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1日参考消息第4版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六月二日发表一篇由赫伯特·克伦普写的通讯，题为《在冶金大街上鸡在火车头下面咯咯叫》《德国人在中国最大的建设工地上工作，十月份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投产》，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中国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企业位于扬子江畔。中国人正同日本人和德国人一道在武汉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它每年将产钢二百五十万吨。赫伯特·克伦普亲身经历了这个庞大建设工地的形成。两年前，由于“四人帮”的活动，这个建设工地停工、工人受
    到谴责的时候，他到过那里。现在他再次采访了这个“冶金大街旁”的建设工地。）
    铁锈色的滚滚烟尘消散得十分缓慢。一团团浓烟从烟囱冒出，打着转，被风吹折，随风扩散。这是一幅工业时代初期的幻术般的图景。工厂的火车头拖着两节木制煤水车厢在扑哧扑哧地吐着气。路旁堆满黑乎乎的垃圾，还有一些细小杂乱的树木：叶绿素在战斗着。这其间还有猪圈、鸡窝，鸡在咯咯叫，猪在哼哼。所有对生活来说是重要的东西都要放在工厂就近。在这两个钢铁联合企业中有八万多职工，在武汉这个城市里生活着四百万人。
    一切都要经过这条坑坑洼洼的无尽头的“冶金大街”。在大街的尽头就是旧中国的钢厂，好战的日本人和盟友俄国人建造的厂，和气的德国人及日本人正在建造的新厂。德国人和日本人住在一家饭店里，离工厂区十二公里远。这坐用栅栏围起来的现代化建筑物不光是一个住所，而且还是一个幽禁区，是一个折磨神经的堡垒，并且还是一个折磨强神经的堡垒。陌生的环境和令人头痛的缓慢的工程进度，所有这些都在折磨着这些神经。
    施勒曼—西玛格和德马格公司为在武汉兴建连续铸锭装置和冷轧厂提供了七亿马克。这个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三个核心部分，热轧机，由日本人建造。但在工厂开动之前，中国人已经由于停工而消耗掉了五亿四千万马克。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动荡使这家工厂的竣工推迟了五百四十天，即一年半的时间。每一天就要损失一百万马克。新的纪律还不足以大治一年之前我在武汉就看到了大治意味着什么。建设工地看起来就象一场激烈的炮战之后的战场一角。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废铁和从德国运来的十八船灵敏机器的部件，钢管和大堆大堆的碎木头。电子仪器泡在冷轧厂地下室的水里。未经加固的工业用路使任何沉重的运输都变成了上坡和下坡。工人们乘敞篷载重汽车，根据天气情况，有时是冒着飞扬的尘土，有时是通过泥泞不堪的地面。当他们到达工地的时候，就不得不睡觉了。
    就是今天到上午十一点时候工人们也还都在钢板上或车床上酣睡。上班两个小时之后，就有人敲着碗筷去吃饭，没有一个人每天干五个钟头以上的活。同当年相比情况并没有好多少，当时工作下降到百分之十，对抗和骚动迫使干部们不得不用铁丝网把最重要的工程部分围起来。
    铁丝网今天还在，一部分被踩倒了，一部分被扯开了。新的纪律不足以大治。但现在看不到有那么多挑衅性的打扑克和下象棋的人了。在冶金大街上，那些拉着脖子上挂着牌子、由好战的卫兵看守的受批判的人到处游斗的载重汽车队不见了。武汉一直就是一个好战的、革命的城市，它是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汉朝时代的中国城市。而刚好在这样一个工业上雄心勃勃的武汉，在这个世界最现代化之一的钢铁联合企业里，如下问题得到了新的养分：中国将会从农业国跳跃到工业国吗？
    从下面三个具体的方面可以看出存在这个问题：
    （一）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历史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中国人当时请求提供六亿马克的贷款。在文化革命爆发之后，谈判就中断了。到一九七三年才重开谈判。这个时候中国人就不再想要贷款了。一九七四年签署协定时，出现了第一次骚动。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过激派抗议对外国的任何依赖。他们打算永远是革命的和农家式的。
    靠自己的力量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一幻想，无疑表明了对技术的一窍不通。同“四人帮”的斗争在武汉有了一个活靶子。有整整一年停工停产。按照协定和计划，工厂应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份竣工。现在人们可以说，如果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份轮子能够转起来，那就算是幸运了。但正如中国的所有预言一样，这种预言也是相对的。
    （二）作为任何工业效率结构原则的不同等性是中国争论的核心问题。
    按收入等级来看，年轻工人现在是月薪四十元，师傅一百一十元，技术员一百五十元，公司党委第一书记二百七十元，总工程师三百元。同公社的收入相比，上述这种差别给人的印象是按能力确定的。引人注目的是，最高的专家，即总工程师的收入要比最高政治负责人的还多：这是件新鲜事。德国的专家们认为，实行物质刺激的办法可能会使一直激烈的情绪沸腾起来。但是不实行按劳付酬的办法和规章，难道一种工业设备，甚至一个工业公司能够获取利润吗？
    目前劳动奖金最高达百分之十。这种制度的核心仍然是低工资。这有它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不致产生对特殊阶层的不满情绪并使这种情绪政治化，而且还能够避免通货膨胀。武汉这一工厂投产后所用的职工人数同西方类似的企业相比，将是后者的二到三倍。连续铸锭装置在武汉将用五百三十名工人，而在德国只有这一人数的一半。不认真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取消武汉钢铁公司的革命委员会，代之以一个照章办事的指挥机构，这是第一个希望的迹象。另一方面，在细小问题上的共同发言权是属于从农民革命中沿袭下来的“权利”。就是在业务问题上，工程师也常常不能在工人中贯彻自己的意见。他把这些问题拿去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或者闭起眼睛根本不管，还是心有余悸，怕负责任。
    武汉钢铁公司的尖端技术需要有一大批熟练工人队伍和保证有效的供应。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种令人怀疑的状况。诸如工作场所的清洁、食宿等简单问题，不同于去年，算是得到了回答。中国人拥有杰出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操纵电子计算机的人员在德国培训了十六个月。但在吃饭的时候，程序编制人员和技术员却端着饭碗。在打开着的电子计算机跟前转。
    这个七十万平方米的工厂，八百米长三百米宽的大厂房——有三十个足球场那样大——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王国。不符合操作规程的作法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德国专家们提请注意的正是训练的不平衡性。在全面试验的时候，电力就不够。新的发电厂正在建设之中。
    党组织虽然把高级技术人员的体力劳动由原来的好几周时间一下子压缩到每周八个小时，政治学习的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如果谁要是乱停乱放把一辆载重汽车给弄坏了，那么也不严肃地去追究责任。如果很好地保养并有一条很好的公路的话，那么在整个工厂建设期间的物质费用就可以省下百分之三十。但根本不向工人讲成本核算的问题。工人使用物资，但很不愿意保持整齐，而且很喜欢在没有安全保险的情况下在高高的架子上搞平衡。
    中国人长期形成的看法是，外国专家只管兴建，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由中国人来做，这种看法也影响着同德国人的关系。今天这种关系是友好的，在中国已经说是“友谊”。但语言上的障碍和心理上的差别，使相互理解的桥梁只是很窄而又摇摇晃晃。中国人对我们的教育方法缺乏起码的了解。
    搞搞体育锻炼可以算作是缓和一下紧张生活的活动。由十八家公司组成的财团为建筑一坐薄膜充气体育馆（内有一个网球场和足球场）和九柱戏场花了十万多马克。还有一个游泳池和一个兰球场。在星期天这个唯一不上班的日子里，人们可以离开用中国的简陋家具装备起来的一间到三间一套的住房到扬子江畔去逛逛。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多么大和多么具有农村风味。 WSV品论天涯网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六月二十四日刊登共同社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为《＜人民日报＞号召进行厨房革命》，全文如下：
    如果八亿人每次吃饭的时间缩短十分钟，那么一天就可以多出一千六百万个劳动力。中国的生活费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六用于膳食费。吃饭问题是天下大事，为了四个现代化必须进一步研究伙食合理化。
    《人民日报》最近刊登的宣传伙食合理化的报道措施，并使之早日实现。
    对中国人来说，可以说吃饭是活着的证据。讲究吃喝成了创造出世界上味道最美的中国菜的动力。正因为如此，饮食的习惯决不轻易改变，对于日本发达的方便食品，一般中国人的反应是：“那种东西味道不会好吃。那种东西称不上是菜”。
    但是，如果要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得不深入研究厨房的改革问题，四个现代化势必会波及到说“主食要由面包代替馒头”、“提倡吃方便面条”，又提倡研究“方便的菜和汤”、“真空密封包装菜及其原料和半成品”等。
    同时，《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一系列报道时第一次加了编者按，号召说：“这些报道值得一读。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大革命，它将为思想、文化、教育、生活习惯、道德风尚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要高度重视吃饭方面的改革。希望有关部门积极地帮助这个改革，采取有效办法方便市民的伙食。似乎可以说《人民日报》的宣传运动正是表明了一场大革命的前奏。” WSV品论天涯网

    【本刊讯】美国《化学周报》五月三日刊载一篇题为《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前景》的文章，转载如下：
    道化学公司太平洋分公司负责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经理施鲁姆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化学工业已有相当可观的发展，但是这一部门得到的投资仍然是最少的。施鲁姆在上月参加第四十三届广州交易会时发表了以上意见。他说，中国把开发石油储藏摆在首位，主要是为了换取硬通货，接下来是钢铁、发电、铁路、港口和公路。
    施鲁姆说：“短期内，中国人不会出口化学品，但是长期内，中国人将使化学品充满亚洲市场，并将在二○○○年或二○二五年与日本打一场经济大战。中国人现在离达到自给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然而，道公司的这位经理认为，今后二十年内，中国这个市场将稳定增长，但是当建成一定的产品生产能力后，市场将缩小。施鲁姆认为，化肥生产中国已接近达到自给。过去几年，凯洛格公司为中国建设了八坐生产合成氨、尿素和硝酸的工厂，现在中国人正在仿照凯洛格工厂建设他们自己的工厂。
    施鲁姆指出，虽然中国人购买杀螨剂和杀虫剂，但是他们不买除草剂，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劳力拔草。
    施鲁姆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技术，长期内中国将不得不购买技术，其中包括整套工艺装置和整套设计。过去妨碍这项工作进展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政府在思想意识上反对向外国集团贷款。中国人认为，为期五年的延期付款的支付方法不是贷款。延期付款的期限最近已延长到七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十年。 WSV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