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二十七日刊登特伦斯·史密斯的一篇专稿，题为《华盛顿的辩论：如何对付苏联的挑战》，摘要如下：
苏联开展的反对中子弹的刺耳的宣传、苏联继续加强军事力量、明目张胆地怂恿阿富汗搞最近的政变、违反赫尔辛基协定有关人权的规定、苏联的亲密盟国古巴继续插手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所有这一切事态发展，都正在引起美国应如何作出反应的问题。关于事情的起因没有一致的看法关于苏联伸张势力采取的新的形式的原因和意义一直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也没有任何一致的看法。
一些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这种倾向表明由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健康问题，共产党政治局内部即将发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
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控制权正在削弱，苏联的领导班子内部的角逐者，从秘密警察或克格勃到军方，正在同时四面出击。但是，发表这种观点的专家们强调说，这些只不过是理论，而不是实质性的解释。
关于美国应作出什么适当的反应的辩论，同早些时候的万斯国务卿与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之间关于是否要把苏古在埃塞俄比亚所起的作用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的众所周知的分歧不相同。
尽管如此，下面的情况仍然是真实的：人们由于认为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而感到情绪激动，流露这种激动情绪的大部分是布热津斯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象舒尔曼这样一些国务院专家则把苏联在非洲的活动说成是反映苏美关系固有的竞争性，并且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活动对俄国人来说同样令人不安。
主要的分歧是：舒尔曼和万斯认为，必须优先考虑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协议。他们争辩说，这会取得在其他领域树立信心的效果。
现在至少在政府中，包括布热津斯基在内似乎已经就下述问题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意见：诸如武器问题会谈、全面的核禁运条约和甚至为限制销售常规武器而作出的努力等这样一些重要的事务，应当尽可能同埃塞俄比亚、安哥拉或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分开。
产生这种一致意见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署在即。政府的官员们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达成交易的因素已经具备，但是，他们的乐观情绪确实是难于掩饰的。
同时，签订一项武器协定的前景使美国应如何作出反应的问题复杂化。一位决策者今天说：“我们要把得失结算一下。”这意味着华盛顿正在谋求采取“既能使我们的盟国放心，又不会危及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办法”。
他们排除了同苏联或古巴发生任何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一位官员说：“欧洲是美苏竞争的极为重要的场所，而不是非洲。在非洲华而不实地显示力量，并不能恢复欧洲人对卡特的信心。”“某种强硬的言论”这位官员说：“我想你是会听到某种强硬的言论的，还有一些主张向联盟进一步作出军事和经济贡献的建议，这会给人们带来一种信息。”
在拟订美国应该对苏联作出什么反应时，除了涉及对外政策的考虑之外，还涉及一个显而易见和意义重大的方面，那就是国内的政治斗争。
对莫斯科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可以大大有助于改变卡特总统近几个月来所取得的作为一个优柔寡断的领导人的那种形象。
此外，政府想要建立一种将对参议院最终批准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前景有所邦助而不是构成障碍的气氛。
此外，他们正在利用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因为这件事对苏联有影响。
一位官员说：“布热津斯基此行足以有用地提醒苏联人：我们同中国有着积极的和不断发展的关系。这一点他们是不会忽视的。”
【国际交流署纽约五月三十一日电】题：苏联和美国无法解决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分歧
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五月三十一日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问题作了五小时的集中讨论，但是没能解决他们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的突出分歧。
万斯和葛罗米柯在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团总部同记者们谈话。他们说，他们将找一个对彼此都方便的时间再次举行会谈。
葛罗米柯说，双方“表示决心使他们的会谈取得成果”。
他说，如果双方“的确表现出这种决心，会谈就会取得成果，而这将是特别重要的”。
葛罗米柯主动谈到这个事实，即他在会谈中提出了“我们”在美国报纸上看到的关于苏联的报道中“所谈到的气氛”问题。
他表明，苏联对它在美国报纸上看到的东西感到不愉快。
当有记者问葛罗米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否比过去几年里要坏一些，他说：“如果我有一小时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回答这个问题。”他概括地说：“我愿意看到它们比现在这样要好一些。”
国务卿万斯说：“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但是他强调说：“另一方面，我们一直能够进行有益的会谈。”他还说：“我希望这种关系将会变得好一些。”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三十日电】当美国和苏联正在设法通过谈判缔结一项新的战略武器条约时，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健康不佳的情况似乎是有利于俄国人的。一些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官员说，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使美国和它的盟友比俄国人更急于缔结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他说：“他们所以这样急几乎肯定是因为生病的勃列日涅夫主席给人的印象是，他比克里姆林宫的其他人更主张通过谈判缔结条约。如果他真从舞台上消失了，那就可能至少要经过几个月之后他的继承人才能恢复会谈和享有同他一样的权威。”
【法新社斯德哥尔摩五月三十日电】瑞典三个大机场——斯德哥尔摩、阿尔兰达和哥德堡
——的地面工作人员今天决定继续举行昨天开始的“自发性”罢工。
约有一千名工人卷进去了。他们拒绝他们的工会和雇主们签订的工资协定。
前白宫法律顾问迪恩，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也就是欧文调查委员会，作证五天。
他那篇长达三百四十五页的开场白，就读了整整一天，他对我的控诉，大部都写在这篇开场白内。他的证词的基础，就是指控我自从和他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见面以来，我积极参加水门事件的掩饰工作，至少有半年之久。
我认为迪恩的证词，是真实和谎言的巧妙的结合，是可能是无心的误解与显然是故意歪曲的巧妙的结合。
不准任何白宫助手出席欧文委员会作证，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不过我认识到外界对水门事件群情激忿，要是我那样做，一定得不到公众的容忍和谅解。所以我放弃总统所有特权，准许白宫职员接受欧文委员会的质询。纵然如此，委员会成员还不满意。他们要求公开调阅白宫档案。
七月七日，我写信给欧文，予期他对查阅总统文件一事，就要提出正式要求。我在信里提到，根据历史先例，我们和国会调查的合作程度，已经十分可观。根据谣传，他们要票传我亲自出席，所以我提醒他们，杜鲁门曾于一九五三年被传出席国会委员会，他拒绝前往。
我对委员会各位委员说，和杜鲁门一样，我既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也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
七月十二日，欧文写信给白宫，说他害怕我们所采取的两个立场“势将引起基本宪法对抗的严重可能”。
（原编者按：七月十二日尼克松起床时胸部发生剧痛，根据诊断，他患有过滤性肺炎，进了海军医院。他决定在医院里继续办公，事实上他也那样做了。就是在医院里，有人向他报告，前任白宫职员巴特菲尔德已向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泄露，总统办公室内装有秘密录音系统，能自动记录所有谈话。）
这个消息使我感到震撼。现在看起来也许不大可能，可是我那时确实相信，白宫的磁带录音系统，永远也不会泄露。我认为任何白宫职员，至少会引用行政特权拒绝证实白宫设有磁带录音系统。对于此项泄露，反应非常强烈。《纽约每日新闻》的大字标题是：《尼克松窃听自己的办公厅》。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刚刚在几个月以前，我吩咐霍尔德曼把所有录音带去掉，只有关系重大的国家安全事务的除外。
我不知道录音带上到底录了一些什么。因之，我决定求助于总统特权，不准把录音带的内容泄露出去。
我现在相信，从泄露白宫有录音带起，到我决定不要把录音带销毁的时候止，我这个总统就难有机会做到任期终了了。
八月二十九日地方法官赛里加，对特别检察官关于九卷录音带所提的公诉案，裁决我们败诉。我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法院强迫一个总统交出他已决定不拟交出的文件。法院可以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颁发命令，不过总统有权拒绝接受这道命令，如果它侵犯了这个独立的政府部门的特权的话。
我决定对赛里加的裁决提出上诉。
（原编者按：总统这次上诉，就取得录音带问题，引起了一场长期的法律诉讼，最后以总统败诉和辞职告终。在此以前，埃利奥特·理查森做了检察长，受命选择一位特别检察官，继续对水门案进行调查。使尼克松惊愕的是，这位检察长选择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名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从尼克松的观点看，更坏的是，考克斯是个民主党员，还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
考克斯接受任命之后，就开始追查关于档案的事情。
考克斯所计划的那种行动，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可以存在下去。如果他决心赶我下台，而且我认定他和他的属下是要把我赶下台去，他们的权限既然那样广阔，用不了多少时候，他们就能象白蚁那样把整个行政部门钻得不成样子。
使人丧气的是，尽管我认为他们是一批怀有党派成见的狂热分子，滥用我赋予他们的职权，要用不公平的办法把我毁掉，而舆论界却把他们当成美国正义神圣火焰的保卫者，正和一个万恶的总统和他的腐败政府搏斗。每次我要陈述我的观点，他们照例说我自私。我实在不能想象，任何一个总统会准许一个人，独自运用白宫给他的权力，来进行一种充满党派成见和有损政府的调查工作。我决计把考克斯开除，这样一来，一场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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