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六月六日刊登一篇发自泰国宋卡的报道，题为《新的阶级在搞老的特权》，副题为《“解放”三年之后在南越行贿盛行，经济日趋雕敝，绝望情绪促使许多人外逃》，摘要如下：
在共产党人三年前开进西贡之前，就流传着对他们的称赞，说他们跟“腐败的阮文绍政权不同，是高度廉洁的”。可是，南方“甜蜜生活”的引诱也罢，在长时间的贫困之后现在想过得稍微好一些的愿望也罢，来自北方的许多胜利者现在同老的统治者一样腐败。
这只是南越自“解放”以来所经历的其中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整个经济情况从战争结束以来急剧恶化。共产党的集体化措施使农业上很富足的南方出现了粮食危机。国营店铺空空如也，商品短缺，黑市上物价昂贵。
武才萌是前几个月里冒着危险从海上逃到泰国来的几千名越南人当中的一个，他估计，“西贡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失业，许多工厂的生产达不到生产能力的一半”。武是经济学博士，一位银行专家。直到一九七七年中，共产党人还让他为他们工作，以后就把他解雇了。武和其他在宋卡难民营中的越南人都描述了南越生活的悲惨情景。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权力，但“新的阶级”横行霸道，大搞特权，这些特权是人民群众根本享受不到的。党的干部和军官们都在专门商店里买东西，配给他们的东西要比“一般消费者”多，但花的钱却要少。
黑市盛行，胜利者不想一无所获。为了增加他们额定的微薄收入，干部们把他们以便宜价格买回去的特殊配给拿出一部分来出售，借以赚钱。比方说，大米的价钱要比他们买进的价格贵一倍，香烟的价格则是买进价格的十倍。
在西贡（胡志明市）这个曾经被称之为“东方明珠”的地方，引诱人们去搞这种黑市的吸引力显然还一直是很大的。但是普通的士兵每个月只有四盾的津贴，而一杯咖啡就得花去一个盾。
在西贡就有些小孩坐在下水道旁一瓶一瓶地出售汽油，这些汽油都是从部队的仓库里偷来的。某些士兵无缘无故地就没收自行车，如果骑自行车的人随身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自行车是他自己的话。而这种被没收的自行车以后又会出现在旧货市场上。在西贡河巡逻艇上的乘员们还“查封”那些失业者在沼泽地上拣来的柴禾，这些失业者是想拿这些柴禾来卖几盾钱的。
在共产党人统治下实行的新的限制措施，为干部们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许多日常的活动都得有官方的批准和证明，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给干部们塞几盾钱之后，才能得到批准和证明。
为一张由农村到城里去的路条就得给干部们“茶钱”。
用六根金条或者两千元美金，甚至可以得到一个“合法地”离开越南的签证。
一位叫做李林的柬埔寨妇女，虽然越南人也承认她是来自柬埔寨的“难民”，法国人也已经给她办了入境签证手续，但她还是不能离开越南到法国去，“因为我交不起贿赂费”，这位二十六岁的妇女就这样说，她后来乘小船从越南逃到泰国。
除了经济困难之外，就是这种绝望心情促使许多中等阶层人们流亡异国。就更不用说那种恐惧心理了：人们害怕被当成“革命的敌人”抓起来，并被送到劳改营去，有些人到这种劳改营已经三年了还不能出来。
武才萌说：“最糟糕的是完全把握不准到底是什么法律，共产党人为所欲为，朝令夕改。人们不知道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周刊）六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克格勃策划了阿富汗政变吗？》，全文如下：
莫斯科电台声称，西方报界说俄国人直接卷入了四月二十七日推翻和杀害阿富汗总统达乌德的事件，这是“恶毒的谎言，其目的在于诽谤苏联的政策，而苏联的政策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样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上的”。
自从塔拉基总统夺取了政权以来，莫斯科和喀布尔之间外交活动频繁，这就使人毫不怀疑，哪个大国是搞掉达乌德总统后的主要受益者（达乌德虽然一向亲苏，但已开始跟西方改善关系）。有一些迹象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正在把阿富汗当成一个基地，利用这个基地来打乱伊朗和巴基斯坦亲西方政府的稳定。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公布过什么确凿的情报来说明克格勃和苏军总参情报部在多大程度上插手了阿富汗的政变。本刊依靠西方情报界人士提供的材料，现在可以谈谈，说克格勃把塔拉基扶上台，有什么证据。
这次政变的军方主要组织者是空军上校卡迪尔。他亲自挑选了一批刺客，派他们杀害了达乌德和他的重要部长们及其家属，这些刺客大都是在俄国训练的。卡迪尔同苏军总参情报部驻喀布尔头目瓦吉姆·佩钦科上校和克格勃站长诺沃克列钦科夫（公开身份是大使馆参赞）关系密切。在政变前几星期，卡迪尔跟这两个人见过几次面。
据东欧人士说，今年二月，克格勃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秘密来到喀布尔，帮助诺沃克列钦科夫计划政变的细节。工作组中包括克格勃负责“湿活”即暗杀活动的专家。据同一消息来源，正是这批克格勃专家中的一个（经查明是一个姓奥勃洛夫的人）在四月十七日枪杀了阿富汗共产党“旗帜”派领导人之一米尔
·阿克巴尔·哈比尔。
这一消息说，克格勃安排谋杀一位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是为了把“国会纵火案”的伎俩应用于阿富汗。据这一消息说，诺沃克列钦科夫估计到，这一暗杀事件会引起公众骚动，可以用作一个借口来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行示威，那就会动摇达乌德政权。哈比尔的葬礼成了共产党人扇动反政府骚乱的机会。
达乌德作了反击。他下令逮捕了旗帜派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还有参加过游行示威的二百多名陆军军官。反过来，这就触发了卡迪尔上校组织的、经过了周密计划的军事行动。
为什么克格勃会把一个本来被认为是苏联忠实追随者的领导人搞掉呢？从匈牙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的评论可以找出答案的一部分，该报指出，今年这次政变的原因之一是达乌德总统向西方在阿富汗投资敞开了大门，而且逐渐转向一种比较亲西方的方针，因而“引起了人民的深刻不满”。另一个因素是，达乌德政权的贵族性质造成了苏联的不信任：达乌德总统同原国王查希尔·沙阿是姻兄弟，难道可以相信他会始终充当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这种情形跟去年安哥拉的流产政变有类似之处：在安哥拉那一次，克格勃由葡萄牙共产党人协助，秘密地鼓励安哥拉人阵黑人领导人尼图·阿尔维斯去反对混血儿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
但是，克格勃策划者最关心的一点可能是：必须使喀布尔的政权完全支持苏联幕后搞的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颠覆活动。塔拉基总统在夺取政权后刚刚两个星期，就邀请了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巴克同尼斯坦分立运动领导人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和他的儿子瓦利·汗访问喀布尔。这一访问使伊斯兰堡紧张不安，特别是出席招待这两位巴克同尼斯坦首领的宴会的人员名单公布以后，更是如此。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一位巴克同尼斯坦领导人阿杰马尔·哈塔克，他在喀布尔住了多年，是一个著名的跟俄国人友好的人物。出席的还有新的三十五人革命委员会中的高级人物，其中包括副主席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他是驻喀布尔的克格勃的一个宠儿。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一日登载发自台北的一条专稿，题为《台湾加快从越南接运一千五百名华人》，摘要如下：
官员们今天说，由于越南华人的处境日益恶化，深感惊恐的台湾已决定加快接运胡志明市剩下的一千五百名得到台湾入境许可的华人。
官员们说，政府打算在八月底以前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安排的班机把他们都接出来。台湾与越南没有外交关系。
搭乘红十字会六月九日安排的班机与另外一百五十一名难民同时到达的一个难民说，五月二十九日，他看到堤岸区（胡志明市大量华人聚居的商业区）的侨民，在枪口的强迫下登上六辆军用卡车被运到经济区去。这个难民说，第二天，被驱赶走的人数增至六十卡车。
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人说，台湾自从一九七六年夏天以来发出了约三千张入境许可证，一千二百多华人已经取道曼谷飞出越南，本周晚些时候还有一百五十人要离开。
同中越之间最近公开的忿怒互骂形成对照的是，台湾在同河内打交道方面保持了比较沉着的态度。除了外交部发表一则简短声明说台湾政府“对越南华侨受到的迫害感到深为关注”之外，官员和当地报纸都不谈这个问题。
【时事社东京六月二十五日电】题：越南对中国“接侨船”实行警戒，在两个港口配备大炮和火箭
香港电：据香港右派报纸《快报》二十五日报道，越南政府（一）在胡志明市附近的头顿港配备了大量武器，大炮炮口对准停泊在该港的中国接侨船；（二）在海防港也排列着火箭加强警戒。这两个港口是指定中国接侨船进港的港口。
另外，《大公报》还报道了华侨的消息说：“在胡志明市还看到相当多的穿军服的苏联人和古巴人带着越南人翻译到处转。”
【合众国际社曼谷六月二十六日电】南越来的外国旅客今天说，西贡当局在一个星期之内收到了三万份要求前往中国的申请书以后，已经停止接受申请了。旅客说，与此同时，西贡官员们加紧把这个城市里的商人下放到乡间未曾开垦的荒地上去。
关于停止接受华人的申请的命令是上星期四下达的，离开发特别出境签证的办公室开始工作刚好一个星期。
【共同社东京六月二十二日电】题：不准向中国出口集成电路成套设备
据政府人士二十二日透露，东京芝浦电气、日立制作所、松下电气等三家公司正在同中国洽谈出口制造彩色电视的成套设备的问题，通产省就这套制造彩色电视成套设备中所包括的制造集成电路成套设备问题通知各公司说：「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禁止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因此，不准向中国出口。」
据这位人士说：一套制造集成电路的成套设备大约要三百亿日元，由于集成电路可以用于导弹的轨道控制装置，是军事性的重要电子部件，因此，巴黎统筹委员会确定作为禁止出口的项目，不仅是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即使是单个的制品的出口也受到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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