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六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迅速崛起的形象》，摘要如下：
西方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中国外长黄华星期日到达扎伊尔向蒙博托总统致意的镜头，这最生动地着重说明了中国对外政策迅速崛起的形象。这是黄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抨击俄国人之后仅仅几天时间以后发生的事情，它也与北京的几个高级经济代表团对欧洲进行重要访问的时间不谋而合。
这些事件突出了北京对世界的见解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本身并不新鲜，但是同西方发生了新的关系。这些特点是：俄国人是对世界和平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在非洲和在其他地方都如此，欧洲和美国对这种危险注意不够，中国需要西方朋友提供技术，这种技术将使它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诚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特点表明，中国人现在已不象过去那些日子了。北京现已采取了加强自己和它的朋友的初步真正步骤，虽然它的朋友只是因为反对苏联力量的扩展才被看作朋友的。
中国人是极不大可能派军队去扎伊尔的，但是黄华的访问必定意味着——有可能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北京强烈反对古巴在非洲的势力，而苏联在那里制造麻烦的证据更证实了他们最严重的疑心。
中国人一直直言不讳地说，古巴只不过是为俄国人干肮脏勾当的工具而已。
继安哥拉之后苏联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的干涉使中国人更感到不安，莫斯科的影响明显扩展到扎伊尔的叛乱分子那里，这加深了他们的不安。
更严重的是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迅速升级的摩擦，一些年来，越南对莫斯科的依靠多于对北京的依靠。中越两国争吵有许多历史原因，中国人担心俄国人也在那里混水摸鱼，由于这种担心，关系恶化了。根据香港的消息，中国人说，俄国人鼓励越南人在中国的南部边界闹事，以便把注意力从北部边界吸引走，在北部边界，苏联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北京。
自从一月份以来，中国同越南的关系越来越坏。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中国对那里的事态发展明显感到不安。在过去几个月中，据说越南人使华侨的生活变得很悲惨。大约已有十万人逃回中国。这使这两国的关系达到了北京已减少它对越南的援助的地步。
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告诫西方，特别是西欧（中国认为西欧是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战场）要警惕苏联的帝国主义野心。随着鸽派和鹰派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的增长情况，欧洲领导人已更加愿意耐心地（如果并不总是完全赞成地）听取中国人的意见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在想方设法寻求技术、而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工业在急切寻找新的销路的时候发生的。
虽然美国国务院反对“联系”（这就是，由于苏联在其他区域的活动而停止搞缓和，停止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概念，但是，由于莫斯科在非洲的意图看来根本不是和平的，美国国务院的看法目前受到了压力。目前，华盛顿比最近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至少听听北京多年来的说法：缓和是一种骗局。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六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增加了同非洲国家合作的协定》，摘要如下：
最近两个事件引起人们对中国和非洲国家合作关系发展的注意：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最近在扎伊尔进行四天的正式访问，巴马科电台上星期正式宣布加强中国和马里的合作。
中国外交部长，相继访问了金沙萨和卢本巴希，同蒙博托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黄华同他的交谈者研究了给予扎伊尔政府直接援助的各种方法。
在巴马科，中国大使宣布一百来个中国技术人员不久将到达，他们将同那些已在当地参加塞古地区尼日尔河管理局的现代化工程的人汇合在一起。此外，他指出，中国考虑不久在马里建立一个制药厂，在巴马科的尼日尔河上修第二坐桥梁，以及大规模参加马卡拉排灌大坝的翻修工程。
中国领导人并不把他们的努力局限在扎伊尔和马里。几个月以来，他们增加了在整个非洲首都的主动活动，以便发展在某些方面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关系。正是本着这一目的，中国在非洲的展览才有了进展和多样化，中国才每年参加全非博览会。
中国和非洲伙伴所签订的协定极其明显地增加了：一九七四年十九个协定，一九七五年二十个，一九七六年二十九个——其中四个协定是废除埃及—苏联条约后同埃及签署的，一九七七年签订了三十二个。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这些协定涉及到十八个非洲国家。一九七七年，却关系到二十六个国家，其中有利比里亚和佛得角群岛，这两个国家对于中国是两个新伙伴。
如果察看一下中国人感兴趣的活动部门，人们就会看到，单单修建把坦桑尼亚港口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铜矿地带联结起来的铁路工程就具有壮观的特点。在毛里塔尼亚的努瓦克肖特修建深水港，也需要花大量的资财。然而，中国人一般地满足于修建象在恩贾梅纳、班吉或瓦加杜古那样的体育场，象在布拉柴维尔那样的人民宫，象在几内亚—比绍或马里那样的拦水坝。象赤道几内亚或毛里塔尼亚还得到作为技术援助的医务人员，象利比里亚、卢旺达或扎伊尔得到了农业专家。
在非洲岗位上的三分之二的中国专家是公共工程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但这也包括医疗队成员、农业技术人员、武术教练或乒乓教练、一些教员。
看来，马里目前是接受中国专家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贝宁、阿尔及利亚、塞拉利昂、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和利比里亚。这似乎表明，同苏联人的情况相反，中国人并不把提供援助同受援国的意识形态选择直接联系起来。实际上人们在这些受援国中既有进步国家（如贝宁或几内亚），也有温和国家（如利比里亚）。
最后，所有的非洲人都重视中国技术援助的效率高和费用低。看来，中国技术援助的资金，部分地是从中国与它的非洲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利润中提取的。实际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收支在一九七六年（最新公布的数字）是北京出超三亿美元）中国出口四亿八千万美元商品，进口一亿八千万美元商品）。这使许多人说，中国人在非洲的费用是最低的，而得到的政治好处则是巨大的，至少从中国的援助引起大多数有关非洲领导人一致赞扬这一点来看是如此。
【印报托新德里六月二日电】达赖喇嘛说他愿放弃西藏自由的要求，条件是“如果我能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西藏人民在中国统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孟买出版的双周刊《展望》最近一期上刊登了达赖喇嘛同记者的谈话。记者问：如果中国邀请，他是否愿意到西藏去？
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回答：“为什么不去呢？到西藏去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损失……”
达赖喇嘛在谈到据传中国新领导“重新任用”班禅喇嘛一事时说，这表明“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有了变化”。
达赖喇嘛不同意外国记者关于“西藏人很幸福”的报道。
关于中印关系，达赖喇嘛说，虽然印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可能有某种改善，但是，“我认为两国不可能在近期内建立真心诚意的关系。”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二十六日刊登一则共同社五月二十五日发自新德里的消息，题为《亡命的达赖喇嘛暗示他可以放弃“自由西藏”，而且有访问中国的想法》，摘要如下：
在中印接近的气氛中，一九五九年三月亡命于印度的达赖喇嘛的动向，受到人们的注意。最近在新德里露面的达赖喇嘛，二十三日在这坐城市的一家饭店会见了共同社记者，他说，“如果能确信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人民是幸福的，那么，我将放弃‘自由西藏的要求’。”尽管他措词慎重，但暗示了他对中国华国锋新体制的西藏政策予以评价的想法。
达赖喇嘛在同（记者）会见之前，访问了印度总统，而且同十三个亡命的西藏领导人会晤。印度政府外交部人士对达赖喇嘛的上述态度的变化，坦率地表示欢迎。
【法新社巴黎六月七日电】北京对非洲的政策正处在急剧变化的阶段，中国正在把它的技术援助计划改用于另外一些国家。
专门研究中国事务的法国观察家认为，黄华外长出乎意料地访问扎伊尔一事，表明了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中国将来的非洲政策的方向。
中国不再满足于仅仅同非洲国家（进步的和其他类型的）签订许多合作协定了，而且公然利用非洲大陆的冲突来抗衡苏联的努力了。
中国有巨大的优越之处，这就是，它同苏联不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政策的这种新做法，使中国同那些只同中国的革命有间接关系的政府结成了「客观上的联盟」，下列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从沙巴事件一开始，中国就站在西方和扎伊尔政府的一边。中国毫不犹予地就采用了苏古干涉非洲这一提法，支持法国和比利时的军事行动，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和莫斯科的古巴宪兵。
黄华在访问扎伊尔期间反复提到的一个说法是，非洲和中国都需要和平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这种和平经常受到苏联和古巴的威胁。这个说法终将引起非洲人的共鸣，并使苏联作出反应。
北京支持蒙博托总统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使中国领导人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苏联在埃及、苏丹和索马里遭受的挫折表示欢呼，认为这是这些国家的「巨大胜利」。
中国政策的变化包括重新安排中国的技术援助。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对武器问题的新方针》，摘要如下：
除了中国严厉反对超级大国之外，它在联大裁军会议上的姿态是令人感兴趣的。北京正在给人这样的暗示：如果现有的由美苏担任两主席的日内瓦谈判机构加以改组的话，它准备参加裁军讨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是政策方面值得欢迎的改变，因为以前这个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裁军讨论。
可以肯定，中国参加武器问题谈判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对军备控制的吉兆。谁都不应当抱任何幻想，认为中国会认真地谈判裁军问题，除非它自己的裁军利益已经达到和其他国家的裁军利益相等的地步。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北京由于美国、特别是它的头号敌人苏联在军备方面占优势，必然会继续加强它自己的常规防御力量和它自己的核威慑能力。
但是，由于中国的参加会增加联合国裁军辩论的合法性，这将是朝正确方向的发展。中国有辽阔的土地和九亿人口，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军事和经济大国。谈论普遍裁军而不听听中国意见是不实际的。如果中国参加，情况就会变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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