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新德里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军人政权》《政变使阿富汗向左转》，摘要如下：
位于中国、苏联、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贫困但是战略地位重要的亚洲国家阿富汗突然向左转。
这是这里对四月二十七日政变的初步看法。
分析家们认为，这次军人政变是在很大程度上由苏联训练和提供装备的武装部队鼓动的。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新的统治者的政策，但是政府已宣布它奉行“积极的不结盟政策”、同所有国家友好和尊重联合国。
这次政变根本不出人意料。对过去的政权不满这次政变是在人们对成立了五年的共和政体极其不满的情况下发生的。
尽管去年颁布了新宪法，但是社会仍然是半封建的，知识分子变得不听话了，并要求给予民主权利。
自从上月共产党工会领袖被暗杀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了。
达乌德总统同激进的亲苏军官的关系自从他的政权建立起就一直不融洽。一九七三年七月他推翻国王时是依靠他们的支持的。但是他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一年半之久，他受到一个由这些激进分子组成的影子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一九七五年初，他采取了措施，起用忠于他的人取代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武装部队的支持革命委员会是由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他支持了一九七三年的政变并被任命为空军司令，但是不到六个月就被更换了。半年前，他复职了，但是在空军里居第三位。阿富汗空军比陆军更接近苏联。但是看来武装部队是支持新政府的。
分析家们说，阿富汗五年来没有实行任何民主改革，因此军人政变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新政府保证阿富汗继续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但是这个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府对于新的军人政府的性质是怀有戒心的。
【本刊讯】伊朗《德黑兰日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一篇题为《阿富汗》的社论，摘要如下：
阿富汗新的军政权经过了一场流血政变已牢牢地掌握了政权。
喀布尔的局势仍然神秘。第一批简要消息说，卡德尔将军就是在一九七三年的政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在那次政变中，达乌德取代了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曾帮助达乌德上台的卡德尔和许多少壮派军官（大部分是左翼分子）最近已失宠、降职或被调到一些相对来说不重要的职位上去。这也许是二十八日政变的动机之一。
阿富汗的陆军和空军主要是由苏联装备起来的。担任军职的大部分军官是苏联人训练的，因此他们是倾向于莫斯科的。
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小型新建的轻工业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程度。这种情况只能助长左翼影响的扩大，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在大学和知识分子中。
民主和用伊斯兰法治国的口号在这一地区不是什么新东西。达乌德早已采纳这个口号。巴基斯坦的哈克将军去年七月在伊斯兰堡发动政变时也提出了这个口号。新政权宣布它将奉行不结盟政策这一点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这是阿富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奉行的政策。
在二十八日政变之前，苏联和美国都对阿富汗的政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前者有影响是由于它同喀布尔的关系密切，同阿富汗有共同的边界；后者是由于自己的国际地位。
近年来，共产党中国对阿富汗的影响也一直在增加，因为中国在农业和其它项目上不断增加了对喀布尔的援助。阿富汗一向认为伊朗是地区大国。尽管这两国的双边关系有起伏，但是在喀布尔国王统治的晚年，这些问题已解决了，在达乌德统治时期，两国在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扩大了联系。这一地区另一些有关国家是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同巴基斯坦在巴克同尼斯坦问题上一直有着激烈的争执。由于阿富汗反对巴基斯坦，所以印度总是同喀布尔保持着友好关系。
由于所有各种影响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所以摆在喀布尔新政权面前的任务决不是令人羡慕的。
阿富汗的比亲莫斯科派更为激烈的亲北京派的存在对阿富汗的平静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卡德尔将军及其同事们显然意识到局势严重，因此他们宣布打算在伊斯兰法的基础上治国。眼下说新领导人将会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还为时过早，不过新领导人肯定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忙于应付这些真正的危险。
【法新社伊斯兰堡五月二日电】喀布尔电台今晚宣布，据信在开头几个阶段领导阿富汗这次政变的阿卜杜勒·卡德尔中校已被任命为国防顾问。
该电台还宣布了以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委员会的另外六名顾问的名字，塔拉基是一位左翼政治家，他被任命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新政权还未公布其政纲。喀布尔电台昨天在一篇评论中说这个国家首次庆祝五·一节。
该电台说，革命保证财富将属于广大群众而不属于少数特权阶层。它说，“一个正义、独立和民主的制度在阿富汗诞生了。”
今天已经恢复了同巴基斯坦的交通。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发自莫斯科的消息，标题是《农相会见记者，为失去好渔场而遗憾》，全文如下：
中川农相二十日上午和苏联渔业部长伊什科夫会谈后在日本大使馆会见记者，发表谈话说：“使太平洋中型拖网船和母船式鲑鱼、鳟鱼船失去了最重要的渔场，真是遗憾。这次的协定，给我国蛙鱼、鳟鱼渔业的影响极为严重。因此要以万全的对策对这些渔船进行救济。”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四月二十四日刊登如下一条题为《首相慰劳农相》的消息：
中川农相结束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日苏渔业谈判于二十三日中午以前回国。农相直接从羽田机场前往东京世田谷区野泽的私邸拜访了福田首相，就渔业谈判的经纬等作了回国汇报。据农相说，首相慰劳说：“辛苦了。能缔结渔业协定，就满好了。”农相还汇报了在同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中要求在北方领土问题和恢复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上理解我国的立场等情况，同时还转达了柯西金总理希望缔结日苏睦邻友好条约的口信。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述评，题目是《在“蛙鱼、蹲鱼渔业协定谈判中被五花大绑，捕鱼量受限制令人震惊，苏联希望日本改变捕鱼方法》，摘要如下：
在北太平洋捕捞蛙鱼、鳟鱼，由于渔场大大减少，又受到了极严格的作业限制，日本被逼进了犹如五花大绑、不能动弹的困境。日苏渔业合作协定谈判，对日本方面来说近乎完全失败，使日本的水产业面临着巨大危机。
对于我国水产业打击最大的是采用按鱼种分配捕捞量的制度。我国的渔船，是想捕捞贵重的红蛙鱼和白鲑鱼。甚至有些渔船一旦捕到红蛙鱼和白蛙鱼，就把价格便宜的鳟鱼等鱼放回海里。苏联打着“保护蛙鱼、蹲鱼资源”的旗号，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逼使日本渔船改变捕鱼方法。
苏联还加强了监视网，以彻底贯彻这种规定。渔业协定规定，苏联监视船可以进入以前曾决定不去的捕捞船作业水域，说是日苏联合监视，那只是形式。因为渔船如不遵守苏联规定的作业法，就不许捕鲑鱼和鳟鱼。尽管日本始终要求改变进一步缩小捕鱼区的规定，苏联还是不予理睬。日本由于被带上了作业规定这个脚镣，渔场也缩小了，所以担心甚至连规定的四万二千五百吨总捕鱼量也捕不到。
不仅如此，协定还规定日本还要支付可称为“准捕鱼费”的协助费。协助费占捕鱼量的百分之四点五。比在美国二百海里水域以内捕鱼付占捕鱼量百分之三点五的捕鱼费要高。而且，这种协助费是在苏联二百海里以外的水域（公海）作业的费用。所以也有人认为苏联过分扩大地解释了母河国主义（在某一国的内河中繁殖起来的所有鲑鱼、鳟鱼，该国有管辖权）。在日本政府内部也产生不满，说“这好比是赌场抽头钱，性质不光明正大”。
国内的对策是今后的一个大问题。渔业界人士都表示反感，说，“日苏渔业合作协定，内容都是令人不满的”。政府当局要说服他们似乎是相当困难的。估计要是鲑鱼、鳟鱼渔船不减少十分之三，就不能维持盈利。
而且，日苏之间为建立新的渔业环境而进行的这次谈判，苏联始终单方面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日苏之间二百海里时代是在过于严峻的气氛中开始的。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二十一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冈村、藤川二十日发回的消息，标题是《日苏今日签订协定，对蛙鱼鳟鱼“尾数”也作了规定》，摘要如下：
日苏渔业合作协定从十二日起开始谈判。二十日上午，中川农相和伊什科夫渔业部长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苏联方面提出了条件苛刻的提案，渔获量限制在四万二千五百吨，合三千二百八十万尾，而且还按鱼种规定了捕捞尾数。日本接受了这个提案。
我国捕捞蛙鱼鳟鱼的尾数都受到限制，还是第一次。另外，日本在禁捕区缩小问题上也未能突破苏联的壁垒。反而要付出十七亿六千万日元（约合七百多万美元）的协作费。这样才最后达成协议。这样严格的规定，将使日本北太平洋重要的蛙鱼鳟鱼渔业大大后退，减船问题重新突出起来了。这样，日苏渔业谈判已全部结束。
【时事社东京四月二十八日电】题：批准日苏渔业协定
参议院二十八日上午十时许召开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并批准了规定今后五年内日苏渔业关系基本范围的《日苏渔业合作协定》和载有本年度蛙鱼和鳟鱼捕获量为四万二千五百吨的《蛙鱼和鳟鱼捕获量议定书》。
【路透社新德里五月一日电】喀布尔电台今天宣布，保加利亚已经承认阿富汗新政权。苏联昨天第一个承认了以塔拉基为首的革命委员会。
印度也已经决定承认阿富汗新政府。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已经通知印度驻喀布尔大使辛格把印度这一决定转告塔拉基总统。
【路透社哈瓦那五月一日电】古巴今天对阿富汗新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表示友好，并希望两国之间进行合作。
一项官方公报说，古巴欢迎阿富汗重申其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
公报说，「古巴政府表明它对阿富汗人民及其革命政府的友谊。同时表示希望在双边领域及不结盟运动中保持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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