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巴黎竞赛报》三月二十四日以《我呼吸到中国的新鲜空气》为题刊载法国前部长、前驻日本大使弗朗索瓦·米索夫同该刊记者的谈话，介绍不久前他访华的观感，摘要如下：
记者：部长先生，近来人们在谈论“北京之春”，既然你从中国回来，能否提供些在那里真正发生的、能说明这些特点的新风呢？
米索夫：如你所知，我所去的地方，我都喜欢自由散步。手插在兜里，嘴上含着烟卷，如同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我能告诉你的是：在北京、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我的印象是，禁戒正在消失。举个例子，假如你独自一人进到一个小吃店（相当于我们过去居民区的那种小咖啡馆），人们对于进来一个欧洲人自然流露出一些惊讶之情，但也至此为止。他们把你让到稍宽敞的地方，如果你坚持要和他们一起吃饭，大家会动一动，让你和他们坐在一个桌子上。这无疑是欢迎你。只要你的作风自然，而不是象一个挎着照相机的游客那样。这只是一点细节，但却是新事
。
问：那么，假如你去一个家庭，那将会怎样呢？
答：我有些经验。在十二点左右，你如同找错了门一样，进到一家里去，这家人正在吃中饭，他们会有一些惊奇之感，但仅限于此。人们在马路上，把外国人当作新奇的动物来围观的时代不再有了。这事也是新的，完全新的。
问：西方人提出疑问，华国锋是否把他的国家引向一个消费的社会。如同在法国所称呼的那种消费社会。德国人那种更有感染力的叫法为“橱窗社会”，简言称之中国商店，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自然不应该同在我们国家所见的相比。那将是完全错误和不正确的。以我所见，他们的情况和我们所说的消费社会距离甚远。但我发现他们做得相当好，品种很多，花色也很多。我曾到一个商店去买兰色棉大衣。你知道这种大衣再加上一顶帽子，只需五十法郎。我想鉴定一下布料质量，但售货员对我说，不必了，把布头收起来吧。我还愿提一个细节，在日本，如见到一个欧洲人鉴定纯属他们国货的衣服，那将会使他们震惊。在北京，我如同在我们国内一样，或者说我似乎已变成了中国人。
问：有许多大商店吗？
答：在北京有一个著名的友谊商店，这主要是为外国人开的。在几个大城市里，现在也有相当于我们规模的大商店。但商品品种要少的多，也很少有我们商店那样华丽，这是肯定的。但中国人很少显出象我们通常那样作复杂的比较。我愿强调一点，这一点到处可以感觉到。即在人们中间，对美好的生活抱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生活得丰富多采。这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对于那些很了解中国的人来说，也呼吸到这种新鲜空气。
问：多年以来，中国的书店只卖小红书和江青批准的京剧剧本，现在是否出现解冻？
答：我看到了现在开始卖小说，重新翻译左拉、巴尔扎克的著作，我也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在上海我看到的一个书店。这个书店在大街上，有很多男女青年正在书店面前讨论，夹着书。书店内摆设并不豪华，但实用、方便。
问：书的种类很多？
答：是的，说心里话，主要是些科技书籍。对于小说，选择性还有限。总的说来，小红书不再充满书架了，事实上，我也没有见过。
问：法国在中国举办一个油画展览，中国人对此有何想法？特别是观众？
答：在上海，能见到这么多描绘大自然的画是很侥幸的。风景，特别是画有奶牛的田野，有不少奶牛，观众很欣赏。
问：江青那种宣传性的戏剧还有吗？
答：消失了。至少我这样认为。但戏剧还存在。我讲一个插曲：有一天下午，在参观天安门广场毛纪念堂时，我丢了一个公文包，没有找到。但当天晚上，我正在看戏时，有人就给我送来了。他们曾想到了去大使馆打听我在哪里参加晚会。请想一想，要是一个中国人在协和广场丢了一个公文包会怎样呢？我不能肯定，在当天晚上，在法国喜剧院或奥德龙剧院的剧间休息时就能看到它。
问：你在中国还是有些特殊条件吧？
答：是的，这当然。但这并不妨碍那里发生的明显变化。人们从各种各样的细节中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新闻界刚公布了一个新的证据，例如一个妇女给报纸写信说，她丈夫被捕后，她的两个孩子被赶出了大学。可是，最近他们又被恢复了学籍。我很快听到了这样的评论：这封信证明了“四人帮”造成的危害性，也证明了华国锋要恢复民主思想。这都同意。但要评论的是，根据一封读者来信，当局作出这样的决议，这在中国而不是在巴黎却是不寻常的。
问：事实不是由理论、政治和统计数字制作的，它是由细节组成的。我要向你提出一个无知的问题，如果你在中国的一个大城市里散步，那会产生一种什么印象？
答：在北京，多的是宽阔的大街。在上海，总是那些迷旋的小路。在北京，你实际上是在墙内走动，在墙后，才是城市和生活。但在上海，那些古老的木房和凉台，更显得拥挤，也更为开放。北京的冬天，晚上很少行人。但在上海，却相当于我国的南方。更值得谈的是，北京现在充满了树木，人们到处植树。
问：节育运动搞得怎样？
答：华国锋想在第一阶段把出生率减少百分之二，然后减至百分之一点五。每个中国小学生都知道，中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十亿人口和相对繁荣，或者是十二亿人口和贫穷。
问：那只好等待人口暴涨？
答：关于人口暴涨一事，坦率讲，我是真正相信中国人的纪律性的。气氛焕然一新，为了繁荣的未来，而尽其一切努力，他们希望作到这一点，并为之奋斗，我相信他们心灵深处一直怀抱这一意愿。今天，他们不再隐晦。华国锋已经着手了，很清楚，很明显，他们正在用欧洲人所无法了解的方式执行这一诺言。我要告诉你，在我看来，华国锋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天才，他和邓之间没有权利之争。他们思想是连在一起的。华所实行的计划是以要完成的事业的名义提出来的。这正如周恩来在毛面前所作的那样。……华的威望也同样基于这样事实，简而言之，他是毛的遗嘱执行者。
问：你对中国的电视规模有何设想和看法？
答：电视，这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人开始买电视机了，还远不是大家都有，也不是采色电视。但我们是站在一个伟大的技术人民面前
——他已经有自己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即将购买西方和日本的技术，发展将是很快的。
问：继官僚的中国之后，是长征的中国，然后是文化革命的中国，将来是工程师的中国吧？
答：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不存在中国帝国主义，它求威望，不求统治。怎么能去责备将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呢？他们不愿成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民。
【路透社北京五月十三日电】（记者：伊恩·麦肯齐）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小说家茅盾预言这个国家的青年作家前途光明。
他还说，现在还没有写出一部“全面而深刻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第一流的中国小说。
茅盾前不久通过一名翻译同两名记者谈到现在中国的文艺情况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青年作家的前途。
作为作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文联副主席，他将对清洗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极端分子之后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方向起相当大的影响。
茅盾说，“我们听到外国有人谈论中国自由化问题。
“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对的，用‘自由化’一词来说明中国的情况是不对的。换句话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自由发表意见，但是如果有人想反对社会主义、为我们的敌人说话和散播资产阶级思想
——这就意味着他们是为敌人讲话——那就要对他们加以限制。”
他说，中国现在正在做的是恢复已故的毛泽东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他还说，“关于这一点，有六条政治标准。在六条政治标准的范围内，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意见是不能允许的，有时也允许，但只是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人民和提高他们区别‘香花与毒草’的能力。”
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
这些是中国作家必须遵循的方针。
茅盾说，自从打倒“四人帮”以来，中国到处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
他说，“文艺应当反映”这种气象，“所以人民对我们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当记者问到中国写作和出版小说的详细情况时，茅盾说，有些人脑子里已经有了具体的计划，而另一些人可能只有粗略的构思。
“我们将开一次会，让他们在会上提出他们的计划，我们领导同志将把他们的意见集中起来。至于那些脑子里已经有计划的人，我们将帮助他们，使他们深入体验生活，使他们对我们所选的主题具有真正的生活气息。
“我们将向其他人提出建议，以免题目重复，浪费精力。”
他接着说，“比方说，在工业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以写，如钢铁厂和化工厂等。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只表示想写工业的题材而脑子里又没有明确的主题时，我们将帮助他选择一个明确的主题。我们将帮助他们构思并提出我们的建议。这将避免题目重复，同时也可以避免出现我们的写作计划把某些主要工业部门遗漏掉的现象。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我国建设的主要方面在我们的文艺里得到反映。”
茅盾实际上反对古典的浪漫主义，虽然他说，青年作家应当了解中国过去的浪漫小说。
今天中国需要的是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这“同欧洲的纯粹浪漫主义多少有些区别”。
茅盾在阐明他的意思时说，小说家应当赋予他的作品以乐观主义的精神。
他说，“通过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应当能够使读者看到未来，我们所说的未来是指共产主义。”
他还说：“我认为，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反映人民思想的变化。欧洲有一种说法：‘作家是人民灵魂的工程师。’在我们看来，社会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工农业也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人民思想的变化。”
【法新社堪培拉五月十二日电】“澳大利亚电影公司”在一个名叫《我们的邻居》的片集中，将会在中国拍摄六部短片。这些影片将会报道中国若干方面的生活。
这些影片会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拍摄。这些地区很多都是以前未上过银幕的。
中国的一个制片队将于今年十月抵达澳大利亚，拍摄类似的片集，报道澳大利亚若干方面的生活。这些影片将于一九七九年在中国的电影院中放映。
上述澳大利亚电影队的两名成员，负责制片的贝克小姐及负责导演的金斯伯里先生现时正在中国，进行研究及调查地点的工作。（转载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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