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中国现况》今年一、二月份合刊刊登安妮·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工人的首次访华观感》，全文如下：
访问中国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确不同于世界别的国家。这是一个新旧并存的国土：既有巨大的成就，例如，液压抽水站、遥测机器、巨大的灌溉系统、宏伟的建筑、使我们瞠乎其后的教育和娱乐设施；也有许多人居住的拥挤不堪的简陋房屋、许多陈旧的工厂、车间和小作坊，十分拥挤，光线不足，令人憋气。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仍然落后一大截子。但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他们知道将来发展的方向，这些东西在不远的未来就会改观的。
在我访问的三周时间中，许多东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人民群众、那些叫人由衷喜欢的可爱的儿童以及我们到处受到的热烈欢迎。
起初，我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幽默感，我们对他们防范得过份了。随着我们对他们了解的加深，特别是在乘车长途旅行的过程中，我们的译员的幽默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负责我们小组的译员是魏先生。有一天，我们这些坐在他周围的人都咳嗽起来，他说他要告诉饭店的管理人员不要再让我们抽烟喝酒了。我们马上对他说，可别那么做，因为毛主席指示：来访问的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想抽多少烟就抽多少烟，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
我们这个小组的一位活宝接着说：“他说，以前是一支烟，现在应当是一百支烟。”另一位补充说：“钱应当由翻译掏腰包。”魏先生笑着说，他没有见到这样的话，是在哪一卷里？我们回答：“第六卷。”他笑得前仰后合。他知道我们十分清楚只出了五卷。
在一个玉雕厂同一些年轻妇女谈话时，她们对我说，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做到的她们也能做到。我回答说：“往往是做得更好。”这句话引起她们的笑声并鼓掌。她们对我们开的玩笑，很快作出反应，正如她们开的玩笑我们很快作出反应一样。她们知道我们尊敬和钦佩她们的已故领袖，我们是无恶意的，而且的确也没有什么失检的话。她们很会开玩笑，不亚于我们。这当然是轻松愉快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论同个人还是同官方委员会的代表也进行过许多严肃的谈话。
在中国乘公共汽车活动，可是件大事。有一天，我和来自谢菲尔德的一个同伴决定去试、一试。我们拿了一张纸条，译员在上面用中文写了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要去人民市场，有两站路程）和我们所住的饭店名称。公共汽车一来，我们就上去了。我们很容易地认出了终点站，在那里上了路边等着的一辆公共汽车。上车后，坐下来。走了一段路程，我们把条子给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看。乘客们一下子都围过来，议论纷纷，都想看看条子。甚至司机也回过头来，看看为什么这么吵吵嚷嚷。
“我可以帮助你吗？”一位乘客的标准英语使我们吃惊。站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位衣着讲究的高个子中国人。
“你可以讲英语吗？”我们惊讶地问。
“可以，”他说，“你们会说中国话吗？”
“会，”我们骄傲地说，“我们会说‘你好’、‘谢谢’。”啤酒，中国话怎么说，我可忘了。
他笑一笑，跟我们攀谈起来。其余的乘客围拢来，对这场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谈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后来我们被告知，目的地到了。我们下车时，乘客纷纷挥手告别。我们新交的那位朋友也下车，指给我们要去的那个市场。他同我们握手，对我们说，能同两位英国工人交谈感到很高兴，并向我们的家庭和亲友热烈致意。
在公共汽车上、火车上、商店里或者在一些人的家里，同普通人进行了严肃的交谈。人们讲述了解放以前自己家庭的遭遇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也互相开玩笑，笑声不断，正是这样一些情景将使我难以忘怀。还有一些动人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肃穆地等待着进入安放毛主席遗体的纪念堂；我们同到北京瞻仰遗容的一些解放军军人交谈过；火车餐车的服务员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闲聊，欣然接受了我们工会的会章和友谊纪念品。
快要离开中国时，我们在一个渔业公社呆了一整天。我同魏先生漫步在池塘边，观看渔民满网打鱼。夕阳西下，周围一片静谧。我说，我很高兴在中国的农村渡过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他说：“这是你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但愿会是如此。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十八日刊登日本作家陈舜臣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老年人生活见闻》，摘要如下：
去年夏天，我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旅行，观看了很多维族歌午。也看过一些情节简单的短剧。但是，这些剧的格式大体上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发生矛盾，最后由称为白胡子老人的人物出场解决纠纷。老人是极有权威的。
虽然因地区和行业的差别而有不同，中国男职工退休年令多为六十岁。在解放后修建的现代化工厂，通常在厂区附近就有住宅。退休后也离伙伴们不远，因而不感到那么寂寞。
并且，在工厂工作的晚辈们常去拜访，说“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或者以“技术顾问”的身份被请回从前工作的工厂。这种作法，是尊重老年人的经验，但我认为，这在激发老年人，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乐趣方面，仿佛有更为强烈的意义。
六十岁退休，是大概的标准，也有很多人六十岁后继续工作。这是为了让老年人将经过多年实践掌握的技术传授给青年人。
在一九七二年，我曾陪着步履有些艰难的母亲到中国旅行。不论走到哪里，甚至是过路人也称“老太太”而予以帮助。真是无微不至的诚恳相待。然而一到香港，就进入了一个对老年人不太温暖的世界。这使我真正知道了两相对比，截然不同。
不创造一个认为尊敬老年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怎么能解决晚年人的问题呢？在中国也有没有依靠的老年人，也有老人休养院。我没有去参观，但我的妻子去参观了。她对我谈自己的感想说，那里没有寂寞苦闷的人。中国的老年人之所以能够生活得这样好，似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是传统，另一方面这是新社会的新生事物。
【路透社纽约一月二十九日电】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今天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
他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讲话时说：“承认北京可以保证台湾自身的和平与安全。”肯尼迪说，他在最近访问中国期间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北京的领导“坚强有力地控制着政权并且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十日刊登一篇题为《本港大专院校科研动态》的报道，全文如下：
电脑的使用在香港已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一些资本雄厚的银行，设有独立的电脑系统，其总行的主电脑可与其分行的附属电脑联系和沟通，但这些联系和沟通只能在相同类型的电脑中达致。
如果将来电脑的发展能扩展到不同类型以及遥远地区的电脑均能沟通，共同运算和互用资料，那么，将是电脑发展的新纪元。事实上，一些科技先进的国家已经在这个课题上取得一定的成绩，而本港“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也开始致力有关“网络电脑应用”（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的研究。
记者就此访问了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主任、理工学院土木及结构工程学系首席讲师希克森和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设计员李一雄，请他们讲述“网络电脑应用”的研究计划。
“网络电脑应用”是通过不同性质的信息机和电话线来进行的。若研究成功，香港的电脑便可以与美国、英国、中国以至世界各地的电脑互相沟通，充分使用彼此的电脑资源。事实上，此种“网络电脑应用”的研究在一些国家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推展，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已于一九六八年九月开始进行“阿路哈”（ＡＩｏｈａ）计划的研究，是隶属于美国太空研究署高级研究部的“ＡＲＰＡ网络电脑计划”，利用二十多个不同类型的电脑来进行试验，至一九七三年夏季已取得初步成绩。
希克森表示，此“网络电脑应用”若在该中心研究成功，则可以大大提高两所大学及理工学院的工作效率，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三所学院的电脑中心则计划将来分工合作，举例来说，如港大的ＩＣＬ一九○二Ｔ型电脑将集中处理科学性的研究数据，中大的ＩＢＭ三七○型电脑处理行政事务，至于理工的ＰＤＰ一一——七○型则用于教学上，另一台ＩＣＬ一九○四型则用于其他研究工作（如图书馆的图书目录等）。那时，当理工的学生需要进行科学数据研究时，便可以将资料通过电脑中心输送往港大电脑中心演算，演算结果将送返理工，既快捷，又方便。
李一雄先生进一步解释说，网络电脑的发展可分为十三个阶段：（一）确定目标，（二）系统设计，（三）详细规格设计，（四）执行计划，（五）拟订设计过程中所忽略的逻辑性误差，（六）排除在执行过程中所忽略的逻辑性误差，（七）确定运算的有效性，（八）使共同系统的有关部件进行相互作用，（九）将部件结合入工作程序，（十）维持连续性的工作程序，（十一）估计系统的性能，（十二）性能改进，（十三）发展系统以适合不同用户的需要。而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现时只是在“确定目标”的阶段，若望有成，还须进行长时间的研究。
一九七一年，港大和中大设立共同的电脑中心；至一九七五年，理工电脑中心加入组成目前的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设于理工学院内。三所学院各有其独立的电脑，又共同拥有一套大型电脑设备，其中央演算系统设在理工，附属电脑设在港大和中大。若港大、中大进行庞大和繁复的数据研究时，则可以将资料传送至该中心，由中央演算系统演算，然后再将结果传返港大或中大。
该大型电脑的演算步骤是，首先利用打卡机将资料打在电脑卡上，然后经过读卡机，将资料贮入磁盘贮藏单位，要使用时再将磁盘资料输送至中央演算系统，依程序演算，而所得的结果转入磁碟，最后才将结果印出来。另一种方法是以键盘直接打入中央演算系统，无须通过打卡过程。由于港大与中大距离理工学院较远，故此要通过“频率调谐器”（ＭＯＤＥＭ）来帮助传送资料。传送的步骤是首先将电脑符号转为电话符号，经电话线传送，再经“频率调谐器”将符号转为电脑符号。
利用“频率调谐器”让主电脑与其分支电脑联系，传递资料，在港已应用了多年，若“网络电脑应用”研究成功，则可以使本港的电脑应用向前推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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