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三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通货膨胀：卡特先生的时日无多》，摘要如下：
卡特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看来正在脱离象雏鸡一样胆小伯事的阶段。总统和他的高级经济顾问们已不再象这种有名的家禽一样行事，而是告诫大家天快塌下来了，他们打算在本周内宣布一项新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我们过去也听到过这种诺言，但是还没有看见提出过什么可信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政府助长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卡特总统同国会一起采取错误的做法来提高最低工资，提高乳制品价格补助，并且对廉价的进口商品实行新的贸易限制。
二月份的通货膨胀情况是，批发价格的上涨达到年率百分之十四，零售价格的上涨达到年率百分之六。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出现另一轮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但是，到年底，它可能发展到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七点五之间。近几年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六点五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已经成为“过去的好日子”了。食品价格——特别是牛肉和猪肉的价格——上个月急剧上涨，而且将继续上涨。而农场主的院外活动人员正在迫使华盛顿提供新的补助，从而将使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上涨。由于美元在国外的价值下跌，今年将在经济中引起新的通货膨胀浪潮。
总统面临的挑战是很清楚的：除非他现在就采取强硬的立场，否则他将冒这样一种严重的危险：先是出现盘旋上升的通货膨胀，接着肯定会出现经济衰退。
即使采取最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也不能很快就使通货膨胀率恢复到六十年代那样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水平。
我们认为任何严肃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中至少包含下列四个主要因素：
总统本身在这项努力中必须用演讲、否决、行政命令、公众集会、秘密会议、打电话、设盛宴等办法，来使用他的权力和运用他的威信。
政府建议实行的减税必须修改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在华盛顿，人们显然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倾向，要具体利用赋税来奖赏或惩罚引起通货膨胀的行为。因此，白宫必须做第二件大好事：把最近提高的社会保险税削减二百亿美元，其一半是私人缴纳的税款，一半是企业缴纳的税款。在明年一月份——或尽可能提早些——实行减税会增加利润，从而限制迫使物价上涨的压力。
总统也必须解决他在任何方面发现的由政府引起的通货膨胀。
他应该叫一个可靠的机构——也许是他的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
——为每一项审议中的法案准备好关于它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声明。政府也应该把拟议中的增加联邦雇员工资百分之六的比率下降，来为私营工业树立榜样。增加肉类进口和增加联邦的木材收获量有助于减少对物价的压力。
最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需要解决企业主和工人领袖们的这一顾虑：政府开展的反对过多增加工资和提高物价的运动将无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实行强制性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作出了许多努力来压低物价和工资，但并不采取强制性的管制或使政府陷入规定土豆牌价这样的琐碎事务中去。尼克松曾经保证不实行管制，但是遇到了不愉快的经历。
卡特先生到现在为止的做法一直在令人不安地联想起尼克松的经历。卡特总统在面临类似的盘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和美元币值下降的情况下，也排除了实行管制的可能性。除非卡特先生现在有什么别的战略，否则，他在参加下届总统竞选时，除了采取他不愿采取的管制措施之外，将没有其他的补救办法。
说卡特推迟生产中子弹是希望苏在军事上作出一些让步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八日电】卡特总统试图在同顾问和北约组织不愿意自己的土地上有中子弹的盟国举行的最后几次磋商中解决棘手的中子弹问题。
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今天在向记者介绍有关作出决定的过程时说：“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是明显的。这是政治问题……是很动感情的。”
国防部长布朗（在卡特宣布他的决定的前一天）承认，从公共关系的观点来看，这整个问题“本来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
最后，卡特只是决定对这种致命的短程战地武器的命运延缓作出决定。他昨天宣布，他将推迟生产这种武器，看看苏联人是否表明他们反过来也愿意作一些军事上的让步。
这个问题是在去年六月份暴露出来的，国会的听证会透露了美国打算生产一种新武器，称做中子弹头，用来装在部署在西欧的战术导弹上和大炮的炮弹上。
卡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他一直不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他命令作一次研究，协助他在几个月内作出决定，是否把这种武器送往欧洲。
争论是从军事利益问题上引起的，中子辐射可以透过苏联坦克的装甲，同时减少波及附近居民区的损害，与此相反的论点是，战斗一旦打响，这些好处却使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
一直到九月份，中子弹已经成为欧洲的政治问题，那里的领导人处境困难，卡特说，他只有在同北约组织盟国充分磋商后才会作出决定。
卡特三月二十日晚会见了蒙代尔副总统、布朗、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万斯国务卿和白宫助手乔丹。他同英国首相卡拉汉在电话中交谈，卡拉汉赞同这种弹头。
卡特指示克里斯托弗副国务卿访问英国和西德，带话给这两个国家，如果盟国不同意在它们的土地上部署这种弹头，制造这种弹头是困难的。德国不愿意接受这种武器。
【路透社日内瓦三月二十二日电】据这里的国际储蓄银行协会说，瑞士人是世界上最节俭的人，他们平均每人在银行里有八千二百六十五美元的存款。
这个代表五十五个国家的银行和储蓄机构的协会在今天发表的报告中说，在世界上，瑞士每人平均的储蓄最多。其次是日本和比利时，前者每人平均在银行有存款五千七百美元，后者为四千一百二十八美元。
美国公民居第四位，平均每人为三千七百八十一美元。
【本刊讯】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一九七六年七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把民主制度带进工厂》，摘要如下：
古斯塔夫生是瑞典著名上等玻璃制造厂奥瑞弗公司的玻璃磨工，整日做的是单调乏味的工作，现在他时时担任不同的工作。该几时变换，多由自己决定。
法国雷姆斯市的克里玛糖果厂已废除工头制，让工人受特别训练，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工作，无需监督。这办法非常成功，该厂较旧式工厂减少约百分之二十的员工。
这是目前欧洲工业界一股健全的新潮流，叫做工业民主制。这种新构想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之处，不过是基于发现：如果让工人运用才智，则生产量更大，效能更佳。
主要原因是，现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不再接受雇主支配一切的传统作风。这种态度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工人暴动时尤有震撼力。当时工人占据若干工厂，举起的抗议标语只有“尊严”两字。一九七三年，在德国北巴登瓦敦堡地区，金属制造业工人举行罢工，他们要求的不是增加工资，而是“工作人性化”。
其他许多公司为了本身利益，也纷纷提倡工作民主化。确实的统计数字固然不全，可是，就已有的文件记载看来，却显示大有裨益。斯德哥尔摩附近瑞典格兰杰实业财团的压铸厂工人流动率大，生产力不振。一九七一年，厂方决定把管理人员的部分责任移交工人团体，并以团体绩效为基础，实施弹性变通工资制。结果在两年内，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工人流动率从百分之六十下降至百分之十八，浪费从百分之四点六下降至百分之三。
目前在欧洲，差不多各大国都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在促进，甚至或多或少资助这种运动。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九六○年代初期就开始组成劳资发展委员会，这是工作民主化的开路先锋。荷兰有社会经济委员会。一九七四年，英、法、德诸国纷纷成立全国性的机构，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也在计划设立一个基金会，来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
工业民主制是对生产原则发动直接的攻击，而这种原则，两百多年来根本上迄未稍变。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专家认为，把生产细分为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使每个工人各司其职，不相混淆，是达成工业绩效的重要关键。
首先批评这个原则的是伦敦“塔菲斯托克人类关系研究所”的一群科学家。一九五○年代开始，他们倡论，工作能加以调整，也应该调整，使之不但适合机器的需求，也顺应工人的意愿。人类需要参与具有挑战性的事务，观察工作的成果，感到自己是团体的一分子，有决定取舍的权力，致力于发展与成长。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塔菲斯托克研究所在杜润矿场得到表现意见的机会。尽管该场拨出了大宗经费，添置自动化设备，但是工人的工作情绪低落，工人流动率大，生产力低。这些专家们看出，弊端在于工作性质零散，工人各司其职，不相联系。他们建议变更工作编制，分为自理小组，组员可随意自行安排掘矿、清除煤块、装上输送机、共同分担责任和分配工资等事项。结果情况大为改善。实验期为两年，工人分两组，每组四十人，一组采用新法，另一组采用旧法，“民主组”显示其生产力比另一组高百分之二十，工作区维护情况较好，因事缺工者还不到另一组的十分之一。
塔菲斯托克研究所的意见在挪威也受到很大的鼓舞。挪威社会心理学家托斯鲁劝告当地的工会、雇主联盟和挪威政府在钢铁、轻工业、化学、造纸以及航运等不同类型公司内，联合发起工作民主化实验。一九六九年最先发表的实验结果令人惊讶：由于监督较少，工人对工作更为满意，生产力提高了五分之一以上。欧洲其他国家的经管人员立即飞往挪威，考察实验成果。
瑞典卡尔玛的富豪汽车公司新厂，是一坐最引人注意的“民主”工厂，这是世界第一坐无定速装配线的汽车装配厂。可是，厂内设有许多装配区，每组约有工人十五名，负责装配一辆汽车的某部分系统，如电力系统或驾驶机械，汽车底盘装在由电子控制的车辆上，地面铺着磁性轨道，车辆无声地从一个装配区滑向另一装配区。在每一装配区，工人视其需要，分工行事，速度并不固定，一个单位需用的时间可以多至二十分钟，总以符合全部生产所规定的时间为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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