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二十九日电】欧洲今年一直是在政治暴力（炸弹袭击、绑架、飞机劫持、扣人作为人质、变成游击战的示威）的现象中度过的，而这种现象没有停止的迹象。
意大利远远领先于它的邻国而在一九七七年享有暴力事件最多的不好名声。
出于政治动机的袭击、火烧政党的办公室、袭击党的工作人员——都已成了平常的事情，以至新闻机构对这类事件越来越不大注意。
绑架已成为每天发生的事情，因而这个国家看来越来越不受它们的影响了。
这个国家非正式地承认，今年大约有七十名领导人物被绑架，而在一九七六年“只有五十名”，两年前有六十名。
支付的赎金总共达到了创纪录的五百亿里拉（五千七百五十万美元）。
学生的暴力行动，其中包括右派和左派团体之间的冲突，春季和秋季在罗马、波洛尼亚、米兰和弗洛伦斯达到了最高峰，使得三名学生和三名治安部队成员死亡。
左翼的红色旅组织特别活跃，声称它对“这个制度的代表”——总经理、企业家、工联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发动了约二十次的袭击。
它们的受害者包括《新闻报》副总编卡萨莱尼奥。他因伤势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死亡。
政治暴力行动（虽然在意大利是屡见不鲜的）在一九七七年大大震动了西德。
赤军派绑架和随后杀害西德顾主联合会会长施莱尔和劫持一架西德客机这两个事件，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反恐怖行动特遣队
——边防军第九别动队——的部队救出了扣在摩加迪沙的汉莎航空公司飞机上的人质。
除施莱尔外还有九人死于一九七七年的恐怖分子的行动中，其中包括联邦检查官布巴克和银行家于庞托。
西德当局认为，“恐怖分子的危险”仍然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
他们注意到，在施莱尔被谋杀后联帮警察发动的大规模的追捕杀人犯行动没有取得成就，而相当大的一部分“战利品”——据警察估计大约在七百万马克（三百万美元）左右——仍在赤军派的手中。
巴德尔的阴影已经投射到远离西德的边境。
在法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学生暴乱后的十年，以“无党派分子”著称的新的“忿怒的年青人”在巴德尔身上找到了一种催化剂。
在反核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在罗纳谷的克雷—莫维尔的一个核发电站的所在地发生冲突之后，他们便赢得了“无党派分子”的绰号。
这些“无党派分子”以暴力惩罚为“唯一手段”。他们拒绝传统的政党（即使是最革命的政党）和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他们没有组织起来，但是他们构成了聚集着一九六八年五月暴乱以来形成的各种倾向的派别的一种共同的“拒绝阵线”。
他们在法国极左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这有损于地位巩固的极端主义党派。
除了“无党派分子”的出现以外，法国一九七七年的另一特点，就是炸弹袭击的次数日益增多——总数为五百四十八次，而在一九七六年为四百八十次。
仅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里就有十五起炸弹袭击事件，平均每天两起多。
英国、荷兰和西班牙也都受到暴力浪潮的冲击，尽管程度较小。
长期以来，这三个国家都不得不对付它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或主张自治的压力集团。
英国有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有巴斯克人问题和荷兰有它的南摩鹿加人问题。
在北爱尔兰，今年炸弹袭击事件减少了百分之六十，而尽管有十五名英国士兵被炸死——这是三年来最高的数字。
在西班牙，炸弹袭击和绑架事件同一九七六年大约一样频繁。
南摩鹿加人在荷兰又采取了引人注目的行动，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同时抓人作为人质
——在格罗宁根附近的一列火车上扣了六十五名乘客作人质和在博文斯未尔德扣了一○五名小学生作为人质。
人们预料，在海牙、波恩、罗马和巴黎恐怖行动将进一步增加。
这些地方的当局从写在巴黎地下铁墙上的口号中看到了可怖的反语：“巴德尔没有死，他仍然活着……”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一月六日刊登社论，题目是《善意》，全文如下：
白宫新闻机构曾预先广泛吸引记者们的注意：卡特的巴黎演说将是总统旅行的主要演说之一，甚至是旅行的高潮。然而不得不看到人们的某种失望：美国总统一月四日晚上在国会大厦对民主的赞颂与他表明的雄心是不相称的。这篇毕竟充满善意的讲话，显然犯了过分乐观的错误。
捍卫在西方占优势的各项民主原则是一回事。把这些原则当成万灵药，当成神药，却是另一回事。卡特把影响西方各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巨大作用都缩小了。这些不足之处在讲话谈到“经济挑战”的部分中显得特别明显。当这位总统说，各工业民主国目前正在摆脱经济衰退、将能立即考虑“非通货膨胀性的经济增长”的条件时，我们很难同意他的说法。
当然，看来美国已恢复了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是付出了很大的不平衡的代价的，而这些不平衡却在引起国内外的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尚未弥补，人们怀疑华盛顿一月四日采取的主动行动，是在宣告长期以来所奉行的货币放宽政策结束了。诚然，人们满意地注意到卡特许诺要“避免把我们的经济困难输出到其他富国和穷国”和要“改善开放市场制度”的诺言。但是要很好地看到，如果这些诺言兑现了，它们就会意味着美国政策中发生一个有益的裂口。
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美国总统所作的坚定的“欧洲派的”讲话及它对南北对话的辩护。诚然，这是鼓舞人心的新的讲话，但是，有许多事实（某些事实是新近发生的）促使人们审慎地对待这些讲话。这特别是因为——照卡特的说法——美国总统似乎相信民族利益可以自然协调的，可以奇迹般地恢复这种协调的。可是，唉，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工业民主国家也因严酷的经济和贸易斗争互相对峙着，与这位白宫首脑的说法相反，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也不太可能导致所有有关国家更大的繁荣。
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足以制订良好的政策。在卡特总统喋喋不休地提到的人权问题上，也是这样。并不是应该无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在巴黎大肆吹嘘民主制的优点，却不在德黑兰和利雅得谈这个问题，这是有点徒劳无益的。
得出什么结论呢？理想主义太多了，还是现实主义太多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只能根据今后要采取或不采取的行动来判断这些讲话。
【本刊讯】南斯拉夫《新闻周报》一月一日以《历史的不幸》为题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有时确实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连日来，莫斯科电视广播中增加了一个小时的关于南斯拉夫革命的广播节目，广播一些企图歪曲历史、特别是歪曲我国各个时期历史的报道。
现在，许多杂志和报纸——从苏联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科学、政治和军事）报纸和杂志——又向我们拿出关于历史真相的“新花样”。我们不相信，譬如苏联杂志为自己的刊名加上“现代”这个名词，就可以任意摆弄历史。可是，这家杂志还是没有多大顾忌地这样干了。
最近几个月，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家报纸走得更远，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捷党报《红色权利报》，在纪念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于一九五七年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二十周年时，把这个周年纪念看作是以前政策的继续，说这一政策在后来的各次会议中成功地延续下来。说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柏林会议。军报《人民防线报》进一步散布这种论调，它直言不讳地说，柏林会议不是什么别的，而是“情报局积极作用的新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来继续加强队伍的团结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柏林会议的文件不能同过去的作法有任何历史的联系。在这个文件中，没有给任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保留位置。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理解和解释为“信任和忠于”别人，而不是相信和忠于本国人民并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其他部分相互声援和平等合作。
【本刊讯】民主柬埔寨电台一月三日广播了宾努亲王写给乔森潘主席的信，全文如下：敬爱的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
我们最认真地收听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六时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送的、主席亲自宣读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历史性的重要声明，我们庄严地表示决无保留地完全拥护这项声明。声明向全国人民、革命军和我们在世界上的远近朋友揭露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无视我国人民、共产党和政府寻求各种办法，与远近国家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侵犯的原则下友好地、安宁地相处的努力，几个月来对民主柬埔寨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的侵略行径。
这些野蛮的、残暴的法西斯侵略行径，激起了我们无比的忿怒。因此，我们不仅拥护政府的声明，而且决心与我国全体集体人民和英勇的革命军一道，共同为保卫我国民族和人民的尊严，保卫我们亲爱的民主柬埔寨领土完整作出贡献。
民主柬埔寨万岁！
伟大的柬埔寨共产党万岁！
英勇的柬埔寨革命军万岁！
以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总理为首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万岁！
顺致崇高的敬意。
宾努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金边
【法新社里斯本十二月三十日电】美国驻里斯本大使弗兰克·卡卢奇今天离开这里回国，他已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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