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月刊《情报文摘》十二月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摘要如下：
今年初，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苏联新宪法最后草案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主张设立副主席一职，作为他个人的副手，以达到培养一位未来的集体领导的主席这一特定目的，他的主张被采纳了。可是，当十月初确定这项任命的时候，挑选担任这一职务的却是七十六岁的库兹涅佐夫，他是一位年迈疲惫的忠顺党徒，担任过十二年的副外长。因此，无论加以培养或不培养，显然不会是一位未来的领袖。
苏联集团人士断定，库兹涅佐夫之所以被选中，恰恰是因为政治局不能一致挑选出任何另一个候选人，于是便选择了一位中立无害、在政治上没有前途而且有生之年屈指可数的人物。因此，尽管时光紧迫，现已年迈的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再度拖延下来了。
据这些人士说，既然库兹涅佐夫的任命使勃列日涅夫准备一位接班人的努力已告失败，上述情况便显出了勃列日涅夫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究竟怎样。他既是政治局里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也是党魁，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尽管他施展了许多手法，他一直未能在政治局里建立个人独裁，上述插曲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人士还指出，政治局里的勃列日涅夫的支持者这一次曾催促他强行按照他的意志办事，他们相信，要是摊牌的话，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会得到证明——但勃列日涅夫退让了，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进行考验，对自己的力量没有把握。
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勃列日涅夫这位人物的写照是，当他同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打交道的时候，比他向华盛顿或西欧作姿态，或者谋求对西方的优势的时候，要更加缺乏自信得多，更加谨慎小心得多。
苏联集团人士认为，勃列日涅夫谋求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是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的。从一九六四年他接替赫鲁晓夫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他满足于仅仅充当集体领导里的一位地位较高并且影响最大的成员。但是在政策问题上，他往往发现自己在政治局里处于少数地位，往往不得不迁就对立面多数的意见。也可能是到一九七一年，他变得比较有野心了，谋求个人权力的欲望更大了。
一九七一年，他开始践踏政治局的章法，尤其是通过以各种办法提升他自己强有力的支持者来践踏这种章法。自那时以后，他戏剧性地把军队头目、已故的元帅格列奇科提拔进政治局，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以及葛罗米柯也都成了政治局正式委员。当格列奇科突然死去后，勃列日涅夫设法做到了使他另一位老朋友乌斯季诺夫担任格列奇科留下的职务并同样把他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尽管如此，集体领导的政治局还是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的另外一些候选人，使他在政治局里一旦需要强行通过什么事情的时候，恰好达不到有把握的多数。事实上，勃列日涅夫多半是通过巧妙地玩弄杠杆和平衡手法达到他的目的，但是正如现在这样，他从未感到有充足的信心把任何重要的问题交付政治局表决。
反对派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中的强硬反对派（而且事实上是在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的非勃列日涅夫分子的领导人），一直是党的理论家七十四岁的苏斯洛夫，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苏斯洛夫推荐库兹涅佐夫填补空缺，担任勃列日涅夫的新副手。苏斯洛夫尽管年迈（虽然他只比勃列日涅夫大四岁），通常是深居幕后活动，但是无庸置疑，今天他已是苏联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物，是勃列日涅夫始终不肯与之较量的一个人物。
苏斯洛夫与勃列日涅夫是只有个人之间渊源久长的性格不和以及互不喜欢呢，还是他们之间的你争我抗也涉及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呢，政治局外的人是不得而知的。可以肯定，苏斯洛夫是批评勃列日涅夫的所谓缓和政策的，其理由是，缓和对于建立世界共产主义这件严肃的事业来说是不切题的。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一再为自己辩护而抗拒苏斯洛夫的严厉批评，他提出的论据是，缓和正在产生良好结果，给苏联带来很大好处，而且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解除西方的武装。但是苏斯洛夫仍不信服。
苏斯洛夫同勃列日涅夫一样清楚地知道迫切需要推举一位未来的领导人来接班。况且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年龄合适，且有必要的经验和经历。例如，勃列日涅夫可能挑选的两个人是安德罗波夫（六十二岁）和乌斯季诺夫（六十八岁），后者实质上是一位政治家，尽管他最近同勃列日涅夫本人一起获得了苏联元帅的称号。
苏斯洛夫反对但是，这两个人是苏斯洛夫所不能接受的，苏斯洛夫蔑视克格勃，而且还认为在上层的政治领域让武装力量来施加影响是完全错误的。
苏斯洛夫经常被西方斥之为典型的机关权势分子，但是，从侧面来说明他态度的一个有趣的情况是，他不喜欢而且批评克格勃，实际上对待人权问题要比勃列日涅夫温和得多，而且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比勃列日涅夫深刻得多地看出，苏联集团或者苏联帝国如果要永远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迟早不得不摆脱束缚的共同体。
然而，当前这一切的意义不在于没有为未来作好准备，而在于当西方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卡特总统，同勃列日涅夫打交道时，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个超人，而是一个其自信心比通常人们所想象的要低得多的人。他是一个善于虚张声势的人，但是所有的虚张声势都是可以戳穿的。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九日电】美国农业部今天说，苏联又向美国购买了八十五万一千六百公吨谷物，这些谷物将在明年交货。
官员们说，这笔交易包括二十五万吨小麦和六十万一千六百吨玉米。这些交易是私人出口商报告的。
这些新交易使苏联购买的在一九七七——七八年度交货的小麦和玉米增加到大约六百四十万吨。这个年度是规定苏联每年至少购买六百万吨的一项长期协定执行的第二年。
迄今为止的总数包括四百一十万吨玉米和二百三十万吨小麦。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一日电】一个称做美国农业组织的新团体，从大平原跑进各城市的街道，一心打算切断食品供应，除非它要求提高价格的愿望得到满足。
这个组织周末刚刚在这里和十几个州的首府举行过一长列“拖拉机示威”，希望从十四日开始制止面包、肉类和牛奶源源不断地送上美国消费者的餐桌。
这些农场主说，他们同工厂的工人和矿井的工人同样有罢工的权利。
美国农业组织说，在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农场主应当不再出售谷物、牲畜和其他农产品，这些东西为二亿一千五百万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提供食品。
这个组织还说，它将不向当地的供应商购买农业机器和其他非必需品，希望对美国经济的工商业部分造成困难。农业部长伯格兰过去是明尼苏达州生产小麦的农场主，他支持这次罢工。
伯格兰今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全国见面》的电视节目里说，政府既必须考虑农场主的问题，也必须关心美国农业政策对消费者和进口美国食品的国家的影响。
伯格兰说：“我们认为只保证某些人要求的那种利益不是政府应起的作用。”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十日电】一个由拖拉机组成的长队今天开进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次反对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引人注目的示威。开进华盛顿的拖拉机不到五百辆，但是，参加示威的农场主人数虽然不算多，他们发出的怨言却足以弥补这种状况。
卡特总统（美国最出名的农场主）不在华盛顿，到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的戴维营渡周末去了，他没有看到这次示威活动。
【美联社纽约十二月十日电】成千上万的农场主在至少三十个州举行游行要求提高他们收成的农产品的价格，美国各州议会大厦的广场星期六成了一排排农业车辆的停车场。
佐治亚州的游行是规模最大的，这部分是由于农场主希望赢得本地出生的卡特总统的注意。
警察说，在亚特兰大金顶的州议会大厦附近的街道上挤满了五千到六千台拖拉机。当拖拉机开进城市时，造成了一团柴油烟雾，公路交通也堵塞了。
【路透社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十二月十日电】美国的农场主今天开着拖拉机组成抗议队伍进行游行，愤怒地坚持说，生产食物的开支比市场价格还要高。
他们扬言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罢工——拒绝种植新作物——除非政府在十四日之前同意给予帮助。
卡特总统的妹妹格洛里亚·卡特·斯潘和一万名农场主一起在亚特兰大举行游行，她是和她的丈夫沃尔特一块乘拖拉机到达这里的，沃尔特在总统的家乡普兰斯附近经营了一个农场。
这次游行的一个组织者说，除非农场主们得到政府在农产品价格方面更大的支持，“不然我们将不出售任何东西，我们将什么东西也不买，我们将不增加任何拖拉机”。
【路透社莫斯科十二月九日电】苏联反间谍机构的头目今天拉开了掩盖着这里的反间谍活动的秘密之幕，宣称一个披着使馆人员外衣的美国特务收买了一个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俄国人。
克格勃将军谢苗·茨维贡说，尽管是用秘密信件传递指令并使用“死信信箱”
（“死信”指无法送退的信——本刊注），这个新吸收的特务还是很快被揭露了。莫斯科的一些外国人认为，这个人大概在一九七五年被处决了。
此人名叫Ｖ·Ｇ·加利宁，据政府报纸《消息报》一九七五年二月报道，他曾因向当时身份不明的外国特务泄露国家军事机密而受过审讯。
但是，《消息报》当时根本没有象茨维贡将军今天在《旗帜》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将这一案件同美国人联系起来。因为一九七五年初，莫斯科同华盛顿的关系良好，官方控制的报纸很少抨击美国。
但是，茨维贡将军在他今天发表的文章中毫不犹豫地指名道姓地说，美国大使馆里收买加利宁并和他联系的人是“杜梅因”，显然是指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在使馆任二等秘书的罗伯特·杜梅因。
“杜梅因”曾经“千方百计在苏联人中间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参加间谍活动”。
于是，他认识了加利宁，“这个人有计划地收听资产阶级电台的反苏广播”。
这位克格勃将军说，“杜梅因”找到了加利宁，当时，这个俄国人“不好好工作，违反劳动纪律，道德败坏”。
茨维贡将军又说，杜梅因选中了他，给他的任务是，同军人交朋友，并收集国防情报。他得到了密写设备，并通过“死信箱”交送情报和接受指令。
这位将军又说，但是，这项活动未进行多久，因为加利宁很快就被克格勃揭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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