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的其他一百万华人的地位是很特殊的：由于印度尼西亚取消了与北京在一九五五年签署的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这些华人当中的大多数处于一种
“无国籍”的不明不白的地位，等待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国和国民党中国颁发的护照。
在菲律宾的华人也很难说是较为受到欢迎。他们居然在那里停留下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人的顽强韧性的一种表彰：从一六○三年在马尼拉发生的一次大屠杀（据西班牙人引以自豪地报道说，那次屠杀了二万华人）开始，他们在这些岛屿上的早期历史就是一部经常惨遭杀戮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菲律宾一个有竞争能力的中产阶级迅速发展壮大以来，对华人的法律判决不是那么严厉了，但是仍然是有限制性的。一九五四年禁止他们从事零售贸易；一九六一年禁止他们从事大米和玉米的贸易。
据估计，在菲律宾有五十万华人，其中约有十万人登记注册为外侨。在这些华人中，一半以上已要求取得菲律宾公民权，这个手续曾经是很麻烦和花费很大的，一九七五年在马科斯总统的敦促下，使这项工作多少简化了一些。华人不管是外侨还是菲律宾公民，很少是真正的穷人，但是，有些人只能靠极其有限的收入生活。
如果说同化在马尼拉、雅加达和吉隆坡是一种政治或者社会的需要的话，那么对于生活在泰国的华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比较自然的事情。从一开始，泰国人和华人之间就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的语言是一脉相承的。曼谷的一个年青的茶商说，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泰国人和华人都是佛教徒。我们这里没有马来西亚那种情况。马来西亚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在这里，华人变得更为笃信宗教了，成为更加虔诚的佛教徒。
其它一些因素也是起了作用的。泰国人和华人早期就已通婚。
现在，出生于泰国的中国人一生下来就自动成为泰国公民。这种情况似乎没有什么人介意：泰国的三百万中国血统的人当中，约有百分之九十是泰国公民。事实上，谁想要拥有财产，谁就必须是一个公民。
在远离南洋的好客的日本，有五万名华侨似乎正在愉快地组织新家庭。只有两个城市有唐人街。一个是横滨，那里的唐人街有华侨五千人。一个是神户，那里的唐人街约有三千名华侨。其他华侨则散居各处，很少人愿意到别的地方去。日本华侨办的双周刊《自由新闻》的主编黄金磷说：“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这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任何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够在这里过象样的生活，这里没有什么岐视。”
尽管两国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日本几百年来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种文化祖国：日本从中国进口书法和佛教。而中国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使日本同僚从中得到灵感。此外，正如黄主编所说的，华侨精明地设法“适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大部分华侨都到日本的公学去念书。
奇怪的是，一种几乎同样亲切的同化工作正在澳大利亚进行。现在，根据自由化的移民法，有五万名华侨住在澳大利亚，有一万两千人住在新西兰；他们大多数人安适地生活在白人聚居区。其中有许多人都能找到很好的工作。
四十九岁的齐童亚是居住在新西兰奥克兰的第三代华侨，他是一个成功的经营超级市场的人，他的资产总额超过一百万美元。齐说：“也许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这样公平地和不抱偏见地对待我们。”美洲
什么样的旅行也没有比十九世纪中叶去美洲的残酷旅行更为艰苦的了。北美洲的诱人的东西是黄金，后来是铁路；在南美洲，这种诱人的事业有巴西的茶叶种植业和秘鲁收集鸟粪的行业。
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之前，某些华人已经到达这块新发现的土地上找工作；在发现黄金之后，他们成千上万地到来了。勤劳的中国矿工和他们的白人同行之间的妒忌情绪很快地出现了。中国人常常挨打和遭到绑架，他们的小屋被烧毁。
幸运的是，吸引了更多移民的新的工作很快出现了，这就是修筑横贯大陆的铁路。成千上万的苦力被分派去做危险的工作，建造这条巨大的铁路，但是在这一工程完成之后，他们就失去了工作，并重新漂泊回加利福尼亚的农场去找工作。
在那里，他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种族主义法律。在一八五四年，他们被列为和“印第安人”一个等级，由此，一切厄运都来了。美国国会在一八八二年通过了可耻的排华法案，禁止再从中国向美国移民。甚至已在美国的劳工的妻子也不允许进入美国。
这种专横的岐视行为迫使华人谋求建立自己的居住区来获得保护。在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和波特兰出现了中国城。在东海岸，漂泊的华工已在工业部门、旅馆里找到了工作，或者当佣人。在纽约和波士顿也出现了中国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些飞地几乎等于是小的国家，当地的法律和警察管不了它们。
现在，两个最大的中国城已有人满之危。纽约的中国城居住着七万多华人。旧金山的中国城至少居住着四万华人，另有三万多人居住在邻近的地区。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一九六五年的移民法造成的，这项法律允许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每年向美国移民两万人。华人来自台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另外几千人是根据允许难民进入美国的特殊规定来自香港和南越的。
虽然许多华人移民在从事枯燥乏味的辛苦工作，但另外一些人却比在美国出生的大多数人升得既高又快。在过去二十年里有三名美籍华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金——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杨振宁、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丁肇中。前两个人是在中国出生的，丁是在他的父母在美国期间出生，而后在中国长大的。
因此，美国看起来仍然象是一个富足的地方
——并且有着充裕的机会。虽然一些美籍华人在找工作或买房子等问题上仍然受到些微的岐视，但早先的种族岐视大部分已消失了。
在加拿大的华人的经历同在美国的华人经历相似。他们先是到金矿谋生，然后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一度有一万七千名苦力在修筑铁路，但是在一八八五年，也就是这条铁路完工的那一年，加拿大第一次通过了限制进一步移民的法律，而到一九二三年几乎停止了移民。这些法律在一九四七年又放宽了。
直到一九六七年加拿大在与其他国家的移民平等的基础上向华人敞开大门之后，华人才重新开始移民。这正是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骚乱的时候，那次骚乱吓得许多华人到别处寻求安身。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间有九万一千多人进入加拿大。
其结果是引人注目的。现在，多伦多的华人侨民有六万人，原来的华人区新建起了一排排办公大楼、商业区和时髦的餐馆。出现了由加籍华人专业人员组成的新阶层——律师、建筑师、医生和乘喷气机飞来飞去的企业家。
许多华人已经彻底加拿大化了。说明这种情况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阿瑟·李是个三十岁的加籍华人律师，他代表温哥华东区做众议院议员。他是在他三年前当选为议员之后才开始学中文的。
华侨获得成功的情况绝不仅仅限于北美。巴西是在拉美的华人最集中的地方——估计有五万人，其中大多数属中等阶层，生活过得很不错，有些人的生活则远远超过了中等阶层。葡萄牙语是个困难，但是在其他方面（强有力的亲属关系，忠实的个人关系，不实行种族岐视），华人觉得巴西是个很相宜的地方。企业家对那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感到狂喜。虽然到巴西的新移民大多数是从台湾去的，而且还忠于台湾，但是没有什么人把他们的存款汇寄回去。圣保罗的一位华人牧师说：“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全存在这里。这是他们安家立身之所，他们的子女将在这里成家，并在这里住下去。”欧洲
欧洲的二十万华裔男女大部分都是新移民。他们主要居住在英国、法国和荷兰。他们借以谋生的手段大多是一种最老的职业：开饭馆。据有人猜测，仅在巴黎一地，就有一千六百家中国人或中国人和越南人合开的饭馆。英国的情况甚至更加令人吃惊。那里居住着八万多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饭馆里工作或从事包办伙食的行业。
在欧洲的大部分中国人似乎愿意在他们的新天地里定居下来。香港政府和在英国的中国人之间的联络官员维克托·章预料，下一代的许多人将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将继续忠于中国的文化，但是，他们将从英国的角度，而不是从香港或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孩子的生活。”
对中国和中国的东西的自豪感无疑会保留下来的。华侨也许就象热爱爱尔兰的美国人不想回到乌尔德索德去居住一样，不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生活。法国当局发现，即使是亲北京的中国人在受到被遣返大陆的威胁时，也会迅速地付清欠税。但是，与此同时，各地的中国人都对现代中国摆脱了内战和屈从地位并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显著地位这一点感到自豪。中国毕竟是中国，即中央王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有成就的文明古国之一。如果象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那样一些崛起的民族都在探寻他们的祖先，那么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忘记中国呢？（下）
【美联社东京九月二十四日电】日本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电唱机，这种电唱机不用唱针，而使用激光，因此不会磨损唱片。
人们于第二十六届全日本音响节，首次听到「激光音」。在唱盘上的激光枪，放射激光线到三十公分阔银盘，银盘可以一分钟转一千八百转。
这种唱机的最大特色是：唱盘上的五万四千唱纹，转为电讯，然后才转为声音，从播音器播出。这种新唱机不用唱针，不象原有唱机那样，需要唱针按着唱片运行。
日本音响节主办人远山说：「从音乐爱好者的观点来说，这种新唱机可以使你能够把一张新唱片，永远保持第一次所发出的音质。」（转载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十七日报道：
日本邮电相服部安司上周对报界说，明年夏天，邮电省准备向东京汽车提供无线电话通讯服务。
服部安司说，开始时，邮电省将会接受五万用户申请使用无线电话。
目前，无线电话服务只提供给全国铁路、私营特快火车和商业飞机。
服部安司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同样的电话服务，到一九八○年，日本西部关西区将会推行，为汽车乘客服务。邮电省官员说，他们希望将来在全国建立主要服务站之后，无线电话汽车用户增至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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