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四月五日刊登哈姆的一篇文章，题为《波恩同华盛顿的分歧使勃列日涅夫的访问具有新的份量》，摘要如下：
在联邦首都人们对苏联党和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五月初访问波恩的消息抱以错综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一年半以来宣布的、而又一再推延的国事访问现在能成行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人们又准备着，苏联党首脑会试图在德美关系处于最低点时把一个楔子打进华盛顿和波恩之间的关系中去。
访问的时间不是完全出乎意外的。几天来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成员就散布说，可以估计在四月底五月初进行访问。对这个估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联党首脑显然已经康复，他最近几天访问了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地区。但另一个状况也是很重要的。苏联人在确定访问时间上有着客观的考虑。他们选择恰恰在本周末欧洲共同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和五月底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之间这个时间进行访问不是偶然的。
在这两次会议上将作出重要的决定，这些决定对于进一步发展欧洲和大西洋共同体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两个问题占主要地位，这两个问题使波恩的政治家今天感到不安并充满了很大的忧虑，这就是中子弹的命运和核能政策的发展。莫斯科无疑密切注视着波恩和华盛顿之间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争吵过程。勃列日涅夫访问时间的确定迫使人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打算施展苏联的影响。
因此，苏联党首脑同联邦政府代表的会谈的议事日程和几周前拟定的完全两样了。从最近几个月苏联报刊系统的宣传运动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联党首脑将把反对中子弹的运动置于首位，在苏联报刊上每天都在显要地位刊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在五月初，中子弹也是一个重要的会谈问题，即使卡特总统决定目前暂不生产这种武器。
第二个题目是向德国核工业提供铀的问题。在卡特的新的原子能法案涉及到提供美国浓缩原料这一点上来说，这一新法案危及到了对德国的铀的供应。但是德国核工业也可以从苏联得到它从美国得到的同样多的浓缩铀，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当然德国工业界同苏联签署的协定是雇佣性质的纯化服务协定。这就是说，在自由市场上买天然铀，然后运到列宁格勒去纯化，纯化后接着再运到联邦共和国，在自由市场上买的一部分天然铀也是来自美国的。
根据美国新的核法案，没有美国当局事先的批准，不能把出自于美国的天然铀运到其他国家去纯化。只有批准后，才能签署所谓的“合作协定”。这个规定虽然首先影响到象日本和联邦共和国这样的核燃料贫乏的国家，但它也影响了苏联。几乎不能认为，苏联会同华盛顿签署这种“合作协定”，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不得不忍受名声不好。
莫斯科当然可以效仿卡特，并可以希望取得这样的规定，这种规定可以使苏联人拥有一种强大的影响和监督，这种影响和监督类似于卡特政府在对德国核工业方面所谋求的那种影响和监督。但看来另外一种谈判策略更为现实，因为美国的行为危害着整个德国核工业的未来和用于和平目的的高质量核技术的输出，所以勃列日涅夫能够以困难中的拯救者姿态出现。波恩的负责人士意识到苏联方面会施加这种压力的可能性。苏联相应的压力会使联邦政府面临重大的抉择。
但波恩人士认为可以摆脱困难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由卡特政府的激烈行动造成的，它也为勃列日涅夫在波恩进行会谈创造了比迄今更有利的基础。波恩人士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一张王牌仍掌握在德国手里，这就是苏联仍对同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合作有极大的兴趣。德国的经济力量是德苏关系中的黄金基础。苏联经济缺少技术和现代知识；而联邦共和国却能给它这两样东西。
【美联社布鲁塞尔四月五日电】数以百万计的西欧工人今天至少罢工一个小时，在他们的工厂内举行集会或者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日益上升的失业率。
这是欧洲工会联合会在共同市场于哥本哈根举行最高级会议来讨论这个地区的七百多万人失业问题的前夕号召举行的第一个全欧“行动日”。
意大利的一千多万工商业和农业工人举行了四小时的罢工，以抗议失业和恐怖分子绑架前总理莫罗。
在比利时，许多工人罢工一小时或一小时以上，在布鲁塞尔，一群示威者短时间占领了预算国务秘书伊斯更斯的办公室。钢铁工人在上午十一点离开工厂向马申奥蓬进军，示威抗议在他们的行业中存在的解雇威胁。
在西班牙，至少有六百万工人举行了一小时的罢工。
预料十八个国家的总共有四千万工人的三十一个劳工组织将参加这个“行动日”。
欧洲工会联合会（它的会员绝大部分是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会）包括意大利总工会的共产党工会，但是不包括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工会。
在希腊和法国也计划举行罢工。在西德、荷兰、卢森堡、瑞典和挪威预定举行群众集会。在英国，示威已被推迟到五月一日。
在二月底，九国共同市场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五点九，即有六百二十六万人失业，而在一九七七年为百分之五点四，一九七六年为百分之五。意大利、丹麦和比利时由于可以得到的就业机会的损失而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法新社布拉格四月六日电】持不同政见人士今天说，布尔诺大学哲学系前系主任亚洛斯拉夫·萨巴塔已同意接替前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担任“七七宪章”持不同政见团体的发言人。
萨巴塔博士曾是布尔诺大学心理学方面的主要人物，一九六八年曾任布尔诺市党的书记。一九七○年，他被解除大学内的职务，次年，他同一些被开除出党的人一同被捕。他的夫人和儿子也在宪章上签了名，被判处好几年徒刑。
萨巴塔曾发表好几本哲学著作，现在布尔诺当工人。
该厂于一九七四年春开工以来，已显示了惊人的成绩。汽车制造成本较一般汽车厂多百分之十，工人受多方面技术训练的费用也是额外支出。但工人流动率每年只略高于百分之十，而在普通情况下，新工厂的工人流动率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旷工的人不到百分之十，在普通情况下是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这几项优点大可抵销上述额外费用而有余了。
重新调整工作并不是什么万灵秘方。有些方案已告失败，或实施后未蒙其利。并非每名工人都愿编入小组工作，或都愿接受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卡尔玛的富豪汽车厂还有若干孤立的工作，愿意整天做一种工作的工人可由厂方安排。富豪汽车厂的总经理说：“我们认为让工人自行选择他认为适合的工作方式是很重要的，即使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做法也该如此。”
规模庞大的瑞典格朗吉斯炼钢与造船公司，过去一年来，业务鼎盛，公司董事皆大欢喜。一九七五年董事会准备表决将股息提高百分之十。董事林格兰不赞成。他详细分析这一问题，认为公司在目前的纳税情况下，不宜提高股息，例行的会议就此进行热烈的辩论，重新缜密检讨公司当局的决策。直到这一问题彻底澄清后，董事会才通过了增发股息的议案。会毕，大多数董事都各回自己的办公室。但对公司财政现状提出精明而广博见解的林格兰，却回到格朗吉斯的一个钢厂。
林格兰既是工人又是董事，在欧洲各国的大公司里，具备他那种双重身分的人，不下数百，这是风行欧洲的工业民主运动的一项表现。在这新潮流中，一方面工人为自己调整工作，另一方面工人更多参预资方的决策。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董事会必须有工人参加。以西德来说，工人兼任公司董事的，二十五年前就已有了。事实上，观察家认为西德工潮较少，主要是由于这“共同决策制度”所促成的劳资密切关系，西德工潮仅为法国工潮的三分之一，英国的十四分之一，意大利的十九分之一。这种决策上的合作，对公司的营业盈亏甚或成败存亡，常有重大影响。一九六七年，西德鲁尔区中部盖森克亨工业城盖森克亨钢厂资方表示，因为经济原因，该厂必须关闭。但董事会的五个工人董事不同意，认为应探索有无其他办法。他们首先提出减低成本的详细方案。然后又建议将该厂和同一工业集团的其他五个厂合并，组成新公司。资方疑虑难决，遂把这方案送交一家独立顾问公司研究。顾问公司认为该建议可行。结果工厂转危为安，业务蒸蒸日上。一位工厂生产部经理说：“没有共同决策制度，我们不可能挽救工厂。”
共同市场现也在促进工人参预运动，建议制定规章，准许在几个共同市场国家营业的公司，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款，组成一个新公司，指定各公司必须设立监督经营部门的监事会，会里三分之一的席位应由工人充任，工人对指派其他若干席位有发言权。另有一项建议，也主张设立同样的双层结构，但对工人代表权则限制较严。这个建议旨在促成九个共同市场国家的公司法协调一致。
大多数公司的工人董事，都是公司全体雇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的。有些公司的工人董事候选人，是由工会提名。工人董事的权利和义务，通常与经理或股东代表一样。
西德煤矿和钢铁工业的共同决策制度，是一九五一年立法推行的。法律规定所有的大公司应设立监事会，工人和股东的席位，数目相等。但后来又制定一项法规，将这制度扩大，同时把各个工业雇员总数超过五百人的实业公司工人代表席位比率降低。今年三月又通过新法规，加强德国大公司的工人代表权。其他国家推行公司董事会工人代表权，要比德国大约迟二十年。如今工人代表权已成为中心论题。丹麦的雇主联会曾举行调查，发觉国内公司的大多数工人都主张应有董事会的代表权。去年上半年，法国的民意测验披露，社会人士有四分之三都认为工人更进一步参预公司的决策，至关重要。许多工会向来敌视参预运动。例如，瑞典工会联合会一九六一年曾极力反对工人担任董事会董事，怕此举会妨碍自由，使工人在集体商讨条件时，不能向资方提出强硬要求。十年后，联合会采取了相反的立场。英国工会领袖当初也坚决反对工人参与资方管理部门的事，但如今英国有巨大势力的工联总会却要求工人在董事会中占至少半数的席位。
提高工作趣味和调整工作是首要的事，因为这两个要求，都会对他们的工作环境即刻发生影响。但如今工人却热心于要求在掌权的最高阶层方面取得较大的发言权。诚如英国工联总会的首席经济专家李大卫所云：“普通工人可能只以百分之五的时间关心董事会所做的事。到那时，他就觉得董事会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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