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能不能击败人口多、财力弱这两个挑战，现在还不清楚，但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心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九月九日刊登前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戴维·博纳维亚在香港为该报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微妙地改变方针》，摘要如下：
中国在七十年代，特别是过去一年半发生了一些变化，举例如下：
北京积极鼓励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对苏联采取比较富于进攻性的姿态，并打算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购买先进的武器系统。
为了贯彻显然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中国正在放弃以前的支持第三世界和大规模援助象阿尔巴尼亚和越南这样的共产党小国的政策。
社会限制和文化限制已经放宽，比较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了，一度被认为腐朽而禁演的电影可以放映了。
为了加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实行了十年的文化限制正在取消。
中国可能不久就会为了建立新的大型工厂而向外国要求贷款，而以前他们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建造或者用现金去买这样的工厂。
这些变化不都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中共主席毛泽东一九七六年逝世的结果。中国在一九七一年向美国开门——其高潮是前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是毛本人在周恩来总理辅佐下想出来的主意。
毛还提出了所谓三个世界——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他铁面无情地同莫斯科吵了二十年，现在这种争吵也正在左右着中国的对外政策。
但是，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穷国——古巴、越南、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站到了俄国人一边，北京对第三世界穷国的信心已经动摇。
为了弥补“人民战争”理论在武器生产方面造成的巨大差距，领导当局正在欧洲采购坦克、反坦克武器、制导系统、垂直起飞飞机和中国为了对付苏联从北面进攻它的危险而不能没有的其他武器。
在访问中国的西方人看来，最明显的变化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很多人谈到中国妇女的新面貌，她们开始烫发了，虽然夏天穿裙子的习惯并不象某些访问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新风气。
剧场和电影院在上演以前被禁演的“腐朽的”节目——例如一九六六年以前的电影和京剧古装戏。一些西方古典文艺作品也在书店里重新出售了，但是要排长队才能买到。
经过江青在一九七六年垮台以前一直坚持实行的对一切文化的严格控制之后，这些变化看上去也许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放宽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自由轻松的文化生活。
但是，真正重要的变化还是在内政方面，特别是教育制度。高中毕业生已经不一定非得先参军和到农村公社或者工厂呆上几年才有资格升学了。现在他们象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一样要经过考试，主要根据分数来录取。他们的政治态度仍然是考虑因素，但是不再象两年前那样是关键的因素了。
在工业方面，一条神圣原则——不准给工人发奖金和加班费——已被推翻了。从现在起，谁干活干得多和干得好，谁就挣钱挣得多——而不是凭嚷得最响就能多挣钱。
仅仅使劲干还不足以治愈中国经济落后这个慢性病。在一个人们认为自己每年能挣相当于两千美元的工资（虽然还有房租补贴和其他基本社会福利补贴）就算是幸运的国家里，经济很需要现代化——这正是毛的继承人为本世纪剩下的二十几年规定的目标。
中国人口多是个大问题（据认为已超过十亿大关），主要是靠双手劳动的农业体制只能跟上人们对实行配给制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要。
在同几乎是一切形式的外国文化完全隔绝了十多年之后，连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也已经混乱和跟不上时代了。
中国能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击败人口多和财力弱这两个挑战，现在还不清楚，但是现在已有了这样的决心。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九月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摘要如下：
在中国，现在人们的寿命延长得如此之快，以致不久就会赶上一些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人的寿命。在独立的人口统计学家最近所作的世界范围的调查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六十二岁。但是，中国国内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某些地区，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岁或七十岁多一点——同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少一岁或二岁。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制度迅速得到改善。
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无疑有一些贫穷地区，但是，中国的发展已经消除了对人们的真正威胁——饥饿和营养不良。中国城市和农村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中国扩大了基础广泛的和有效的医疗服务的结果。
新华通讯社最近报道了烟台地区（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的一千万居民的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九四五年，这个地区的农民和渔民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有一半人口挨饿。卖掉无法养活的儿女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由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很高。
那些成年人住在拥挤不堪和不卫生的住房里，很容易得上肺结核和由苍蝇蚊子传播的致命的寄生虫传染疾病。
根据新华社报道，现在这个地区人的平均寿命为七十岁。
合作医疗保护着人们的健康，每个农民一年只需交五角钱（十五个便士），有什么病都可以得到治疗。
“赤脚医生”（中国在农民的保健方面所进行的一项有名的创新）被培养成为诊断医生，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可以作阑尾炎和剖腹产手术。卫生员可以看一些小病，打预防针和做计划生育工作。
烟台地区的一系列的爱国卫生运动，净化了家庭的吃水，许多人家都搬进了新住宅。
据报道，全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都同样有所提高。
联合国的统计数字（尽管有时这些数字是根据猜测得出来的）表明，中国九亿公民的寿命越来越长。
据信，在中国，现在每一千人有一名医生——令人吃惊的是，它与日本的数字很接近（在日本，每八百人有一名医生）。婴儿死亡率也下降到百分之二，这同美国的百分之一点八的婴儿死亡率相差无几。
【本刊讯】美《洛杉矶时报》九月九日刊登琳达
·马修斯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人取消不准同外国人接触的禁令》，摘要如下：
据中国首都的可靠人士说，北京已取消了长期以来不许外国人同中国普通公民非正式接触的禁令。
驻北京外交官本周获悉，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下了一个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中国人可以比较随意出入外侨住
宅了，北京市的外国居民也可以同当地人民保持在世界其他国家首都说来是很自然的个人关系了。
这项指示显然已向公安警察传达了。几乎是从二十九年前共产党中国建立时开始，公安警察一直奉命监视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的一切接触。
北京的外籍居民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注意到这种监视似乎在放松。一位欧洲人说，最近，他同几个中国人建立了个人关系，包括互相到家里作客，中国当局对此并不过问。外国人说，现在的这个指示如果警方能完全执行的话，能够给多数外国人认为是麻木的生活带来值得欢迎的变化。
除了中国政府雇用的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一致的极少数“外国专家”以外，中国首都的外国人都住在有围墙的大院里，与外界完全隔绝，只能同他们周围的中国人有一点非常表面的接触。
外国人大院的出入口都有人民解放军看守。直到今日，警卫人员仍然奉命只允许院内的服务员、职工和受权到外国人家里拜访的极少数外交部官员入内。
许多外国人显然很讨厌这种安排，但是又不愿意冒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试图同什么中国人交朋友的话，会带来危险。
中国的极权统治最令人害怕而又最不事声张的方面是，中国人即使只同外国人说几句很普通的话，也要受公安特工机关的盘问。由于这种威胁，外国人要在街上随便同中国人谈谈话是很困难的。
在北京工作过三年、现在在香港的记者戴维·博纳维亚回忆说同他有接触的中国人只有他的司机和他的中文教师，“偶尔也在公园里同一些……特别不守规矩或者豁出去不顾后果的年轻的中国人谈谈话”。
一位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外交官说：“很长时间以来同外国人交谈一直是一个禁忌，以致实际上已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他们有一种内在的戒心，一种天生的谨慎，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的。”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九月十五日以《中国愿意向土耳其提供原油》为题自安卡拉报道：
在这里的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已把原油和石油产品列入北京准备向土耳其出售的货单。
根据土耳其和中国两国的贸易官员经过三天会谈以后于昨天签订的一个文件，中国还准备出售各种机器、农具、化学制品、制药原料，工业产品和大米。
作为交换，土耳其准备出售棉花、小麦、橄榄油、铬和铬铁、硼砂、铸铁和未确定的工业产品。
中国和土耳其两国代表的会谈是在苏联贸易代表团明天开始访问安卡拉的前夕进行的。
同俄国人的会谈
——将集中制订比伦特·埃杰维特总理和克里姆林宫六月份在莫斯科签订的贸易协定的细节
——对土耳其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议程上最重要的内容是苏联打算用三百万吨原油换土耳其的小麦。
注意一下这当中的政治含意是有趣的。中国外长黄华是在埃杰维特启程去莫斯科之前几天访问土耳其的。这里的政治观察家们认为，黄华的访问和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访问——目前还在继续——都是北京为扩大它和安卡拉的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土耳其和莫斯科的关系十年来一直在稳步改善。
【美联社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九月二日电】堪萨斯城的一位医生今天说，中华医学会已经邀请了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心脏病学家去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主要心脏病研究中心教学。
教学限期为三周，中华医学会向格雷·戴蒙德博士发出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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