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六月九日刊登卡达尔八日在德布勒森市的讲话，题为《我们在成功地执行党的十一大的决议》，现将其对外政策部分摘要如下：
卡达尔谈到对外政策问题。他强调指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国际主义活动。
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我们致力于使每个人懂得我们是属于哪边的，我们所遵循的目标是什么。因此，我们公开地告诉每个人，我们是苏联的盟国，是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成员国。我们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活动。
我党政策的准则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忠于它的盟国，是做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原殖民地人民的朋友，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直的伙伴。我们相信，今后也只有当我们的合作愿望和联盟关系是明确的和牢固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为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成为苏联的可靠战友。我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及我们的资本主义伙伴也只有当我们的立场鲜明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他们可以寄予我们什么希望。因此，我们的政策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动摇，因为人家指望我们，相信我们，我们决不能朝三暮四。
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接着谈到匈美贸易协定的问题。他说，签署协定是在旨在解决两国关系的会谈中提出的。他指出，实际上说不上任何优惠条件，仅仅是指取消歧视和不利的差别的贸易而言。因此，任何一方都没有对对方作出让步。
我们期望扩大匈美经济关系，匈美贸易额今天在匈牙利外贸中只占百分之二。在互利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合理地增加目前微小的贸易额。卡达尔涉及与中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对中国的国内情况了解得不确切，根据我们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希望干涉其内政。我们向中国人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他们在早已迈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前进，并找到民族的幸福。尽管我们没有党的关系——这不是由于我们的错误而破裂的——但是我们希望与中国在国家领域有正常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有同样愿望的话。我们希望同他们有外交关系、外贸和发展着的国家间的合作。
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指出，遗憾的是，几乎在我们所有的国际政治步骤方面都遭到中国的反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政治目标，我们在原则立场上和我们的原则性的政策上不能让步。因为，这不仅渊源于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而且这也表达了匈牙利人民的利益。这方面我们不能向中国人的喜好让步。反苏主义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每一步骤。它反对古巴，又反对越南。它与北大西洋集团、共同市场成员国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智利反革命军事政权皮诺切特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边界其他领域也奉行类似的政策。
我们与苏联、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和越南是盟国。我们在各个论坛、会谈中都正直地代表着我们的立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使争论尖锐化。相反，我们希望使紧张得到缓和。我们努力这样做。我们希望将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在何时，怎样实现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他们。
【路透社东京六月六日电】这里的战略家们说，俄国正在加强它的太平洋舰队，要使这个舰队成为一个更好的工具来为苏联领导人在非洲和远东的政治目的服务。
当美国及其十四个北约伙伴正在对俄国在非洲的活动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至少是在口头上这样做）的时候，总部设在与日本隔海相望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苏联太平洋舰队正在实行现代化。
太平洋舰队按重要性来说，在俄国四个舰队中迄今为止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俄国派驻印度洋的军舰，四分之三是由太平洋舰队派出去的。
军界人士说，俄国的太平洋舰队现在至少在水面舰艇方面正接近于俄国的庞大北方舰队的实力水平。
当美国正在撤退它驻南朝鲜的地面部队，而中国新领导人看来正对西方采取较友好态度的时候，俄国实行它的太平洋舰队现代化计划。
这个舰队实行现代化的时机还包括：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形势更加紧张，而日本和中国则准备完成一项和平条约的谈判。
俄国始终没有同日本签订过和约。这里的战略家们认为，由于远东的战略环境即将发生变化，俄国开始对世界这一地区的形势感到不安。
俄国人清楚地知道，地理条件是对他们的太平洋海军不利的，因为他们的远东港口大都位于狭窄海峡的后面，而这些海峡是很容易被敌人封锁的。
军界人士说，美国的卫星、侦察潜艇和水下潜听装置经常密切监视着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因为据信俄国人在战争爆发前会把它的军舰开出来，要在开火以前让这些军舰驶出狭窄的海峡。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军舰不可能再通过这些海峡回港，所以它们将不得不在海上补充燃料、弹药、食品和零备件。由于这种考虑，太平洋舰队出现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它现在拥有大量的支援舰船。
这个舰队现有的七百五十五艘舰船中，几乎三分之一是油船、修理船、潜艇供应舰、海上补给船、起重船和其他各种船只。
【法新社伦敦六月九日电】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和卡拉汉首相今天讨论了下月将在波恩举行的西方经济首脑会议的前景。
唐宁街发言人说，这次会晤是“友好而亲切的”。他说，两人一致认为，工业国在波恩首脑会议上必须“充分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愿望。
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强调了继续保持富国和穷国间南北对话的重要性。外交大臣欧文参加了他们的会谈。
【合众国际社伦敦六月八日电】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今天说，他的政府对于非洲事态发展和外国对那里的干涉表示担心，但是，他不指望会迅速解决这一点。
【合众国际社伦敦六月九日电】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今天说，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官员草签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了防止澳大利亚卖给英国的铀被用于军事目的的保证措施。
弗雷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已经得到通知，我们的保障政策根据这项协议，已经得到充分的贯彻。”他说，他希望这项协议不久就会签字。
但是弗雷泽说，欧洲共同市场对澳大利亚的建议——要求让更多的澳大利亚农产品进入共同体——的反应是“令人失望的和完全不够的”。他是在澳大利亚的特别贸易部长加兰和共同市场官员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谈判未能取得结果之后说这番话的。
五月二十八日是星期日，浸信会在莫斯科只有一个教堂，我们到那里去作礼拜。
我用那天的其余时间，草拟我对苏联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
我在演讲结尾描写了我在列宁格勒墓地的经历，我说：
我们正致力于使世界更加和平的工作，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尽力保证，让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能在友谊与和平中共同好好地过活。
勃列日涅夫对我说，我那篇讲演的结尾，使他听了不禁热泪盈眶。
这次高峰会议最出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是在我和勃列日涅夫倒数第二次见面时发生的。那次会面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讨论越南问题。
起初我们有一点小小的争论，跟着他说：“为了和平，你觉得我们派个大员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好不好？”
我回答道，那对于结束越战，将有莫大贡献。
我们在高峰会议上获致的协议，在几个不同的领域里，建立了相互关系和合作的榜样。这就是“缓和”的第一个阶段，在某些地方把苏联拉进来，使他们对保持国际局势稳定，与维持国际现状，表示更大的关注。
因为处处都有窃听设备，所以我在苏联期间，记日记并没有口授笔录。我的一个部下向我报告，他随随便便对他的秘书说他想吃个苹果，谁知刚过十分钟，就有一个女仆捧了一盘苹果进来，放在桌上。
到了一九七三年初春，从表面上看，苏联正全力追求缓和。勃列日涅夫不动声色地改组了政治局，显然要把反对缓和的死硬分子全部清除出去。高峰会议成功的前景看来很好。
可是国内开始发生问题。政治舞台上抱有不同政见的人，互相联手，形成了一个古怪的结合。一边是自由主义者与美国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现在时机到了，应该向苏联限制性极强的移民政策，特别是向有关苏籍犹太人的移民政策挑战。
另一边是保守主义者，这些人传统上反对缓和，因为缓和跟他们在思想上反对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立场不合。一九七三年四月，我要求国会批准在贸易上给苏联最惠国待遇。这个要求使左右两派有了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自由主义者要苏联放宽移民政策，作为取得最惠国待遇的交换条件；保守主义者认定缓和在原则上就是一件坏事，要对议案进行阻挠。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众议院通过了一个贸易法案，事实上等于不准苏联享有最惠国待遇。
六月十六日下午，勃列日涅夫的飞机在安德鲁空军基地降落。他到戴维营后不久，我从比斯凯恩湾打电话给他。听他说话的声音，他从来没有这样友善过，好象毫无拘束。若就气氛而论，第二阶段的高峰会议，开始得再好也没有了。
星期一早晨，勃列日涅夫的汽车开上弯曲的车道，在白宫南走廊前面停了下来。
双方作过简短致词以后，我们走上被雨浸湿的草地去检阅仪仗队。我们走到前排士兵末尾，正预备回头检阅后排士兵时，勃列日涅夫兴奋快乐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他热烈地向鼓掌和挥舞美苏国旗的群众招手，然后大阔步走到他们面前，就象在州郡农产品展览会上在群众身上做工夫的美国政客一样。
等到他向我说明他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时，他的态度变得十分严肃。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却要藉这个高峰会议显示，美苏关系比美中关系更重要。
星期二晚上，我代表美国送了一部深兰色林肯大陆牌轿车给勃列日涅夫，这部汽车是制造这种汽车的厂商捐赠的。勃列日涅夫最喜欢收集豪华汽车，坚持要当场试车。他坐在驾驶盘后面。给我做了个手势，要我坐在他身边。当他把汽车开上戴维营周围一条窄路时，我的警卫队长吓得脸都发白了。（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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