术。经济管理人员现在不受意识形态框框的限制，作出决定的权力比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二十九年中享有的权力大得多。
在政治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激进派掌权时清洗的十万多干部正在陆续恢复工作，而大部分剩下的激进分子自己却受到了清洗。
他们积极鼓励作家和艺术家重新创作，许多过去被禁止的音乐，戏剧和文学作品也正在重新开放。那些访问过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反映，总的来说，现在的气氛自由得多了。
北京自己也认为，由于温和的开国元勋们同激进的批评者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而造成现代化运动迟迟不能开始的现象已经解决了。
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在国庆社论中说，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是要用更快的速度，力争在更短的时间里来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但是，中国在毛去世后成立的讲求实际的领导班子，虽然看起来信心十足地在北京掌权，但是在贯彻它的许多政策上仍然遭到相当大的抵制。
根据中国自己的分析，受到抵制最大的是，北京决定要对过去十二年来无辜遭到清洗的人，尤其是现在国家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工业管理人员，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恢复名誉的做法，还有要执行更强硬的命令来清除反对这种新的努力的人，或者在一九七五——七六年在由谁来接已故毛泽东的班的斗争中同激进分子站在一边的人的做法。
《人民日报》在周末说：“不允许用任何借口加以拖延，阻挠处理这些案件。”这清楚地表明，实现现代化的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在全国使温和派恢复工作和彻底清除“极左分子”。
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清洗和复职的过程已经深入到每个工厂、大学和人民公社，但是各级领导班子中，在文化革命期间得益的那些人不太愿意把权交给那些在动乱的十年中被他们赶下台的人。
自从中国订了在本世纪末赶上工业国水平的初步目标后，它现在正在把它实现现代化的最后日期提前到九十年代初期。
进行贸易谈判后从北京回国的日本官员们相信，中国如果政治上能保持稳定，就一定能够成功。
毛之后的北京领导人实际上面对高度政治化了的人民，他们会对北京领导人的政策提出质问，提出批评。
有些西方分析家感到，生活水平的提高未能象许多中国人所期望的那样快——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他们已经使实现现代化的工作在这重重困难中蓬勃开展，足以使这股劲头越来越大。
北京的这种新的自信心表明了这一点。
这种新的自信心还使政府得以重新出版了十几种杂志，报纸，理论刊物，重新开办了政治院校——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以后都已经停刊和关闭，再次鼓励中国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本刊讯】香港《明报》九月二十六日发表一箱社评，题为《广东接受外商设厂》，摘要如下：
港澳厂商提供原料，交由广东省某些工厂加工，这已进行了一段时期。另外一种方式，是由厂商提供机器设备与原料，在广东境内生产，产品属厂商所有，逐步扣除加工费，若干时期后，所有机器设备属于中共所有。第三种方式是大规模的设厂，生产一段时期后，工厂也全部属于中共。进行这些合作生产的，目前主要是港澳商人，但也有美国厂商在佛山开设制造收音机、电子钟的工厂。
美国资本家和香港资本家在中共大陆开设工厂，从目前的迹象看来，这一类合作生产今后将大规模开展，如果趋势不变，或许在数年之内，广东将有数十座以至数百座大工厂兴建起来而投入生产。
这纯粹是生意，双方计算之后都觉得有利，这才订合同进行。中共所提供的是劳力、地皮、能源，以及部分原料，外商所提供的是原料或者再加上机器设备。外商所得的是制成品，中共所得的是加工费或者是机器、工厂。
问题是，中共方面经办这些工作的干部，是否能忠诚与外商合作，能保证产品的质量与规格，能准期交货，使得外商满意。
【本刊讯】香港《明报》十月四日发表一篇社评，题为《以上海和香港作比较》，摘要如下：
最近中共有一部纪录片《上海》在香港放映，不少上海人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去观看。看了之后，的的确确是“发思古之幽情”，上海城表面上的一切，和三十年前几乎没有分别。当我们小时候看到二十四层的国际大饭店时，不禁高山仰止、十分钦佩，现在再看，自然是觉得毫不足道。上海的社会组织、人民的精神生活当然起了巨大改变，以物质建设而论，三十年来工厂数量和工业产量当然增加甚多。上海向来是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当时比香港先进得多，二次大战之前已有自动电梯，但它的进步从二次大战一爆发就停止了，从一九四五年起，给香港一步步的追过了头，远远抛落。以上海和香港比，上海损失了三十年时间。
旅客对参观点一般都是较陌生的，所以应有路标、指示等方便旅客的措施，否则甚至会出事故。北京的八达岭，从火车临时终点站到长城脚下有大约二十分钟的路，有些上了年纪的旅客在长城上转了几转，回程的时候，往往搞不清方向，要问路，会碰到语言不通的难题，结果有不少人曾经跑错方向，吓得心惊胆跳。如果能够在路上加上指示，则可减少这类情况。
一般旅客参观完毕后，都希望能带回一些纪念品，但大多数的参观点，都没有纪念品可买，或者很不合实际。例如著名的泰山，从山脚跑到山岭，能买到的唯一纪念品是写有“泰山”两字的草帽；到长城游览，虽可买到纪念章，但售卖的地点却偏偏僻僻，没有熟路的人指引，根本办不到，许多卖东西的地方都没有招牌。如果各地都能按特点多搞些花样众多的纪念品，对繁荣经济会有好处，对旅客亦有好处，多搞富地方色彩的纪念品，一定受大家欢迎。此外，各风景区参观点应该购备一些彩色胶卷，以供外国拍友购买，不少拍友在中国“弹尽粮绝”，面对美丽的风景，徒呼荷荷！关于交通问题交通情况较前几年有好转，但有些服务还待改善。例如济南的火车站售票处，连询问处也不易找到，而若要购买卧铺票，又要乘公共汽车到另一个地方登记，一般旅客都很难买到卧铺票，是否可以有合适的步骤以解决这个卧铺缺乏的问题呢？又如比较远程的公路（坐游览车四、五个小时的），应考虑客人去厕所和饮水的问题。应要随时准备一些汽水或罐头果汁之类。美国的长途公共汽车上有厕所设备，这值得参考。
说到乘搭飞机，北京的民航局，每天开出为数不少的车子，接待前往不同地点的旅客到机场，然而，这些车子只是一条长蛇阵似的摆在门口，没有标记、没有通告，反正哪班车接待哪班机的旅客，不到临近开车的时间，你无法知道。你也可以开口问旁边的工作人员，但气氛却使你感到是增添了人家很大的麻烦似的。
此外，如果旅客遇急事而希望改变旅程，一般来说，世界各地的民航公司都有将该机票延期的服务，最多是规定在飞机起飞前一段时间内办好。但在北京，这个却无法行得通，机票绝不可延期，如果旅客不想浪费金钱，只有一个办法，提早两天将机票退掉，重新轮候买票；至于是否买得到，则听天由命。曾经乘坐从北京开出班机的乘客，不少人对北京民航局人员的服务态度都很有意见。有一次，我见到两个军队干部有公事要急飞往呼和浩特，民航局工作人员竟然不管，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十多分钟的情况下，拒绝为两位干部想办法，结果由另一有经验的搭客出面，两位干部乘坐另一班机的车赶往机场，赶上了飞机。当时在场的民航局工作人员可不止一个啊！
广深线买火车票，要粘几次浆糊，手续烦琐，费时失事。广三线在南方大厦的渡口太旧，要改善。从广州到七星岩要过几次渡口，为什么不快快架起桥梁呢？还有，火车的运输量很大，由外地前来观光的零散旅客在某城市下车后，由于人地生疏，往往会手足无措，如果各地火车站能像南京火车站一样，设置一个巨大的地图，标明旅店位置、交通情况，则方便得多。广深线９２次列车餐卡的营业很乱，买饭和买汽水的方式，很不合实际，港澳旅客意见很多，至今未改善。还有像９１次广深线冷气列车，为何不多两架呢？
此外，今后建设新宾馆，实应认真注意交通和位置。北京的华侨饭店，每年接待的旅客不计其数，但其位置却令人不便。首先是远离市中心区；此外，饭店建在小街上，下车后要左拐右转才找到，而中间经过的那条小巷又窄又崎岖，下雨时泥泞满地，整条路车多人多，易发生危险，用于接待外国的华侨旅客，实属不宜。不知是否可以重建一下，在大街上开条小路直通饭店。其它旅店不少有类似的问题。接待人员问题现在一般的接待员专业水平不高，缺乏应有训练，很多问题不能满足旅客要求（旅行团还好一些）。星湖的接待工作很坏，旅客反感很大，水平一直不能有所提高，从经理到工作人员，人事上实在应作调查。游客多数反映说星湖的接待人员懒得厉害，面无表情，终日疲态毕露。无锡市有个女接待员竟连汽车出租公司有值班司机在夜间当值亦不知道，差点耽误旅客上火车的时间。看来应尽快提高他们的基本知识，并尽快培养大批专业人才。
深圳的九龙海关，每天要接待不少的香港客、华侨、外宾，但海关里不少的设备都是不适应的。例如中国旅行社设在候车室里的办公窗口，灯光太暗，地方太少，而且秩序混乱，排在窗口的旅客往往不管理，反而由窗口的旁边递进去的，却获得优先权。各窗口的工作人员工作量不平均，十一时那一班车换票的窗口经常挤满人，二时的慢车却空闲得很。还有是换票的手续也太繁复，一个人的车票要当即用浆糊粘贴几次才可发出，令旅客等候一段长时间。这些都要好好改善，使旅客在踏入第二站，就有愉快和良好的感觉。至于边防海关的态度、银行业务的改进，香港中旅社的作风问题，很多人都已提过不少意见，这里就不赘述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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