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五月十日电】阿富汗新任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塔拉基昨天宣布了他的政权的一项三十点政纲，强调要“加强武装部队”，并保证让妇女在国民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塔拉基在军人政变后上台还不到两周。他说，在国际事务方面，阿富汗拥护联合国宪章，但是他保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事业。
他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这里收听到的喀布尔电台广播的这位领导人的讲话历时二十五分钟，是用普什图语讲的。
塔拉基在电台广播的讲话中保证实行土地改革、对所有儿童普及初等教育和结束历来统治阿富汗的陈旧的封建制度。
塔拉基说，他的政府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人认为塔拉基是一个亲苏的共产党人。
他说，政府将“加强阿富汗武装部队，以捍卫革命”。
【路透社喀布尔五月八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阿富汗新的左翼政府对高级公务人员和统治这个国家达百年之久的王朝成员进行了一场大清洗。
这些人士说，大约六十名外交部官员被解除了职务，绝大部分大使也被要求离职。
喀布尔的外交官证实，他们通常与之打交道的外交部高级官员不见了。这个部过去是由已故总统达乌德的兄弟纳伊姆控制的。
这些人士说，内政部和武装部队也由于对统治阿富汗大约一百三十年的穆罕默德皇族的清洗而大受影响。
内政部控制着准军事的警察部队和其它治安情报部门，这些部门正在进行全面大改组。
这些人士说，阿富汗的所有省长均被解职，而由军人接替，新闻部、巴赫塔通讯社、阿富汗电台和政府办的《阿尼斯报》及《喀布尔时报》的主要人员都换了。
这里的外交官和外国企业界人士说，他们看到住在他们邻近的前皇亲在仍然有效的宵禁时间夜晚十一点以后搬出了他们的住宅。
【法新社德黑兰五月九日电】在阿富汗发生政变（它使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集团上台执政）两周之后，这里开始在亲西方的中央条约组织的范围内采取支持巴基斯坦的行动。
人们普遍认为，巴基斯坦是中央条约组织中薄弱的一环，这个共同防御联盟还包括伊朗、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伊朗国王昨天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将军举行了长时间会谈，研究了阿富汗政变对巴基斯坦可能产生的后果。
亚历山大将军后来会见了伊朗军事负责人。
巴基斯坦外长阿加·夏希今天在这里同伊朗国王举行的会谈中也表示巴基斯坦对这种新局势所感到的不安心情。
中央条约组织军事部门预期不久就将在安卡拉开会，根据喀布尔政权改变的情况来研究战略。
伊朗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强硬派都强调内部颠覆和苏联从埃塞俄比亚与南也门的基地进行扩张的危险性。
自阿富汗政变以来，这些忧虑是尤其加重了。
卡特总统最近以坚定的词句重申了伊朗同美国的联盟。带头要求采取措施来增援巴基斯坦政权的看来也是伊朗。
据可靠人士说，中央条约组织的攻势有着双重的目的：首先是使巴基斯坦（在孟加拉之战期间，巴基斯坦没有得到中央条约组织的支持）放心，这一次它是可以指望得到这个联盟的支持的；同时也要警告苏联，为扩大阿富汗地盘而采取的行动将会遇到武力的反击。
【时事社东京五月九日电】题：首相在内阁会议上说，打算以日中友好为前提来处理缔约谈判
福田首相九日在内阁会议上介绍了日美首脑会谈的内容，同时，就首脑会谈中提出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说：“今后仍打算以日中友好为前提来处理这个问题。”
【时事社东京五月九日电】题：首相在众议院作访美报告，说对“日中关系”的基本方针不变
福田首相于九日下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作了访美报告，各党对此提出了质询。在报告中，首相强调了访美之行的成果，他说“日美首脑会谈是极为充实的”。此外，首相还就当前的各项悬案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尽管发生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下同
——本刊注）领海问题，在日中双方都得到满意的情况下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一基本方针丝毫没有改变。首相还将在十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作访美报告，并让各党提出质询。
鲸冈兵辅（自民党）等六人对首相的报告提出质询。各在野党就今后的悬案重开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询问了首相的见解。
对此，首相说：“关于日中条约问题，在认为重开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发生了尖阁列岛的不幸事件，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又强调说：“在日中双方都能满意的情况下缔结条约，迄今为止的这一基本方针丝毫也未改变。”这番话表明，首相今后想把堂胁公使和王晓云之间的接触再推进一步，以便在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寻求打开局面。关于重开日中条约谈判和尖阁列岛问题，虽然首相以前说过“要以更明确的方式解决尖阁列岛问题，在此基础上……”，但在国会会议上首相亲自谈及“更高级会谈”，这还是第一次。
此外，有人问：“尖阁列岛事件不是中国的霸权行为造成的吗？”首相回避作明确判断。
我给国民党出过不少的力，也挨过不少的骂，没有我雷某苦心焦虑，预为布置，现行宪法绝对不会这样完成的。我一生做事，总是抱着朱子家训所云：“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也是我母亲的遗训：“为人要刚直，办事要明辨是非，一切要预为布置。”民国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宣传会报》上，由于《自由中国》半月刊于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这一期上，登载余燕人等《抢救教育危机》一篇读者投书，由曾在汪伪组织担任过宣传（部长）工作而又投降过来的陶希圣肆意挑剔，提出诬陷之辞，蒋总裁不察，闻之大怒，未看原文即将我开除党籍。此后我虽觉“无党一身轻”，但听到老百姓喊国民党为狗民党，心中极为难过，不料国民党的声誉竟一落千丈，特务随时随地之鱼肉人民，当为其重要原因之一也。
最后特为我公进一言者，即“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主政者宣布的政策，必须身体力行，方可赢得人民的信任。孔夫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夫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我们在大陆之失败者，失去民心，当为重要原因之一。惟如何可以获得民心，就须以法来治国，一言必须实践，庶可言行一致，不准特务机关和警察机关随便捉人。
对于特务和警察人员的素质，尤其是特务人员，务须特别精选而加以严格训练。
如龙山分局之逮捕印刷所老板，并要交保释放，且要随传随到，而且盖上四个手印，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务，不分青红皂白而将业已印就而在装订中之《我的母亲》一书，全部捆载而去而予以没收，这是大大的违反法纪，损害国家及我公的声誉，也就是没有遵守我公今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立法院口头施政报告中第三点、第五点和第六点。这类作法，我公如不严厉加以纠正，我公今后说话，人民谁会来相信呢？这样下去，就会丧失民心了。
至于民国四十九年，我公与蒋故总统制造一件轰动世界的“雷案”，我固家败人死，政府在国内外的声誉损失尤大，只要看看当时国内外舆论，即可明瞭一切（注）。蒋故总统当时如能听信忠言，何至于弄到今天“国将不国”的样子。最近某公，回国来告诉我说，我已成为英雄和自由民主的斗士，而蒋故总裁正在被鞭尸，将介公比作慈禧太后、袁世凯一类人物，我公想已有所闻矣。我也看过若干篇，因为这类刊物是禁止入境的。为挽救危亡计，我公今后不仅要以法治国，且要部属严格遵行，不得有口是心非假公济私之处，对于警察和特务人员，务须精选而加以严格的训练，时时注意其所作所为，庶可不致祸国殃民，使我辈死无葬身之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已放弃大陆而逃来台湾，今后再无地可逃了。
以上全系为国家及领导人我公着想，毫无半点私人企图。我虽行将就木，但不能不为国家前途着想，不能置中华民国于不顾也。
专此奉陈，敬颂勋安
雷震民围六十六年十月十日，时
年八十有一。
（注）“雷案”中我的两项罪名，是国民党预先布置的，一本厚达数十页的《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的小册子，在我被捕的九月四日下午五时，即由沈琦、陶希圣、曹圣芬三人出面邀请台北报社记者和主持人在台北宾馆宴会，当场散发，请各报馆次日登出，民间报纸只登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文章的题目。这件事在“出版法”上，国民党是违法的。该小册子所谓《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章是有利于共匪之宣传，完全是曲解、罗织和诬蔑，无论在今天那个文明国家里，不会有这样的解释。说这些文章是有利于共匪之宣传的话，完全是没有良心的人可以说得出的。
我的第二个罪名，是“明知刘子英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这是警总特务威吓利诱造成的，其条件是政府养活其一生。故刘子英一到军监，即遭受刑人殴打，骂他出卖主人，没有良心。军监怕出事，故隔开一间房子让刘子英一个人住，所以军事法庭不准刘子英和我对质，不准我的律师梁肃戒和刘子英谈话。这又是违反刑事诉讼法和军事审判法的。
我在看守所期间，有一晚天气闷热睡不着而出外散步，有一位穿军便服的军官，劝我不要上诉，何必多花冤枉钱。他对我说：“雷先生，我对你很景仰的，你在大陆上在政府搞过二十年，还不知这个政府么？上诉还是十年，你今年已是六十四岁了，坐狱十年后也不能有所作为了，如果你是五十四岁，一定要判你无期徒刑的。”我答说，我全不知道。会见家属时是不准谈案情的。
再陈者，我公接到此函后，如一个月内不令特务机关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于法无据而没收了《我的母亲》一书发还，和不撤退我公口口声声称道大陆共匪无人权而台湾人民享有“人权”的障碍物，即在我家门前监视我的大批特务和出门跟着我的特务汽车，我一定将此信公诸社会，以求社会公正舆论的批评，如台湾报刊惧不登载，我只有向国外发表，盖一个人到了山穷无路可走之时，只有诉诸社会之公正舆论也。（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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